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登山临江所见到的春晚之景以及遥望京师而引起的故乡之思。全诗十四句,前两句交代离京的原因和路程,领起望乡之意;中六句写景,描绘登山所望见的景色;后六句写情,抒发人生感慨。其中“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是千古传诵的名句。
首二句领起望乡之意,以下六句写景,六句写情。诗人扣住题意,选取富有特征性的景物,将登临所见层次清楚地概括在六句诗里。远远望去,皇宫和贵族第宅飞耸的屋檐高低不齐,在日光照射下清晰可见。只“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两句,便写尽满城的繁华景象和京都的壮丽气派。此处“白日”指傍晚的日光。“丽”字本有“附著”、“明丽”两个意思,这里兼取二义,描绘出飞甍在落日中愈加显得明丽辉煌的情景,可以见出谢朓炼字的功夫。“参差”二字既写京城宫殿楼阙的密集,又使整个画面显得错落有致。“皆可见”三字则暗中传达出诗人神情的专注:既然全城飞甍都历历可见,那么从中辨认自己的旧居当也是一般登高望乡之人的常情。所以这两句虽是写景,却隐含着一个凝目远眺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诗人没有点明在山上流连凝望的时间有多久,但从“白日”变为“余霞”的景色转换中自然就显示出时辰的推移过程。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二句,描写白日西沉,灿烂的余霞铺满天空,犹如一匹散开的锦缎,清澄的大江伸向远方,仿佛一条明净的白绸。这一对比喻不仅色彩对比绚丽悦目,而且“绮”、“练”这两个喻象给人以静止柔软的直觉感受,也与黄昏时平静柔和的情调十分和谐。“静”字一作“净”,亦佳。明人谢榛曾批评“澄”、“净”二字意思重复,想改成“秋江净如练”。另一位诗论家王世贞不以为然,认为江澄之后才谈得上净。清代诗人王士祯也讥讽谢榛说:“何因点窜‘澄江练’?笑杀谈诗谢茂秦!”(《论诗绝句》)其实,如果没有谢榛窜改,这“澄”字的好处还真容易被人忽视。唯其江水澄清,“净”(或“静”)字才有着落,才能与白练的比喻相得益彰。同时,“澄”净的江水还能唤起天上云霞与水中倒影相互辉映的联想。李白在《金陵城西楼月下吟》中引用“澄江静如练”以形容大江沉浸在月光之中的清空透明之感,“澄”字就更有点晴意义。可见“静如练”这一比喻是因为有了“澄”字的衬托,才成功地表现出大江宁静澄澈的境界。“静”与“净”相比,“静”字写境更为传神。唐代徐凝曾用白练来比喻瀑布:“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被王世贞讥为“恶境界”,原因就在用静态的白练来形容飞泻的水瀑,反将活景写呆了。这个例子可以帮助读者从反面体味“静如练”的好处。如果将谢朓这两句诗与谢灵运的“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相比较,可以看出谢朓在景物描写上的飞跃。谢灵运以直叙的手法来说明水天辉映、空明澄澈的景象,意思较实。而谢朓则能够利用恰当的比喻进行形容,使水天相映的景象不但有鲜明悦目的色彩,并能融进主人公对景物情调的感受,表达更为空灵。
如果说“余霞”两句是用大笔晕染江天的景色,那么“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两句则是以细笔点染江洲的佳趣。喧闹的归鸟盖满了江中的小岛,各色野花开遍了芬芳的郊野。群鸟的喧嚷越发衬出傍晚江面的宁静,遍地繁花恰似与满天落霞争美斗艳。鸟儿尚知归来,而人却离乡远去,何况故乡正满目春色如画,直教人流连难舍。
