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铸的词语言清新，风格多样，既有哀婉缠绵、典雅工丽，近似晏几道、秦观的一面；也有沉郁挺拔、豪爽峻迈，有如豪放派词人的另一面。这首词无疑属于前者，但又吸取了柳永词长调结构严密、动荡开合、往返交织的特点。但也正由于受到柳词太多的影响，在遣词用语上多少有点粗俗浅露。这首词充满风月脂粉气，借年轻歌女与情人的相恋、幽会和离别相思咏赞了爱情的纯真深挚。
上阕记叙了相恋相会的经过。开篇先交代“玉人”所居的环境是繁华的“临津”地段，雕梁画栋的楼阁挂着珠帘。“托微风彩箫流怨，断肠马上曾闻”，轻风送来她演奏的寄托悠悠情思的琴声，骑马赶路的人闻之肝肠寸断，这说明两人倾心相恋已久。紧接着描写了相见的场面，为下文直接描绘幽会情景蓄势。酒会上人来人往，他们只能暗送秋波，借琴声倾诉相思。从“麝蜡”开始．浓墨重彩地渲染幽会的情景。因嫌“漏短”，所以“更衣不待酒初醺”，写出了两人相欢相合的追不及待。“绣屏”、“枕鸳”、“香气”等显示了幽会环境的雅致，结语用反问突出幽会时的风情万种。这里越是将相会渲染得情浓意浓，下阕所抒发的离愁别绪也越是显得真实可信。
下阕起句即言别离后的痛苦和无聊，舞鞋从此闲置，日日泪湿香笺。“任兰舟”两句是回忆离别时万般无奈和无限依恋的情景。眼看着“兰舟”越行越远，渐渐地帆影模糊了，最终消失在落日的余晖里。“背西曛”既写出了当时极目远送的情景，也暗示了送别者驻足岸边的时间之长。“记取”写人已远走，她只有寄希望于来年，暗自嘱咐他别忘了赴约的佳期。但在此之前，她借口“凤城远”，要求对方先寄赠一枝梅花以慰相思。其实梅开的初春距蔷薇花谢也为时不远，但她却不愿空自等待，才刚刚分手，又焦急地盼望相聚，其愁情深重可想而知。结语是想象相会时她出城相迎的情景。
该词用了许多色彩鲜丽、气味芬芳的词藻，如玉人、画楼、珠箔、彩箫、艳妆、麝蜡、玉莲、绣屏、枕鸳、香气、回廊、翠钗、银笺、兰舟、凤城、青门、芳草等。它们交织组合，形成了这首词秾丽的艺术风格。作者还善于融合前人诗语，以丰富词中的意象。“任兰舟载将离恨”，是化用宋人郑文宝《柳枝词》“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诗意。“蔷薇谢后，佳期应未误行云”，是化用唐人杜牧《留赠》“不用镜前空有泪，蔷薇花谢即归来”诗意。“楚梅香嫩，先寄一枝春”，是化用南朝人陆凯《赠范晔诗》中“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诗意。“只凭芳草，寻访郎君”则是用牛希济词《生查子》中“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语意，以“芳草”代“绿罗裙。”这种熔铸的工夫，使得词的寓情更为深厚，意象更为繁茂。
全词设想巧妙，笔触细腻，将相思之情写得情致深婉，独特之处是写伤别之情缠绵但不哀伤，语工词丽情浓，逼近花间。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