此词作于元丰二年（1079）三月，为苏轼由徐州调至湖州途中。词中化用李商隐《无题》诗中“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句意，将积郁的愁思注入即事即地的景物之中，抒发了作者对徐州风物人情无限留恋之情，并在离愁别绪中融入了深沉的身世之感。
词的上片以感慨起调，言天涯流落，愁思茫茫，无穷无尽。“天涯流落”，深寓词人的身世之感。苏轼外任多年，类同飘萍，自视亦天涯流落之人。他在徐州仅两年，又调往湖州，南北辗转，这就更增加了他的天涯流落之感。这一句同时也饱含着词人对猝然调离徐州的感慨。“既相逢，却匆匆”两句，转写自己与徐州人士的交往，对邂逅相逢的喜悦，对骤然分别的痛惜，得而复失的哀怨，溢于言表。“携手”两句，写他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最后离开此地时依依惜别的动人一幕。“携手佳人”，借与佳人乍逢又别的感触言离愁。“和泪折残红”，写作者面对落花，睹物伤怀，情思绵绵，辗转不忍离去，同时也是写离徐的时间，启过拍“为问”三句。末三句由残红而想到残春，因问东风尚余几许，感叹纵使春光仍在，而身离徐州，与谁同春。此三句通过写离徐后的孤单，写对徐州的依恋，且笔触一波三折，婉转抑郁。
词的下片即景抒情，继续抒发上片未了之情。过片“隋堤三月水溶溶”，是写词人离徐途中的真景，将浩荡的悲思注入东去的三月隋堤那溶溶春水中。“背归鸿，去吴中”，亦写途中之景，而意极沉痛。春光明媚，鸿雁北归故居，而词人自己却与雁行相反，离开徐州热土，南去吴中湖州。苏轼是把徐州当成了他的故乡，而自叹不如归鸿。“彭城”即徐州城。“清泗与淮通”暗寓作者不忍离徐，而现实偏偏无情，不得不背鸿而去，故于途中频频回顾，直至去程已远，回顾之中，唯见清澈的泗水由西北而东南，向着淮水脉脉流去。看到泗水，触景生情，自然会想到徐州（泗水流经徐州）。歇拍三句，即景抒情，于沉痛之中交织着怅惘的情绪。徐州既相逢难再，因而词人欲托清泗流水把千滴相思之泪寄往徐州，无奈楚江（指泗水）东流，相思难寄，令词人不禁怅然若失。托淮泗以寄泪，情真意厚，且想象丰富，造语精警；而楚江东流，又大有“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意，感情沉痛、怅惘，读之令人肠断。
此词写别恨，采用了化虚为实的艺术手法。作者由分别之地彭城，想到去湖州途中沿泗入淮，向吴中新任所的曲折水路；又由别时之“和泪”，想到别后的“寄泪”。这样，离愁别绪更显深沉、哀婉。结句“流不到，楚江东”，别泪千点因春水溶溶而愈见浩荡，犹如一声绵长的浩叹，久远地回响在读者的心头。
这首《南歌子》所作年代不详，但从抒发国破家亡之恨来看，似为流落江南后所作。
“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以对句作景语起，但非寻常景象，而有深情熔铸其中。“星河转”谓银河转动，一“转”字说明时间流动，而且是颇长的一个跨度；人能关心至此，则其中夜无眠可知。“帘幕垂”言闺房中密帘遮护。帘幕“垂”而已，此中人情事如何，尚未可知。“星河转”而冠以“天上”，是寻常言语，“帘幕垂”表说是“人间”的，却显不同寻常。“天上、人间”对举，就有“人天远隔”的含意，分量顿时沉重起来，似乎其中有沉哀欲诉，词一起笔就先声夺人。此词直述夫妻死别之悲怆，字面上虽似平静无波，内中则暗流汹涌。
前两句蓄势“凉生枕簟泪痕滋”一句。至直泻无余。枕簟生凉，不单是说秋夜天气，而是将孤寂凄苦之情移于物象。“泪痕滋”，所谓“悲从中来，不可断绝”，至此不得不悲哀暂歇，人亦劳瘁。“起解罗衣聊生夜何其”，原本是和衣而卧，到此解衣欲睡。但要睡的时间已经是很晚了，开首的“星河转”已有暗示，这里“聊生夜何其”更明言之。“夜何其”，其（jī），语助辞。“夜何其”出自《诗经·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半）；夜如何其？夜绣（向）晨”，意思是夜深沉已近清晨。“聊生”是自己心下估量，此句状写词人情态。情状已出，心事亦露，词转入下片。
下片直接抒情“翠贴莲蓬小，金销藕叶稀”为过片，接应上片结句“罗衣”，描绘衣上的花绣。因解衣欲睡，看到衣上花绣，又生出一番思绪来，“翠贴”、“金销”皆倒装，是贴翠和销金的两种工艺，即以翠羽贴成莲蓬样，以金线嵌绣莲叶纹。这是贵妇人的衣裳，词人一直带着，穿着。而今重见，夜深寂寞之际，不由想起悠悠往事。“旧时天气旧时衣”，这是一句极寻常的口语，唯有身历沧桑之变者才能领会其中所包含的许多内容，许多感情。“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句的“旧家时”也就是“旧时”。秋凉天气如旧，金翠罗衣如旧，穿这罗衣的人也是由从前生活过来的旧人，只有人的“情怀”不似旧时了！寻常言语，反复诵读，只觉字字悲咽。
以寻常言语入词，是易安词最突出的特点，字字句句锻炼精巧，日常口语和谐入诗。这首词看似平平淡淡，只将一个才女的心思娓娓道来，不惊不怒，却感人至深。
