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先讲述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富有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
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历史人物，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之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势磅礴。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增强文章气势的因素之一，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该篇之所以气盛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议论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议论，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余字的篇幅叙述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
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内容丰富，自然觉得它饱满充沛，思路自然而然地跟随着作者的笔锋，因此会显得气“盛”；
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条理清晰，他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读者会不由自主地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作者不中断，读者便不能中断，作者不节外生枝，读者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该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议论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这篇文章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之卷天下”四句，“之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不稀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便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秦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史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其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衬托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过度自信 ，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二段结尾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件都没有。然而，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便止。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毫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有必要的。
第三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与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然而，作者笔锋一转 ，又改从陈涉写起，却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体现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便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积极的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
送友人赴边，这是高适边塞诗中常见题材。本首诗中陈述董判官胸怀良策，仗剑出京，辞亲赴边御敌，诗人祝愿他要经得起边关的雨雪风尘之苦，为保卫边疆贡献计策，奋不顾身。诗人一生常以“万里不惜死”，“临戎觉命轻”的志向鞭策督促自己，随时准备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此诗一扫缠绵之词，立意高远，出语豪迈，具有强烈的献身精神。
首联的诗句突出了友人即将踏上远行的事实。“倚剑”这两个词成为关键词汇，它不仅使“行迈”和“别交情”之情既具悲切又彰显豪壮，还含蓄地传达了友人是从军出征的身份，说明了友人远行离亲之由是因为要守卫边疆。“行迈”之中，已隐隐透露出旅途的漫长遥远；而“别亲”更凸显出内心的留恋之情。然而，“倚剑”这个词语的运用，不仅把这次别离与投身军旅紧密联系起来，同时也赋予了离别远行一种慷慨坚定的氛围。
次联写友人赴边作判官，供职幕府，将军以主人身份盛待才子。这两句承接首联，预言友人此次赴边，可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文才，必受主将的赏识，而得真诚接待。如诗人在《别冯判官》一诗中所写道的：“才子方为客，将军正渴贤，遥知幕府下，书记日翩翩。”董判官以才子之能，投奔渴贤之将军，必以其翩翩之姿，得意于将军幕府。诗人在这里预见友人赴任的情景，流露出对友人的羡慕之情。这不仅是对友人赴边的期许，也是对董判官的赞美和鼓励。
