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纯写闭门寥落之感。整首诗篇好似一幅形象鲜明、艺术精湛的画卷。读者把它慢慢地打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灞原上空萧森的秋气：撩人愁思的秋风秋雨直到傍晚才停歇下来，在暮霭沉沉的天际，接连不断的雁群自北向南急急飞过。连番的风雨，雁儿们已经耽误了不少行程，好不容易风停雨歇，得赶在天黑之前找到一个宿处。这里用一个“频”字，既表明了雁群之多，又使人联想起雁儿们急于投宿的惶急之状。古人每见雁回，易惹乡思。读者继续打开画卷，景象则由寥廓的天际渐渐地转到地面，转到诗中的主人。只见风雨中片片黄叶从树上飘落下来，而寄居在孤寺中的一个旅客正独对孤灯，默默地出神。“落叶他乡树”这句，很值得玩味。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诗人在他乡看到落叶的情景，不能不有所感触。自己羁留异地，不知何时才能回到故乡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其心情之酸楚，完全渗透在这句诗的字里行间。“寒灯独夜人”，一个“寒”字，一个“独”字，写尽客中凄凉孤独的况味。不难想象：一灯如豆，伴着一个孤寂的身影。夜已深了，寒意重重，在寒气包围中，灯光更显得黯淡无力，而诗人孤独凄苦的心情也随之更进了一层。“寒”与“独”起着相互映衬的作用：由寒灯而显出夜长难捱，因孤独而更感到寒气逼人。
五、六两句让画卷再向下推移，它不仅显示了更大的空间，更细的景物，而且出神入化，展现了诗人的心境。这时夜阑人静，连秋虫都已停止了歌唱，只有露珠滴落在枯叶上的响声，一滴接着一滴，虽很微弱，却很清晰。这句“空园白露滴”用的是以“动”烘托“静”的手法，比写无声的静更能表现环境的寂静，露滴的声音不但没有划破长夜的寂静，反而更使人感到静得可怕。连露滴的声音都可听到，就没有什么比这更寂静的了。下一句“孤壁野僧邻”同样是用烘托的手法。明明要说的是自己孑然一身，孤单无依，却偏说出还有一个邻居，而这个邻居竟是一个绝迹尘世、犹如闲云野鹤的僧人。与这样的野僧为邻，诗人的处境的孤独就显得更加突出了。这两句在写景的同时进一步写出了诗人的心境：秋夜孤房连露滴的声音都可听到，正说明他思潮起伏，长夜无眠；而所与为邻的只有一个野僧，表明他正想到自己已经被抛出世外，不知何日才能结束这种生涯。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诗的最后两句也就与前面的描写自然衔接起来，不显得突兀。
最后两句直接说出诗人的感慨：“寄卧郊扉久，何年致此身？”诗人为了求取官职来到长安，在灞上（又作“霸上”，长安东）已寄居多时，一直没有找到进身之阶，因而这里率直道出了怀才不遇的苦境和进身希望的渺茫。
这首诗写景，都是眼前所见，不假浮词雕饰；写情，重在真情实感，不作无病呻吟。因此，尽管题材并不新鲜，却仍有相当强的艺术感染力。
首句“客心愁日暮”，起调平稳，而包笼颇大。诗人作客他乡，愁思满腹，虽归心似箭，然归期难卜，唯有在江边目断归舟，留连徘徊而已。时已黄昏，烟霭四起，在山间弥漫，将树色吞没。面对如此景象，使人不能不产生“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的慨叹。是以“客心”一句，实使“山烟”一句不呼自来，所谓因情生景是也。但是，诗人眼前虽不得归，归期却未必无望，所以他的内心，也不尽是悲凉。“山烟”一句色调太暗沉，于是“江水映霞晖”，诗意又振起。黄昏的江面，放眼四顾，没有比那翻光倒影、绚烂多彩的晚霞，更引人注意了。这晚霞一及江面，一江流动着的，便似乎不是水，而是万匹锦绣。这一句色调明丽鲜亮，正是诗人心中希望的象征。“独鹤”二句的两两相对，机杼又与上二句相同。独鹤凌空，形单影只，则使人生一身飘泊之悲；双凫出浪，相亲相近，则使人生夫妇相聚、举家团圆的向往。不过，这二句与上二句对比手法虽同，但笔致一阔大、一灵动，其趣亦不相同，而分别可喜可玩。诗最后以离乡千里，天寒无衣，凄然作结，回应到首句，则全诗成一浑然整体矣。
这首诗，写景流丽，言情婉转，不作艳词丽句，能以本色见佳。尤其是其中间四句，对仗精切，音调谐婉，缀句连篇，宛如唐律，是全诗最胜之处。即此一斑，亦可知老杜“苦学阴何”之语，实非虚谈，若何逊之诗，真有可学之处。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这首诗突出反映了李白反权贵精神。诗长、典故多，不太好懂，但要读懂。王十二：是李白的朋友，他有一首《寒夜独酌有怀》的诗赠李白，李白这首诗是答诗，大约写于天宝八载，这已是李白二入长婆以后的事。全诗可分四段：第一段：“昨夜吴中雪一一且须酣畅万古情”。主要写想象中王十二寒夜独自饮酒怀念自己的情景。