这首诗前十四句极言旅顺港的形势之壮险、战备之精良、军威之雄壮，正是天下无双，固若金汤。最后两句骤然转折，将前文陡然抹倒，金城之固，毁于一旦，于大起大落中寄托了诗人无限的悲愤叹惋。全诗描写生动，语言通俗，格调沉重。全诗十六句，可分为三个层次。
从“海水一泓烟九点”至“龙旗百丈迎风颭”为第一层次，极写旅顺口形势的险要，炮台和大炮的精良、威严，港口布防的坚固。诗人一开始便以一种自豪的激情描写旅顺口的壮险的形势：“海水一汉烟九点。”这里将李贺《梦天》诗“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缩为一句的开头，居高临下，气势不凡。诗人像是引导读者从飞机上俯瞰辽阔的祖国大地。面对着如此壮险的海港，诗人由衷地发出赞叹：“壮哉此地实天险”。诗人选取了炮台、大炮、深、巨舰，龙旗等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着重表现旅顺口形势之险要，装备之精良，防务之坚固。再加上发炮时的雷鸣电闪，港湾里的龙旗招展，写得有声有色，字里行间蕴含着对祖国的热爱和自豪的激情。
第二个层次从“长城万里此为堑”至“万鬼聚谋无此胆”，揭露帝国主义时时妄图掠夺旅顺、入侵中国领土的阴谋。“昂头侧睨视眈眈，伸手欲攫终不敢 ”，诗人以拟人化的手法把海港要塞写成昂首的猛虎，警惕地注视着阴谋入侵的敌人，终于使它们不敢轻举妄动。“谓海可填山易撼，万鬼聚谋无此胆”，这里用昂首的猛虎比中国军民，用“万鬼”比喻帝国主义列强，表现了对自身力量的自信和对敌人的蔑视，爱憎感情鲜明而强烈。而且，“昂头侧脱何耽耽”一句同前面的“炮台屹立如虎阐’相呼应，保持了形象的连贯和完整。
“一朝瓦解成劫灰，闻道敌军蹈背来”为第三层次，诗人以画龙点睛之笔高度概括了旅顺失陷的惨痛历史。谁知诗人引为自豪的如此坚固的要塞，竟然“一朝瓦解成劫灰”，这里面蕴含着诗人无限的哀痛和悲愤。如前所述，日军是从后路攻入旅顺的。诗人并没有重复旅顺失陷的战争过程，而是用“闻道敌军蹈背来”一句委婉含蓄地高度概括，揭示了旅顺港失陷的原因，深含着对应当为这次战争的失败负责的腐败政府和无能将领的不满与谴责，表现了诗人的巨大的哀痛与悲愤。
全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真实地记录了旅顺失守的情景。题为“哀旅顺”，实则表现了诗人对昏庸无能之清政府的愤怒谴责、对迫在眉睫之民族危亡的深切焦虑，同时也蕴含有抵御外悔的爱国情怀。这首诗在艺术上采取史诗般的笔法，站在历史的高度，对甲午海战加以高度概括与真实记录，显示了诗人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其次，全诗以大量篇幅对我、敌双方的形势加以渲染，采用层层铺垫、卒章显志的方法来突出主题。
与柳宗元相比，刘禹锡就荣幸得多。他二人虽同时遭贬，但柳宗元生性沉郁，而刘禹锡则生性达观。柳宗元多病，刘禹锡康健。苏东坡评柳宗元“发纤浓于古简，寄至味于淡泊。”而刘禹锡在此，则还多了一团生机和气。所以柳宗元年仅四十七而逝，刘禹锡则寿高七十余，比白居易略差一点。柳宗元也没有如刘、白二人，得以交圭峰宗密大师这样佛教中的泰山北斗，也不如李翱那样得以结交药山唯俨这样的禅林宗匠。这是刘禹锡在安徽和州当太守时送别圭峰大师时所作的诗，并以此诗作为“介绍信”，介绍给白居易。圭峰大师与刘禹锡、白居易还有一段交往，的确是鲜为人知。
“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忘却言。”这里，刘禹锡盛赞圭峰大师累世修行，得到了极高的智慧。在释迦牟尼佛的众多弟子中，阿难尊者号称“多闻”第一，所有的佛经，都是经他背诵出来的。圭峰大师是华严宗的五祖，对佛教理论在当时是天下独步。同时圭峰大师还是禅宗荷泽宗的第五代祖师。这两重崇高的地位和卓绝的修行，当然堪称“多闻第一”又“忘却言”了。
“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门。”这里“七祖”指六祖大师的弟子荷泽神会禅师。因神会禅师的努力，南禅击败了北禅，确立了六祖的地位，而他也在后来被唐德宗“钦封”为“七祖”。“便门”是方便法门的简称。禅宗讲“教外别传”，对“三乘”教法不那么看重，而注重“直指人心”的方便法门。
“东泛沧江寻古迹，西归紫阁出尘喧。”圭峰大师曾一度离开陕西卢县草堂寺到江南游历。自从隋炀帝开大运河以来，经洛阳汴河，在泗州入淮河，又经淮安、扬州入长江。故舟行极为方便。圭峰大师此行当在刘禹锡任和州刺史的太和（唐文宗年号，827—836）年间。长安到江南称“东泛”，再回长安自然为“西归”了。草堂寺为姚秦时鸠摩罗什大师译经故地，现今仍为中国佛教祖庭之一，地处终南山北麓。
“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经相对翻。”白居易以侍郎身分，居河南府尹，地位极高，信佛之诚，又超过刘禹锡和柳宗元。白居易还与圭峰师叔洛阳神照禅师熟识，圭峰大师在洛阳与白居易相会，想必就更加热闹了。一起谈佛论禅，必然相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