无怪诗人叹息:“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这两句巧用此处字义可作两解的特点,既抒发了将要久客在外的离愁和对旧日欢宴生活的怀念,又写出了诗人已去而复又半途迟留、因怀乡而罢却欢宴的情态。“去矣”、“怀哉”用虚词对仗,造成散文式的感叹语气,增强了声情摇曳的节奏感。
至此登临之意已经写尽,往下似乎无可再写。但诗人却巧妙地跳过一步,由眼前对京城的依恋之情,想到此去之后还乡遥遥无期,泪珠像雪糁般散落在胸前,感情便再起一层波澜。“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则又由自己的离乡之苦,推及一般人的思乡之情:人生有情,终知望乡。长此以往,谁也不能担保黑发不会变白。结尾虽写远忧,而实与开头呼应,仍然归到还望的本意,而诗人的情绪也在抒发人生感慨之时跌落到最低点。
诗人将京邑的黄昏写得如此明丽美好,毫无苍凉暗淡之感,固然是为了渲染他对故乡的热爱,但也与诗中所表现的游宦怀乡之情并无深永的感伤意味有关。全诗结构完整对称,而给人印象最深的则是“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两句。这种情景分咏、名句往往突出于一篇之中的现象是宋齐山水诗还处于早期阶段的共同特点,也与谢朓诗存在着钟嵘所说“篇末多踬”的毛病有关。
谢朓山水诗仍然沿袭谢灵运前半篇写景、后半篇抒情的程式。由于思想感情贫乏,没有远大的理想和志趣,后半篇的抒情大多缺乏健举的风力,加之又“专用赋体”,直陈其意,不像写景那样凝炼形象,更觉意弱而文散。此篇结尾情绪柔弱消沉,便与前面所写的壮丽开阔的景色稍觉不称。但尽管如此,他在景物剪裁方面的功力,以及诗风的清丽和情韵的自然,却标志着山水诗在艺术上的成熟,对唐人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李白每逢胜景,常“恨不能携谢朓惊人诗句来”(《云仙杂记》),“解道澄江静如练”只是这类佳话中的一例而已。
《沈园二首》乃陆游触景生情之作,此时距沈园邂逅唐氏已四十余年,但缱绻之情丝毫未减,反而随岁月之增而加深。
本诗是组诗中的第一首,回忆沈园相逢之事,悲伤之情充溢楮墨之间。
“城上斜阳”,不仅点明傍晚的时间,而且渲染出一种悲凉氛围,作为全诗的背景。斜阳惨淡,给沈园也涂抹上一层悲凉的感情色彩。于此视觉形象之外,又配以“画角哀”的听觉形象,更增悲哀之感。“画角”是一种彩绘的管乐器,古时军中用以警昏晓,其声高亢凄厉。此“哀”字更是诗人悲哀之情外射所致,是当时心境的反映。这一句造成了有声有色的悲境,作为沈园的陪衬。
次句即引出处于悲哀氛围中的“沈园”。诗人于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六十八岁时所写的《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序》曰:“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按:实为三十八年)尝题小词壁间,偶复一到,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诗中并有“坏壁醉题尘漠漠”之句。那时沈园已有很大变化;而现在又过七年,更是面目全非,不仅“三易主”,且池台景物也不复可认。诗人对沈园具有特殊的感情,这是他与唐氏离异后唯一相见之处,也是永诀之所。这里留下了他刹那间的欢喜与永久的悲,《钗头凤·红酥手》这首摧人肝肺之词也题于此。他多么渴望旧事重现,尽管那是悲剧,但毕竟可一睹唐氏芳姿。这当然是幻想,不得已而求其次,他又希望沈园此时的一池一台仍保持当年与唐氏相遇时的情景,以便旧梦重温,借以自慰。但现实太残酷了,今日不仅心上人早已作古,连景物也非复旧观。诗人此刻心境之寥落,可以想见。