“昨夜吴中雪，子猷佳兴发”开头两句用王子猷雪夜访戴逵的典故。据《世说新语》记载，东晋王子猷住在吴地山阴，雪夜乘舟去访问好友戴逵，到了门前却不入而返，说是乘兴而去。到了那里潜发了怀念之情，兴尽而返，何必非要去见戴逵呢？王十二与王子猷同姓，前者寒夜怀友，后者雪夜访友，情境相同。这是用王子猷来比喻王十二，比喻这是一个有着美好兴趣的朋友。他忽然美好兴趣大发，一是看到了美景，一是怀念这位老朋友。这句意是，你像王子猷雪夜访好友戴逵那样想念着我，赠给我热情的诗篇。接下去六句是写王十二寒夜独自喝酒的夜景，环境写得很美。“万里浮云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是说淡淡的云彩从青绿的山峰中飘过，一轮孤单的明月在碧蓝的中天运转。“孤月沧浪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说孤月是那样凄冷，银河是那样清朗，北斗星交错闪烁，金星显得分外明亮。这四句是形容寒夜情况：天上万里无云，不仅有月亮、有天河，而且还有北斗星错落有致、长庚星很亮，这是指天上的愚斗。“怀余对酒夜霜白，玉床金井冰峥蝾。”床指井架栏杆。“玉、金”修饰性说法。这两句说，王十二怀念自己在寒夜里独自喝酒，屋外满地白霜，借着月色可以看到美丽光洁的井架栏杆周围已结下了厚厚的冰层。这段最后两句写作者的感慨。“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飘忽”，非常快、迅速。是说人活在世间，很快就会度过自己有限的—生，姑且以畅饮来寄托万古不灭的情怀吧！这两句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句。
这段属叙事，指出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同时表明李白的态度。之后便是诗人自己抒情了。
“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一—有如东风射马耳。”为第二段：写王十二的操行和在社会上所受的冷遇。抨击宠臣、权贵们斗鸡邀宠，杀戮邀功。“君不见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斗鸡”是盛唐时所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唐玄宗时宫廷内盛行斗鸡，比胜负。由于宫中盛行这种东西，所以在王宫、贵族、达官贵人家里也相当盛行。由于斗鸡能升官发财，有些人就以斗鸡为业，甚至因善驯养斗鸡而能进皇宫取得荣华富贵。唐传奇中有篇《东城老夫传》，写的就是唐玄宗时斗鸡童贾昌的事(后世又出现斗“促织”的情景)。“狸膏”，狐狸油，鸡怕狐狸，斗鸡时用狐狸油涂在鸡的头上，对方鸡一嗅到气味就逃之夭夭。“金距”，指装在鸡爪上的芒刺，用来刺伤对方的鸡。这两句说，你不会学习那些专门钻营斗鸡耍弄小计的人，他们因斗鸡而得宠，气焰嚣张，飞扬跋扈。这是“一不学”。“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哥舒”指哥舒翰，他挎刀横行青海一带，因血洗石堡而晋升高位。哥舒翰唐玄宗时著名将领。天宝八年与土伯族作战，攻打石堡城时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死的人很多，哥舒翰因此而升官。“紫袍”，唐三品官以上的穿紫色袍。民歌有“哥舒夜带刀”。这句说，你不要靠着战争去厮杀而夺取个人的富贵。这是二不能学哥舒翰。以上四句一方面称赞了王十二的操守，一方面讽刺抨击了斗鸡与哥舒翰之辈，并且指责了宠信他们的唐玄宗。李白这样公开指责哥舒翰，认为他牺牲几万人的性命，夺取石堡城；与斗鸡邀宠一样，都是奉承统治者，以换取欢心的卑鄙勾当。这在当时是没有人敢做的。这两个“不能学”，都是用不正当途径来求取个人功名：一个纯粹是供皇上享乐；一个是穷兵黩武，戍边不止。这在李白看来都是不走正道，都是通过邪恶的途径来求取功名，所以不能走这样的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吟诗作赋”，作文。写了千言万语在这世上不值一杯淡淡的清水。世人听说你吟诗作赋，把头就转过去了。前四句写王十二不能取宠皇上，这四句说他连应有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成天关在屋里吟诗作赋，其实写的再多，也不值分文，因为世人根本不理踩他，就像是东风吹马耳，怎么吹也无动于衷。李白借写王十二，写了自己以及其它有志之士大致相同的性格、遭遇。 “鱼目亦笑我——谗言三及慈母惊”为第三段：是揭露黑白不分，贤愚不辨的社会，暗示朝廷的不明，并抒发自己在遭受排挤、迫害的愤闷。
