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这是一首别具一格的生活抒情小诗。唐玄宗天宝十载（751）三月，诗人和其他幕僚一道跟随高仙芝来到春光初临的凉州城中。在经历了漫漫瀚海的辛苦旅程之后，诗人蓦然领略了道旁榆钱初绽的春色和亲见老人安然沽酒待客的诱人场面，他怎能不在酒店小住片刻，让醉人的酒香驱散旅途的疲劳，并欣赏这动人的春光呢？
“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这位老人家七十岁了仍然在卖酒，将上千个酒壶和酒瓮摆放在花门楼口。
诗的开头两句纯用白描的手法，从花门楼前酒店落笔，如实写出老翁待客、美酒飘香的情境这可以算得上是盛唐时代千里河西的一幅生动感人的风俗画，字里行间烘托出边塞安定，闾阎不惊的时代气氛，为下文点明“戏问”的诗题做了铺垫。
“道旁榆荚仍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小诗的后两句是说，道路旁的榆荚看起来很像一串串铜钱，我摘下来用它买酒您可卖否？
这两句诗人不是索然寡味的实写付钱买酒的全过程，而是在偶见春色的刹那之间，立即从榆荚形似钱币的外在特征上抓住了动人的诗意，用轻松诙谐的语调问那位当垆沽酒的七旬老翁：“老人家，摘下一串白灿灿的榆钱来买您的美酒，你肯不肯呀？诗人丰富的想象，把生活化成了诗。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盛唐时代人们乐观、开阔的胸襟。
这首诗用口语化的生活语言，写眼前景物，人物音容笑貌，栩栩如生，格调诙谐、幽默，诗人为凉州早春景物所激动，陶醉其中的心情，像一股涓涓细流，回荡在字里行间。和平年代的生活是多么美好，这对于一个军旅诗人来说，更有切身的体会。在写法上，朴素的白描和生动的想象相结合，在虚实相映中显示出既平凡而又亲切的情趣，本诗语言具有既轻灵跳脱又幽默诙谐的魅力。？
该篇采用叙事的手法，正所谓“词宜抒情，或直发胸臆，或假以兴象，而叙事者少见”。所以显得更为奇妙。
上片情语出之于景语，写女子意兴阑珊之貌。首句点明时间是黄昏，正是夕阳西下时分，朱帘斜斜地垂挂在软软的金钩上，一副颇无心情的懒散样子。“倚阑无绪不能愁”是说这位女子倚靠着阑杆，心绪无聊，而又不能控制心中的忧愁。此三句以简洁省净之笔墨描摹了一幅傍晚时分深闺女子倚栏怀远图，为下阕骑马出游做好铺垫。
下片亦刻画了一个小的场景，但同时描绘了一个细节，活灵活现地勾画出这位闺中女子怀春又羞怯的形象。“有个盈盈骑马过”一句，清新可喜，与李清照“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有异曲同工之妙。特别是“盈盈”一词，形容女子，有说不出的熨帖生动。“薄妆浅黛亦风流”一句则凸现了她的风情万种，“薄”、“浅”形容她的容貌，“亦”字说她稍加打扮就很漂亮。末句言，“见人羞涩却回头”。这只是少女一个极细微的，几乎叫人难以察觉的动作，词人却捕捉到了，轻轻一笔，就活灵活现地勾画出闺中女子怀春又娇羞的复杂心情。可以说骑马少女薄妆浅黛羞涩回头的神态，把原本显得低沉的夕阳、小楼、斜挂的朱帘、软垂的金钩及无聊的心绪衬托为一幅情景交融、极具美感的画卷，读来口角生香，有意犹未尽之感。
从标题看，这首诗是记游之作。记游诗可以写景状物，也可以因景生发，别有寄托，内容是不可限止的。如果说唐人的记游诗多强调图形绘影，情寓景中，宋人的记游诗多注重借景生发，述志明理。那么，这首诗则正是符合后一特点的。
“寺里”一联，两句各写一种景观。前一句虚出，后一句实录，构成形象鲜明的对比。但二者所写的对象又是同一的，这样就把花山寺“名”与“实”相离的现状突出了。生活中名实不符的事常有之，但诗人所见所写的情况也实在太刺眼，这就使人读了这两句诗后不能不激动，激动的同时也必然要想：寺名是因为寺里山中有花才得，而眼前却无花可赏，必然会引起人们思索玩味的兴趣，于是，作为一首诗的“发人深思"的艺术目的，也就自然实现了。作者当然是有着自己的答案的。他显然深信命名之谬，寺里和山中本来是确实有花的，之所以“繁英不见草纵横”，是因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花易凋零草易生”，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古原草》），正是有感于它的旺盛的生命力。俗语说：“有心栽花花不发”，也正是对种花不易的真实感叹。无疑，从主观上说，是“栽培剪伐”不“勤力”，助长了草势的疯狂，而且从诗人对这两句次序的安排上看，显然是特别强调人的主观原因的。草本无罪，剪伐不力则是无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诗人在作出这一结论的时候，情感色彩却并不十分强硬，因为诗没有说“为何剪伐不尽力”，而是既讲到对草要“剪伐”，又讲到对花要“栽培”，中间加一个“须"字，就把他对剪伐不力的愤懑，变为必须要剪伐的规劝，因此，惋惜大于愤慨，警告少于劝诫的这种感情色彩，就表明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是遵循着传统的“明劝诫，著升沉”（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和“美刺"的美学思想和原则的。
这是结合诗人具体的经历和思想所作出的思想内容上的理解。但是，由于这首诗毕竟是从自然景观的描写而来，从社会生活的现象而来，所以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又不仅限于社会政治方面。尽管也可以把诗中的“花”理解为贤臣，“草”，理解为奸佞，因而说诗的题旨是对革新除弊的企望。因此，从这方面来看，这首诗就不是一般的政治诗，而是对生活中某一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的具有相当的哲理的醒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