但是诗人并不就此作罢,他仍竭力寻找可以引起回忆的景物,于是看到了“桥下春波绿”一如往日,感到似见故人。只是此景引起的不是喜悦而是“伤心”的回忆:“曾是惊鸿照影来”。四十四年前,唐氏恰如曹植《洛神赋》中所描写的“翩若惊鸿”的仙子,飘然降临于春波之上。她是那么婉娈温柔,又是那么凄楚欲绝。离异之后的不期而遇所引起的只是无限“伤心”。诗人赋《钗头凤》,抒写出“东风恶,欢情薄”的愤懑,“泪痕红浥鲛绡透”的悲哀,“错!错!错!”的悔恨。唐氏和词亦发出“世情薄,人情恶”的控诉,“今非昨,病魂常恨千秋索”的哀怨。虽然已过了四十余春秋,而诗人“一怀愁绪”,绵绵不绝,但“玉骨久成泉下土”(《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一切早已无可挽回,那照影惊鸿已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只要此心不死,此“影”将永在心中。
赏花而花已开,诗人常有不逢时之叹,但此诗却加了一个“他日未开”;不管是未开或已谢,总会令人有些感慨。作者从“他日未开今日谢”,引申出“嘉辰长短是参差”的结论,自然能引发读者的共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类此的“参差”之事,实在很多,却也是无可奈何,只有自怨自叹而已。
清代诗人袁枚有一首七绝:“桃花零落杳难寻,人为来迟惜不禁。我道此来迟更好,想花心比见花深。”(《湖上杂诗》)天下事,如能以此种心态处理,也许可以免却许多烦恼。但并非每一个人都能达到这种境界。一个人,在人生历程中,常会遇到此种参差之事,经历得多了,心理状态或有失平衡,于是乎,李商隐一来到樱桃树下,看到并非花芳正结之时,便陡然感到流莺舞蝶都在相欺了,这种心态,倒也是常有的。
李商隐好几首樱桃诗中的樱桃,是诗人嘲讽、讥诮的对象,这首诗中的樱桃,是诗人同情、叹惜的对象。纪昀把李商隐笔下的樱桃当成一个人,认为“集中屡咏樱桃,必有所为,亦可以意为之”。这样的理解,抹煞了这些樱桃诗在意象上的差异,混淆了其主旨。张采田不同意纪昀的意见:“纪氏能以意会,则于玉溪自不至于妄加攻击,但恐未然耳。托意遇合之作,所谓恨遭逢之迟暮也。必非艳情,与《嘲樱桃》诗不同,其座主李回贬湖时之深慨乎?”(《玉溪生年谱会笺》)
以“南来数骑,问征尘”二句起笔,写作者对南方形势的关心,所以碰到从南宋来的人就向他询问消息。但询问的结果,却是“江头风恶”,即形势不好。家铉翁北赴之后,南宋流亡小朝廷继续坚持斗争,这里,作者关心的,可能就是这种反元斗争形势。“耿耿”两句,写出作者(也可能包括陈正言在内)的孤忠与气节。“磨不尽”三字,指耿耿孤忠如磐石一般的坚固,同时也包含了他在北方所受的种种磨难。磨难愈重,他的志向就愈加坚定,作者的精神品质由此可见,但因为作者身在北地,远离祖国,其孤忠不被人知,故云“唯有老天知得”。“短棹”五句,则转入对丙子(1276)之难的回忆。这五句所写乃是南宋临安被破的过程,其惨痛之情状,令作者终身难忘铭心。“短棹浮淮,轻毡渡汉”,是写元军南下。元军渡淮,揭开了亡宋战争的序幕;而元军(元人戴毡笠,故这里以“轻毡”称之)渡汉水,则直接导致了临安的陷落。元军在襄樊战役之后,立即潜兵入汉水,水陆并进,与渡淮元军互相呼应,势如破竹,于是在德祐二年正月,兵临临安城下。“回首觚棱泣”是写作者在北赴途中回望京城宫阙而失声痛哭。“觚棱”,即觚稜,本指殿堂屋角上的瓦脊形状,这里代指宫阙。词中“缄书欲上、惊传天外清跸”,指的是这一历史事件。
“清跸”,指皇帝出行时,清道戒严,这里指宋三宫北迁。事变大而迅速,故加“惊”字。大都、临安相距三千余里,故云“天外”。以上这五句,写事变接踵而起,连用“短棹”、“轻毡”、“回首”、“欲上”、“惊传”等语词,语气急促,有倏忽千里之势,作者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心头的压抑悲怆,历历在目。词的下片写作者被扣留北方后所经受的种种磨难。以及作者慨然面对,毫不动摇的气节风骨。“路人”五句,写作者引苏武自喻。“昔汉家使者”,指苏武,由“路人指示荒台”句看,苏武“曾留行迹”的“荒台”,正在作者眼前。所以,“曾留行迹”,既是写苏武的经历,也是写作者自己遭际。以喻作者与苏武当年处境相同。