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的上片写与苏轼半年多的相处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及苏轼有恩德于民、深受民众爱戴的情况。下片写饯别宴会上的愁闷情状，和别后不忍独游的原因。此词结构整饬，属对工稳，脉络清晰，文气畅通。
“来时吴会犹残暑，去日武林春已暮。”二句字面上虽然只交待了时间、地点和人物事件，但从我“来时”演绎到君“去日”，已经透写出二人密切的交往和深厚的友情了。紧接着词人便破题点出，“欲知遗爱感人深，洒泪多于江上雨”。思人之至而酒泪，固已深切，以“江上雨”喻泪，尤觉缠绵，泪如雨，只是比喻了泪之多，而江上之雨，更是汇入江流，连绵不绝。因此，以“江上雨”喻泪，不仅形象地表现了流泪之多，还暗示着泪是可以流尽的，内心的思念却可如钱塘江水永远流不尽。并且，这种思念是无法截断的，任何强作宽慰和超脱只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
往事已去，来日方远，还是注目于执盏话别的此时此地，过片笔锋一转“欢情未举眉先聚，别酒多斟君莫诉。”在一片伤离的气氛中，双方都想轻松一下，不要过分悲苦，但是，长亭的氛围毕竟死死地笼罩住词人的心灵，故尔“欢情未举”，又皱起了眉头，陷入那离别的无尽思绪中去了。往日谈笑风生的宴席上，如今是默默对斟，两人都沉浸在依依的别情之中。轻松的谈不出，沉重的不愿谈，“君莫诉”三字便是这种情形的绝妙写照。末二句一笔宕开，代别后设想：“从今宁忍看西湖，抬眼尽成肠断处。”西湖畔的山水楼台，是二位友人时常欢聚的地方，朋友离去，这里再也不会有赏心乐事了。良辰美景，盖为嘉宾而设；物是人非，只能空惹啼痕。昔日欢游的踪迹，遍布于湖边的一草一木，因此哪怕是微小的景致，都会带上特殊的感情。一个“尽”字，既正写了肠断之恨，又暗写了往日的友情之深，不管“抬眼”望何处，都会勾起物是人非的深切思念。
在这首词里，词人从昔日相处，写到今日送别，再写到别后“宁忍看西湖"的心理活动，感情脉络十分清楚。结语更给读者留下了不尽的回味和想象。整首词所表达的别情，确实缠绵曲折，感人至深。
上片赞颂友人马中玉对其父母的孝养之心：四句全部用典。“归心正似三月草”，化用孟郊《游子吟》诗事；“试着莱衣小”，乃选用《列女传》“老莱子孝养二亲”之典；“橘怀几日向翁开”，是用《三国志·吴志·陆绩传》之故事；“怀祖已嗔文度、不归来”，乃化用《晋书·王湛传》事典。这些典故均附含马中玉性情之实际，贴切自然，启人联想，可以窥见词人的学识渊博和才艺出众。
下片则叹息自己的心绪和情感，远不如友人马中玉的热烈积极：“禅心已断人间爱，只有平交在。祖论瓜葛一秤同。”词人在仕途上屡遭挫折，佛家的清静澄明，已浸透了他的心灵，消磨掉了炽热的情感，已不似马中玉这般执著于人间的诸般情爱了。所剩下的，只有平昔之交，不论什么纠葛亲友关系，都一视同仁。平交意指平淡之心。词篇在与友人的对比反差中，突出烘托了马中玉的孝亲个性和形象。末句：“看取灵光新赋、有家风”，又回到用典的艺术方法上，它以后汉王延寿作《灵光殿赋》的才华横溢、卓然出众，再次补充赞美了马中玉的诗书传家风范。
全词叠用事典，引喻譬类，意象复加地塑造了马中玉友人的高尚品格和丰满形象，堪称是词人“以才学为词”的典型之作。引譬用典，可使词章含蓄蕴藉，别造新境，烘云托月，虚实相生；然而，这首词典故过多，也往往形成词意晦涩，阻滞思路，不易霎时领会词旨的缺憾。
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