“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明月”，指月明珠。这两句用“鱼目混珠”这一成语，说那些鱼目般的世俗小人来讥笑我，还夸他们的贤能像夜明珠似的在世上是稀有的。“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骅骝”赤色的骏马，比喻贤能。“拳跼”不得伸展的样子。“蹇驴”瘸腿驴，比喻世俗小人。这两句是，在当今世上，良马般的贤能被压抑得不到温饱，而跛驴般的小人却一个个世运亨通。“《折杨》《黄华》合流俗，晋君听琴枉清角”。《折杨》《黄华》是古代流行的两首通俗歌曲。“晋君”，春秋时代的晋文公。“清角”相传皇帝所作歌曲，只能演奏给有才能的人听，《韩非子十过》篇说，晋平公德薄，却强迫师旷为他演奏《清角》，招致了风雨大作，晋国大旱三年。这两句说，像《折杨》、《黄华》一类低级普通的歌曲，合乎世俗之人的胃口；晋平公竟然想欣赏高级、高尚的《清角》其不枉然。像晋君那样的人根本无法理解高尚、高级的乐曲。这里借晋君暗喻玄宗的无德，不任用贤德之士。这话说的比较激烈了。“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由来贱奇璞。”“巴人”，指喜欢唱通俗歌曲的士人，《阳春》，阳春白雪，是高雅歌曲的名字。“奇璞”珍奇的玉璞。“璞”是内藏美玉的石头，这是用和氏献璞之事，讽刺玄宗不识人才。这两句说，世俗之人谁肯去唱和曲调高雅的〈阳春白雪〉，听说楚地从来就不识美玉。到这里李白写了两种情况：一个高尚的人、高尚的品格、高尚的才能，在这世上不被承认、不被肯定、不被理解，而那些低下的、卑贱的、不成其才的小人，反而被承认、被肯定、被容纳。他说这些话时那义愤不平之气相当强烈。所以有的地方等于冷嘲热骂。如“骅骝”两句，好马吃不饱不能有所作为，而那瘸腿驴却春风得意。以上八句侧重写贤愚不分的情事，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以下六句侧重写黑白不分的情事，朋友交道沦丧，毁谤横行，谗毁之风盛行而抒发自己遭谗谏谤的感慨。“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散尽了黄金也不得与世人相交，身为儒生—辈子都被世俗社会所轻视。“一说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苍蝇”比喻谗人，“贝锦”比喻花言巧语。这都是用《诗经》典故，指小人毁谤之声非常喧闹。这两句说，到处都是世俗小人的谗谤声，谈笑间闻之令人失色。“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这—典故出自刘向的《新序·杂事》篇，曾参是孔子的门生，也是有名的孝子。他在郑国时有个同姓的人杀了人，消息传到他母亲的耳朵里，她前两次都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去杀人，于是流言越来越多，最后她竟然信以为真，被吓的连忙扔下手中的织布梭，翻墙逃跑了。这里指谗言可畏。这两句说古代贤人曾参怎么会是杀人犯呢?接连三次的谣言，竟然让最信任他的母亲也受到惊吓。以上集中对世风进行批判，揭露世间贤愚不分，贤者遭诽谤，小人得志猖狂。
“与君论心握君手”—一结尾，为第四段：是表明谢决官场和仕途。
“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君”指王十二。这两句说，握着你的手，说句心里话吧，光荣和耻辱对于我来说又算了什么?“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凤麟”指凤凰，麒麟，古时认为是祥瑞之物，孔子曾为凤鸟不至，麒麟被获而伤感，以为自己是生逢乱世，理想落空；董龙是前秦右仆射董荣(小半龙)以谄媚皇上而得宠，这里指玄宗的宠臣李林甫、杨国忠之流。这两句说孔圣人尚且因生不逢时理想难成而忧伤，何况自己呢?最可恨董龙之辈靠媚上而得宠，真是令人不耻的鸡狗。这句谈的是社会权要人物，下边又把自己的念头转到皇帝那里。“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谐”谐调，“恩疏媒劳”借《楚辞·九歌·湘君》“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媒劳”，引荐我的人是徒劳。