“我节”两句,是将自与苏武并提并论,苏武持节漠北,最终不改初衷,而作者也同样是“我节君袍雪样明”。家铉翁身处绝域,不变节,不易服,贞如冰雪,故云“雪样明”;其心迹行事,对得起天地,对得起国家和人民,所以说“俯仰都无愧色”。结处“送子”五句,是送别陈正言的话,意思有两层,一是趁您堂上“慈颜未老”,正可回去与家团圆承欢,并享三径馀乐。“三径”,即指隐居故园,是用蒋诩故事。西汉末,王莽专权,兖州刺史蒋诩辞官回归故里,院中辟有三径,只与求仲、羊仲往来。二是表示自己不易其节。这层意思是通过回答故人询问的形式来表现的,一片赤城之心寓于委婉的言辞之中,虽不是表面上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但读来却更令人感慨不已,由衷叹赞。从家铉翁的《则堂集》看,大约凡友朋回南,他送别时总要表达同样的心情。
此词上片虽从眼前现状落笔,但主要还是写对过去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的回忆,多用赋笔的手法,下片则重在抒写自己的心情与气节。在异域之中送别具有同样遭遇的友人回到也同样为自己所朝思暮想的地方,最容易让人激动感伤。同时也激励他人,作者送别友人,只能依旧在北国羁留,心中的愁苦可谓至深。
然而作者却并未伤悲沉沦,而是以此自励,鼓动起感动天地的忠节气概。这种词,是一般送别词所无法比拟。至今读之,依旧觉其中蕴藏着一种坚如磐石的沉稳和不可征服的坚韧力量,不禁为之掩泣,为之勉励。
《大雅·民劳》一诗,朱熹《诗集传》以为“乃同列相戒之词耳,未必专为刺王而发”。严粲《诗缉》也说:“旧说以此诗‘戎虽小子’及《板》诗‘小子’皆指王。小子,非君臣之辞,今不从。二诗皆戒责同僚,故称小子耳。”朱熹等宋代经学家每不从汉儒之说,自立新义,时有创见,但涉及君臣关系问题,却反而比汉儒保守。其实,正如范处义《诗补传》所说:“古者君臣相尔女(汝),本示亲爱。小子,则年少之通称。故周之《颂》《诗》《诰》《命》,皆屡称‘小子’,不以为嫌。是诗及《板》《抑》以厉王为‘小子’,意其及位不久,年尚少,已昏乱如此。故《抑》又谓‘未知臧否’,则其年少可知矣。穆公谓王虽小子,而用事甚广,不可忽也。”朱、严之说实不足为训。
此篇共五章,每章十句,均为标准的四言句,句式整齐,结构谨严。各章互相比较一下,可以发现,第一句皆同,第二句仅末字互相不同,第三句除第三章外余四章皆同,第四句皆不同,第五句皆同,第六句后两字不同,第七句皆同,第八句、第九句皆不同,第十句除第四章、第五章外余三章第一字均为“以”。这样的句式结构,具有明显的重章叠句趋势,本是《国风》中常见的一种基本格式,但在《大雅》中居然也有板有眼地出现,确实令人有些奇怪。不过说怪也没什么好怪,《大雅》虽以赋为主,但它与《国风)在艺术手法上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大雅·凫鹥》《大雅·泂酌》两篇也是复沓式结构。只是《大雅·民劳》一诗篇幅要长得多,五章反覆申说,意味尤为深长,令人咀嚼不尽。
诗一开头,就说人民已经很劳苦了,庶几可以稍稍休息了。接着“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是说要以京畿为重,抚爱国中百姓,使四境得以安定;“无纵诡随,以谨无良”,是说不要受那些奸狡诡诈之徒的欺骗,听信他们的坏话。第二、三、四、五章的“以为民逑”“以绥四国”“俾民忧泄”“国无有残”与“以谨惛怓”“以谨罔极”“以谨丑厉”“以谨缱绻”,也是围绕恤民、保京、防奸、止乱几个方面不惜重言之。至于为什么每章都有“无纵诡随”一句放在“式遏寇虐”一句前面,严粲、钟惺都做过解释。其实,抨击小人蒙蔽君主而作恶,无非是刺国王不明无能的一个障眼法。不便直斥君主,便拿君主周围的小人开刀,自古皆然。确实,有了昏君小人才能作大恶,“极小人之情状”是给周厉王一个镜子让他照照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