《葬花吟》是曹雪芹创作的章回小说《红楼梦》女主人公林黛玉所吟诵的一首诗。这首诗在风格上仿效初唐体的歌行体，名为咏花，实则写人。全诗血泪怨怒凝聚，通过丰富而奇特的想象，暗淡而凄清的画面，浓烈而忧伤的情调，展现了黛玉多愁善感的性格、内心的矛盾与痛苦、细微而复杂的心理活动，表达了其在生与死、爱与恨等复杂的斗争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对自身存在焦虑不安的体验和对生命迷茫的情感。将花拟人，以花喻人，把花的命运与人的命运紧相联系，有力地控诉了那些摧残花的自然界和扼杀人的黑暗社会恶势力。明写花，实写人，将人物的遭遇、命运、思想、感情融汇于景与物的描绘之中，创造出内涵丰富、形象鲜明生动的意境，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整首诗是林黛玉生命理念和人生价值的真实写照。全诗抒情淋漓尽致，语言如泣如诉，声声悲音，字字血泪，满篇无一字不是发自肺腑、无一字不是血泪凝成，把林黛玉对身世的遭遇和感叹表现得入木三分。《葬花吟》写出主人公在幻想自由幸福而不可得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愿受辱被污、不甘低头屈服的孤傲不阿的性格。是为其思想价值。
此诗另一价值在于它为后人提供了探索曹雪芹笔下的宝黛悲剧的重要线索。甲戌本上脂砚斋的批语指出：没有看过“宝玉之后文”是无从对此诗加批的；批书人“停笔以待”的也正是与此诗有关的“后文”。所谓“后文”当然是指后半部佚稿冲写黛玉之死的文字。如果这首诗中仅仅一般地以落花象征红颜薄命，那也用不着非待后文不可；只有诗中所写非泛泛之言，而大都与后来黛玉之死情节声切相关时，才有必要强调指出，在看过后面文字以后，应回头来再重新加深对此诗的理解。由此可见，《葬花吟》实际上就是林黛玉自作的“诗谶”。
为落花缝锦囊，为落花埋香冢；还要悲哭，还要作诗。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荒唐”举动，唯有痴情如宝黛者方能理解，也唯有发生在宝黛身上方能为世人所理解。和曹雪芹同时期的富察·明义《题红楼梦》绝句说：“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如。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痼续红丝？”“似谶成真”，这是只有知道了作者所写黛玉之死的情节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以前红学研究者还以为明义未必能如脂砚那样看到小说全书，从此绝句中可以看出，他读到过后半部部分稿子的可能性极大，或者至少也听作者交往的圈子里的人比较详尽地说起过后半部的主要情节。如果说，明义绝句中提到后来的事像“聚如春梦散如烟”、“石归山下无灵气”之类，还可由推测而知的话；那么，写宝玉贫穷的“王孙瘦损骨嶙峋”，和写他因获罪致使他心中的人为他的不幸忧忿而死的“惭愧当年石季伦”等诗句，是再也无从凭想象而得的。
上面所引之诗中的后两句也是如此：明义说，他真希望有起死回生的返魂香，能救活黛玉，让宝、黛两个有情人成为眷属，把已断绝的月下老人所牵的红丝绳再接续起来。可想而知，只要“沉痼”能起，“红丝”也就能续，这与后来续书者想象宝、黛悲剧的原因在于婚姻不自主极为不同。倘若一切都如程伟元、高鹗整理的续书中所写的那样，则贾宝玉已有他属。起黛玉“沉痼”毫无作用。“续红丝”当然不是为了要她做宝二姨娘。
《葬花吟》“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等末了数句，书中几次重复，特意强调，甚至通过写鹦鹉学吟诗也提到。可知红颜老死之日，确在春残花落之时，并非虚词作比。同时，这里说“他年葬侬知是谁”，前面又说“红消香断有谁怜”、“一朝飘泊难寻觅”等等，则黛玉亦如晴雯那样死于十分凄惨寂寞的境况之中可以。那时，并非大家都忙着为宝玉办喜事，因而无暇顾及，恰恰相反，宝玉、凤姐都因避祸流落在外，那正是“家亡莫论亲”、“各自须寻各自门”的日子，诗中“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或含此意。