颈联仍承上两句设想友人赴边途中的情景。先“近关”，再“出塞”，紧扣“行迈”，具体写出路途遥远；“多雨雪”，“有风尘”，遥领末句，如实描绘边塞苦寒。可见旅途之苦辛。诗人多次出塞，对边地苦寒有切身体验，曾不止一次在诗中提到。如“关山唯一道，雨雪近三边”（《别冯判官》），如“莫言关塞极，云雪尚漫漫”（《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如“北使径大寒，关山饶苦辛”（《答侯少府》）等等。因而“近关多雨雪，出塞有风尘”两句并非夸张之笔，不过是实写关塞景物，从而逼出诗的结尾两句：“长策须当用，男儿莫顾身”。
尾联勉励友人莫畏艰辛，要经得住雨雪风尘之苦，为保卫边防贡献良策，为祖国立功奋不顾身。莫顾一身，施展长策，立功边陲，是一种先抑后扬的笔法，使诗歌顿生波澜。“男儿莫顾身”是对友人的慰勉，但也反映了诗人自己立功边塞的愿望和为国事献身的精神，以高昂的情调回答开头“行迈”的问题，结束全诗，使作品显得气势流畅，格调雄健，毫无一般送别诗的儿女离别之态。
词的上片描写把者所处风景如画的环境；下片描述志向高远的把者形象，体现出词人不为尘俗功利所缚的恬远心性和通脱怀抱。全词写得空灵隽永，飘逸潇洒。
上片写景，笔意精准利落。“烟雨幂横塘”历来观点认为语出唐诗人杜甫《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辞满告别奉寄薛尚书颂》“烟雨封巫峡”之句；接下去的“谁把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江半”化用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的句意，心中犹生“他年要补天西北”的快意恩仇。动词“幂”衬托出水色天青，横塘潋滟的吴松江水。雾霭浓厚，气势壮阔，使人心静神远，顿生飘飘欲仙之感。
下片一、二句，描写的是把者的服饰和神态。不论是用词，还是意境，都是从杜诗演化来的．下片三、四句，“避俗翁”，指陶渊明，陶为柴桑人，故云．杜甫就明明说过“陶潜避俗翁”（《遣兴五首》其三）．“孤云”，出自陶诗“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咏贫士七首》其一）．杜诗亦云：“百鸟各相命，孤云无自心”（《西阁二首》其一）．杜诗《幽人》又云：“孤云亦群游，神物有所归．”孤云，把士之喻也．幽人，亦把士也．陶诗“孤云”喻贫士，贫士亦把者也．常建《宿王昌龄把居》诗说得最清楚：“清溪深不测，把处惟孤云．”“心共孤云远”，“共”字好，“远”字用得更好，物我一体，把把者高洁的情操和高远的志向生动而形象地表现出来了。
全词折射出把士寄居山林的悠闲生活。仙境高士，洒脱俊逸，不同于其一贯写作的闺情小令，风格清新，朗朗上口，标致隽永。这首词以化用前人诗句取胜，体现了典型的江西诗派词风。
全诗是围绕着缴租展开的。
诗的前四句，交代因遭灾而无力缴租。第一句说，秋雨淹田，颗粒无收；第二句写江洪泛滥，灾难深重重，难以恢复家园；第三句写不得不放弃家园，外出作佣，而佣耕又难以糊口。这样一层意思进逼一层意思，逼出了第四句；“的知无力输租米。”从上面陈述的诸般景况中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无力缴租。对这一事实的坚定叙述，为下面描写纳租者的痛苦，批判官府的横征暴敛创造了前提。天灾与人祸古来是不单行的，而且天灾之年更能见出封建统治者的惨无人道，诗歌的后十句就分两步具体描写了缴租者的悲惨遭遇和凄苦心情。第一步，卖衣完租；第二步，衣服已尽，卖及人口。在写第二步时，诗人并没有粘着于今年，而是从跟前即将被卖的二女儿，联想到去年被卖的大女儿，又推知明年的三女儿。这种连年卖衣卖口的现实，就是对封建剥削的有力揭露。从去年、今年、明年，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的诉说顺序中我们又可以感受到诗人更深刻的言外之意。试想一下，明年卖了三女儿，后来呢？是否还有第四个女儿?诗歌戛然而止，留下一个顺势即可补足的想象空间，这里不难想象这位老农的悲惨结局。而这，也正是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命运。
这首诗内容上的特点就在于揭露的深刻。诗人写出了封建剥削的残酷和农民生活的悲惨，还揭露了在征敛问题上“黄纸放尽白纸催”的丑恶现象，这种现象在宋代是普遍的。租税问题是中唐以来尤其是宋代农村题材诗歌的重要主题，但是，像范成大这样揭露得深刻的诗作不是很多，这是范成大这一类诗歌的思想价值所在。
作为一篇揭露和讽谕的文字，诗人并没有像自居易新乐府“首章标目，卒章显志”那样直接点揭自己的观点，而是采用老农自我诉说的方式展开内容。诗人极力不露声色，在一种平静的、客观的叙述中表现沉痛的揭露。开头四句，用极平静而又是丝毫不容置疑的语气诉述一个确凿的事实，对事实的认定就是对官府的有力指责。第二三两层次更是如此，卖衣卖口的事实就是最深刻的批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平静的叙述中寄寓了反语的讥讽，诗人不渲染缴租的艰难，而是表现完租后的庆幸，把一个痛苦的经历以平静而略带庆幸的语气诉说出来，这是凄彻骨髓，痛入肺腑的表现。这种冷峻的嘲讽在更广泛的背景上揭露了官府催租的残暴。人们宁可忍饥挨冻，宁愿忍痛割爱，也不愿忍受催租的苦难，由此可以想知催租时的种种暴力和农民的诸般惨状。这种把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寓于客观叙述之中的方法使批判具有更沉重的力量，反映了诗人严峻的批判态度。
诗中的叙述语言比较平实朴素，但也时见细致之处。如“病骨虽寒聊免缚”，不经意中交代了老农的疾病。大女、二女同是被卖，写来情况也见不同。虽然哪一个被卖都是惨痛的事，但大女儿年岁大一点，终能体察家境父情，在一诀别之泪后默默地走上了牺牲的路，而二女儿年岁稍小，又有婚约，在生活中多了一份留恋和牵连，只是在父母的驱遣下才接受了被卖的现实。一种况味，两种情样在这些地方，从平淡的叙述之中都可以见出用笔的细致和练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