把我向朝廷、皇帝引荐的人白费了力气。说自己虽被荐举入都，却渐疏于玄宗。“乖”不顺利。“志多乖”，自己志愿不能实现。这两句说，自己生性高傲苦于和世俗不谐调，身被举荐又不被皇上赏识，使胸怀大志无法实现。“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严陵”严子陵的简称。严子陵青年时与后汉光武帝刘秀是同学，光武帝继位后，他不愿称臣，仍以朋友之礼相见，长揖而不肯下拜。这两句说，当年严子陵既然可以和汉天子平礼相处，我们何必—定要插配佩剑站在玉阶前侍奉皇帝呢？对皇帝虽说的不那么暴怒、十分尖刻，可这话里却委婉表示出对皇帝的不满。那骨子里的傲气，表现得很充分。作者以严子陵自喻，表明无心于朝政，“达也不足贵，穷亦不足悲”，照映了“荣辱于余亦何有”一句，说，自然做官不见得高贵，做不得官也就不值得忧伤了，为什么？“韩信羞将绛灌比，弥衡耻逐屠沽儿”，“韩信”，汉初诸侯王。“绛灌”，汉初淮阴侯周勃和颖阴侯灌婴。刘邦先封韩信为齐王，后又封楚王，有人告韩信谋反，被降为淮阴侯，与周勃、灌婴同爵，韩信不服，羞于灌、绛同列。“祢衡”东汉末人，有人问他与陈长文等人的交往情况，他轻蔑地说，我哪里肯轻意尾随屠沽儿呢？屠沽儿指杀猪、卖酒的人，封建士大夫以为下贱的人。这两句说，韩信因与绛灌同列而感到羞惭，祢衡以追随下贱的人为耻辱。这里李白自比韩信、祢衡，表示不愿与世俗之人同流合污。“君不见李北海，英雄豪气今仍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李北海”指玄宗时北海太守李邕。裴尚书，指曾任刑部尚书的裴敦复。他们都被忌贤妒能的李林甫所杀，作者十分感慨地说：你不见在李林甫的屠刀下，李北海当年杰出的作风和豪爽的气度已荡然无存；裴尚书的土坟上已长满了高高的青蒿和荆棘。作者对李林甫之流迫害贤能进行了愤怒的控诉。同时紧承上两句，欲感到自己不肯同流合污的后果，引出了最后两句对生活道路的选择，“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五湖”指太湖、兆湖、鄱阳湖、青草湖、洞庭湖。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帮助越王打败吴国，退隐五湖。李白用这典故，说明自己无心仕途。“钟鼎”指代高官厚禄。这最后两句表明自己决心说：我早年早有浪迹江湖之意，见到李北海、裴尚书的悲惨遭遇，更加坚定了辞绝宦途的决心。
在这一段里李白从多方面揭示了辞绝宦途的原因，如对荣辱穷达的看法，傲岸不屈的性格，生不逢时，免遭迫害等等，其中核心是对腐败政治的不满，不甘作权贵的奴仆，与他们同流合污。李白的傲岸正是表现对当时权贵的蔑视，他揭露了权贵们肮脏的灵魂和血腥罪行，怒骂他们是鸡狗。诗人这种襟怀磊落，放荡无羁的精神，给这首诗披上一层夺目的光彩。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不过是一篇绘画题记，却写出了文同高明的画论、高超的画技和高尚的画品，写出了作者自己与文同的友谊之深，情感之厚；文章看去好像随笔挥写，却是形散神凝，“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从文与可的画竹理论写起，突兀不凡，生面别开，起首就给人以一种新鲜感；第二段叙述作者和文与可交往中的趣事；最后一段说明写作此文的缘由。这篇散文语言天然本色，朴素清新；全文好似从作者胸中自然流出，滔滔汩汩，毫无滞碍，所用语言不加雕琢，文从字顺，活泼流畅。
文章劈头的一段议论，提出十分精彩的画竹主张。“胸有成竹“的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但议论又不能发挥过多，否则便离开了追怀、悼念逝者的主题。所以下面紧接着指出：“与可之教予如此。“点明被追怀、悼念的《筼筜谷偃竹》的作者文同。是文同这么告诉苏轼的。苏轼也是诗人而兼书画家，他和文同建立了深厚情谊，不只因为是朋友、亲戚，也不只因为彼此的政治倾向一致，还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艺术爱好，他们写文章赠答，用诗歌唱和，而且在画竹方面属于同一流派。文同关于画竹的主张，实际上也是苏轼的主张。苏轼曾在《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古铜叶》诗中描写他在友人家喝酒后作画的过程，同时还在《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中认为写诗要像追赶逃犯那样紧急，迅速把眼前景色描绘下来，略有迟缓，景色一消失，就没法描画了。