“三月香巢初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几句，原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怜落花而怨及燕子归去，用意甚难把握贯通。倘作谶语看，就比较明确了。大概春天里宝黛的婚事已基本说定了，即所谓“香巢初垒成”，可是，到了秋天，发生了变故，就像梁间燕子无情地飞去那样，宝玉被迫离家出走了。因而，她悲叹“花魂鸟魂总难留”，幻想着自己能“胁下生双翼”也随之而去。她日夜悲啼，终至于“泪尽证前缘”了。
这样，“花落人亡两不知”，若以“花落”比黛玉，“人亡”（流亡也）说宝玉，正是完全切合的。贾宝玉凡遭所谓“丑祸”，总有别人要随之而倒霉的。先有金钏，后有晴雯，终于轮到了黛玉，所以诗中又有“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双关语可用来剖白和显示气节。“一别秋风又一年”，宝玉在次年秋天回到贾府，但所见怡红院已“红瘦绿稀”（脂评），潇湘馆更是一片“落叶萧萧，寒姻漠漠”（脂评）的凄凉景象，黛玉的闺房和宝玉的绛芸轩一样，只见“蛛丝儿结满雕梁”（脂评谓指宝黛住处），虽然还有薛宝钗在，而且以后还成其“金玉姻缘”，但这不能弥补他“对境悼颦儿”时所产生的巨大精神创痛。“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就是这个意思。这些只是从脂评所提及的线索中可以得到印证的一些细节，所述未必都那么妥当。但此诗与宝黛悲剧情节必定有照应这一点，应不是主观臆断；其实，“似谶成真”的诗还不止于此，黛玉的《代别离·秋窗风雨夕》和《桃花行》也有这种性质。前者仿佛不幸地言中了她后来离别宝玉的情景，后者则又像是她对自己“泪尽夭亡”（脂评）结局的预先写照。
有人说《葬花吟》是从唐寅的两首诗中“脱胎”的（《红楼梦辨》）。诗歌当然是有所继承借鉴的，但不应把文艺创作的“源”和“流”的关系弄颠倒了。说到《葬花吟》在某些遣词造句、意境格调上利用前人之作，实不必到明人的集子中去找。唐初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中“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类为人熟知的诗句也足以借取利用。即如葬花情节，也未必径取唐寅将牡丹花“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事，作者的祖父曹寅的《楝亭诗钞》中也就有“百年孤冢葬桃花”的诗句，也不足以启发他的构思。但这些都是“流”，都仅仅是利用，既不表现诗的主要精神，也决不能代替作者源于现实生活的创造。何况，如前所述，此诗中，作者运笔鬼斧神工之处，完全不在于表面上那些伤春惜花词句的悱恻缠绵。
“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不自知。”黛玉这首抒情诗，实际上也是隐示其命运的谶语。她如一朵馨香娇嫩的花朵，悄悄地开放，又在狂风骤雨中被折磨得枝枯叶败，从世界上悄悄消逝。说这首诗是谶语，是就其整体的思想而言，并不是说每字每句都隐示着黛玉的具体遭遇。
《葬花吟》中消极颓伤的情绪也是极其浓重且不容忽视的。它曾对缺乏分析思考能力的读者起过不良的影响。这种情绪虽然在艺术上完全符合林黛玉这个人物所处的环境地位所形成的思想性格，但毕竟因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有意识借所倾心的人物之口来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而显露了他本身思想的弱点。
其实《葬花吟》不仅仅是黛玉一个人的诗谶，同时也是大观园群芳共同的诗谶。她们尽管未来的具体遭遇各不相同但在“有命无运”这一点上却没有两样，都是在“薄命司”注册的人物。随着贾家的败落，所有的大观园内的女孩儿都要陷于污淖、沟渠之中，都没有好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