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题即点明悼亡主旨。“近来无限伤心事”,作者一开篇便写出了自己内心的伤感,最近的无数伤心事,都只得埋藏在自己心里,因为无处可以诉说,营造出了一种佳人早已离去,知己只有一人的孤独悲伤氛围。卢氏不但是纳兰的妻子,更是纳兰的红颜知己,纳兰为卢氏所题写的悼亡词数不胜数,可是每一首,他都能够写出情词中的哀婉,他是真的无法割舍对卢氏的一片情深。自然,卢氏是幸运的,她能够与纳兰真心相爱一场,死后,又能够被纳兰如此思念,封建社会里只怕少有女性能够像她这样幸运。但是活下来的纳兰,却是不幸的,他的伤痛,无人诉说。
“谁与话长更”一句,以反问的语气写漫漫长夜,无人与共,词人在傍晚时分就已开始为长夜而烦恼,满心愁怨堆积。“从教分付,绿窗红泪,早雁初莺”。纳兰自然也是知道,自己的思念无济于事,生活还要继续下去,但是纳兰就是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思念,一想到从前,便要忍不住泪如雨下,悲痛欲绝。更抬眼望向窗外,早雁初莺,竟不知美人红泪。此处“红泪”一语双关,既写屋内蜡烛燃烧淌下红泪的实景,又写词人心中臆想多情的美人泣泪,流露出词人孤单落寞、郁郁寡欢的愁情。
下阕“当时”二字领起,词人回忆当年与妻子二人相亲相爱,而今皆为无常断送,生死相离,总辜负了当时的情意绵绵。结尾三句突起,“忽疑君到”一句,词人化用唐人卢仝《有所思》中“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中的诗句,写自己正凝思出神,忽见漆灯的火苗被风吹得摇曳不定,便疑心是爱妻芳魂从泉下归来,于是痴痴地数星等待,与周邦彦《过秦淮》“谁信无聊为伊,才减江淹,情伤荀倩,但明河影下,还看稀星数点”,可谓异曲同工。可以说是情深意远,耐人寻味。
词人对亡妻的痴情,可歌可泣,令人动容。
这首诗写的是游子的褥旅之感。
首联“此路难为别,丹枫似去年。”虽然是暂时停泊,却感到不忍分别,因为岸上火红的枫叶勾起了去年的回忆,年复一年,漂泊依旧,人都会对它感到留恋。游子的思想感情通过今昔的时空差距曲曲表现出来。而“丹枫”这一色彩强烈的景物十分引人注目,“霜叶红于二月花”,多看看它,亦可以聊解客愁。
颔联的丹枫已点明了季节,因而这一联再加重渲染。萧瑟的秋天本来就容易引起悲凉的感情,再加上一个人孤零零地出门在外,举目无亲,只有南归的大雁好似同情旅人的孤寂,暂时停下来相陪伴。“雁落客愁边”,这一句措辞是很妙的。是景语,也是情语。客愁是无形的、抽象的,秋雁则是有形的实物,把具体形象与抽象的感情结合起来,说雁落到了“客愁边”,就使抽象的“客愁”也好像可触可见了,收到生动的艺术效果。
颈联这两句进一步描写孤舟旅泊的所见所闻,展示出一个广阔凄清的背景,烘托出游子的孤单和寂寞。从时间上来说,这一联也进了一层,由白天写到夜晚。霜露满江,月亮似乎也感到寒意,忽听吹角之声越江而来,格外凄厉,船上难眠的旅人不由得吃了一惊,更感到了旅况的凄凉。“江声”即指下联的“吹角”之声传到江中,在寂静的月夜里是震动人心的,故用了个“惊”字。
尾联把诗人的身影突出地刻画出来,孤城在岸上耸立,小船独泊在江边,而船上正站着孤独的游子,面对万里寒江,倾听城中传来的号角声,不禁分外感到天地的寥廓,人生的渺小,前途的渺茫了。他是否由自然的“风烟”联想到人生的风波,是想到了不能团聚的家人呢,还是想起了历史上的风流人物而发思古之幽情,或者想到了别的什么,妙在这一切都没有揭明,而只出现了一个“独立”的人影,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这首诗借景抒情,不事雕琢,造语自然,很有晚唐作品风味。
对石鼓的出土,在韩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今天上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这里“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像鸾凤翔舞,云君来下;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个是蔡邕。后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第二个是王羲之。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如长河直贯而下,波澜老成。诗中又多用响字虚词,铿锵激越,朗吟上口,便觉有一股郁勃之气喷石于字里行间。如果用“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传·韩愈》)的赞语来评价这首歌行,自然会觉得绝非虚誉。
全诗可分为五段。前四句为第一段,接过卢侍御《通塘曲》“通塘好”的话题,总言通塘好,并指出通塘所在。青萝四句写通塘的人物活动。钓翁,都是隐者,鼓棹、渔歌,志趣不一,互不交往,互不相识。
浣纱女郎,足肤鲜白,在清水的映衬之下,格外好看。以上是正面实写。行尽四句为第四段,言通塘可与武陵的桃花源相媲美,甚至超过桃花源。
前二句说通塘湖面碧流幽静,疑是桃花源的溪流;后二句说,桃花源里鸡鸣犬吠的景象甚至比不上通塘之美。这是侧面虚写。“通塘不忍别”等十句写诗人游览通塘的感受。前二句说游通塘不忍离去,徘徊犹豫。
偶逢四句写偶逢佳境而心醉。佳境即:鸟从天来,月出山青,风吹竹响。这些都透露出通塘的“幽”来。长吟四句诗人说自己口诵着卢侍御的佳句,眼望银河,足拨清波,心情无比舒畅,想到梁鸿和其妻孟光当年在会稽过得那么和谐愉快,但也比不上自己游通塘这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