这如同画竹的“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一样，必须善于捕捉形象，并且及时加以表现。其实绘画作诗，原理本来相同，都讲求形象的气韵生动，而不追求外在体貌的形似。我们以前讲过，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中也指出绘画上注重外形相似，这就等于小孩子一般的见识。如果写诗也这么要求，那么，这个人就一定不懂得诗。画竹的钩勒法，“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就是力求形似，而水墨画法的主张“胸有成竹“，然后—挥而就，则是力求神似，通过竹子的完整形象表现出竹子的神态来。
苏轼很谦虚，他说这些艺术见解是文同告诉他的。而且，苏轼还讲述了实际是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并且提到一般的认识论原理上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是上文“胸有成竹“一段议论的补充与深化，也是一位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各方面都有着极深造诣的艺术家的甘苦之言。苏轼从自己的方面指出由于“不学“而“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那言外之意，还是在肯定文同的艺术理论的同时，进一步肯定其艺术实践的“操之“甚“熟“，因而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文章总是紧扣着追怀、悼念文同这一主旨。所以下面又引用一段旁人赞扬文同的话来加以印证。“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子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的字。
《墨竹赋》是苏辙为文同所画的墨竹而写赠文同的一篇赋。赋中以“客“的口吻，举了两个古代技艺高超的的事例来说明文同的精于画墨竹是表观了他懂得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在这篇《墨竹赋》中，苏辙用庖丁解牛和轮扁斫轮来比喻文同，认为文同具有高超的画竹才能，但画竹只是作为寄托，他实际是了解、掌握了事物规律的人。苏轼引用苏辙这几句话，是把文同画竹的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提到“有道“的高度来认识，而不停留在绘画技巧本身。不过，苏轼还指出：“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因为苏辙不会作画，所以他只能从一般意义上来评论，而苏轼自己也是画家，他除了通过画竹了解文同是“有道“的人以外，还能掌握文同画竹的方法。这里，用“并得其法“一句收结了前面关于画竹的议论。
文章的第一段，高度评价文同的画竹主张和画竹实践。下面由“并得其法“引出文章的第二段，叙写作者与文同关于画竹的书信、诗歌往来的故事，进而高度评价文同的画品、画德，并且归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上来。
文章的第二段开始说的几句是说文同对自己的画竹，开始并不很看重，人有请求，就答应为之作画。其后四面八方拿着绢绸请求作画的人脚踩着脚，越来越多，文同便厌烦了，把绢绸投掷在地，说是用来做袜子，表示极端轻视。文人官僚之间把他这件事当作谈话的资料。苏轼通过求画人的“足相蹑于其门“，写出文同画竹的为人们所喜爱和贵重，又通过文同把缣素“投诸地而骂“，写出文同的不肯自居于画匠，以画竹作世俗应酬，沽名钓誉。文同不肯轻易为人画竹，却同苏轼开玩笑，要人们去找苏轼画竹。这样一来，做袜子的材料绢绸就集中到苏轼那里去了。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文同与苏轼之间关系的亲密，而且说明了苏轼对文同的精于画墨竹确实是“并得其法“的。苏轼略举文同信后附诗的两句，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鹅溪绢，是鹅溪出产的绢绸。鹅溪在四川盐亭县，那里出产的绢绸洁白、均匀、细致，很适宜于作画。扫取，是挥写而成的意思。寒梢，指经冬不凋的长长的竹枝。
这两句诗体现了文同的墨竹画法：竹子是一挥而就的，即“扫取“，画在短短的一段绢绸上，却具有直节云霄之势，所谓“万尺长“。文章至此点山《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两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之间，为了二百五十匹绢绸的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调笑，实际上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谈论着画竹的艺术。“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与“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其精神实质完全一致，都说明了生活与创作的源与流关系，说明了艺术美不同于自然美，说明了诗人画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对现实客观事物所进行的提炼、集中、夸张、渲染。《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就是如此，所谓“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因为提到了筼筜谷，自然需要对这个地方作一交代。但苏轼不是孤立地进行介绍，而是由此又描述了文同的一件趣事、雅事。文同在洋州喜好种植花木，修建园亭，曾就各处景物逐一题咏，写了《守居园池杂题》诗共三十首。苏轼也逐一和了诗，这就是《洋州三十咏》，苏轼诗集作《和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其中第二十四首题为《筼筜谷》，即这里所引的诗，诗中扣着筼筜谷产竹，描写文同爱山爱竹并喜欢吃竹笋。汉川，即指洋州，因洋州在汉水上游。箨，是笋壳。竹子一名龙孙，所以称竹笋为箨龙。渭，指陕西的渭水。《史记·贷殖列传》曾记载“渭川千亩竹“，那里的人因而很富有，相当于“干户侯“。这里借用“渭滨干亩“，来表示洋州盛产竹子。全诗意思是洋州那么多高高的竹子，像蓬草一样遍地都是，斧头逮着竹笋就砍，想来是太守清贫贪馋，把渭水边上千亩竹林都吃进了肚里。这也是开玩笑的话，所以文同打开信封读完这首诗，那时他正和妻子在筼筜谷烧竹笋进晚餐，不由得大笑起来，口中的饭喷了一桌子。这一段简短的描述，十分形象，生动，刻画了文同豁达、爽朗的思想性格，也表现了苏轼同他的亲密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突出了文同的品德。作知州而“清贫“，以竹笋为食，是写其廉洁，携妻子游山，自备晚炊，是写其旷放，而“渭滨千亩在胸中“，则又照应前面的“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议论，以诙谐的笔调，通过文同的趣人趣事、雅人雅事，写出他的画竹理论主张。
文章的第二段写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下面第三段则以交代文章的写作缘由作为全篇的结束。文同于元丰元年（1078）十月被任命为湖州知州，湖州，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县。文同去湖州上任，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日病逝于陈州的宛丘驿。这年七月七日、继文同任湖州知州的苏轼晾晒书画，看到了文同送给他的《筼筜谷偃竹》，感伤故旧不禁痛哭失声。他放下画卷，便写下这篇记念文章。“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曹孟德，即曹操。桥公，指桥玄。曹操年轻时，桥玄对他多有鼓励帮助，后来他们的情谊日益加深，曾约定无论谁死了，活着的人路过墓地而不用鸡酒祭奠，那么车过三步就要闹肚子疼。这不过是说着玩的话，但显示了二人关系的不同寻常。苏轼引用这个典故，来说明他在这篇文章中记述当年与文同的“戏笑之言“，也为的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厚无间“，那么，作者对逝者的追怀之深切、悼念之沉痛也就充分表现出来了。
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