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羁旅伤春之作。

　　词的上片极写春日的阳和之景。以“冻水消痕”、“晓风生暖“的四字骈偶句开始，写出早春典型景物：冰雪融消，晨风送暖。骈偶句的运用显现出铺排的效果，再接“春满东郊道”一个单句托住，由水而风而郊野长道，水陆上下遍布浓浓香气。三句中，一“消”、一“生”、一“满”，三个动词显现了变化中的动态。“迟迟淑景”和“烟和露润”又是两个四字短句，却不用对偶，与开篇同中有异，概写春阳的和暖，烟岚的和润，渲染了早春的气氛，再以“偏绕长堤芳草”一句实景作为承接， 长堤一线，芳草染绿，“偏绕”二字表现长堤春草正承受着春阳与烟露的恩泽，万物与造物者融洽为一体。“断鸿”二句，场景从远远的长堤提升至广袤的天空。鸿雁北归又是一个典型的早春之景，天边时隐时现的一点归飞鸿雁的身影，更衬出江天的悠远无尽。“遥山”三句，白远天而至远山，以拟人笔法写早春刚刚染上新绿的远山如美女“淡扫”的“妆眉”，极尽闲雅秀逸之态。结句之“目极”二句说以上所绘早春阳和之景并非词人春游所历，而是他“闲倚危楼”、“目极千里”、“迥眺”之所见。

　　春景如此秀美诱人，词人却无意来游，此中必有缘故。景中所绘“断鸿”这一意象隐隐透露了一点信息。北归的大雁总是排成整齐的雁阵，而词人却偏偏选择一只失群的孤雁，这孤雁为下片所抒情感埋设了一个伏线。

　　过片换头“动几许、伤春怀抱”一语，由“动”字领起，承上启下，上片春景所引动的却是游子的“伤春怀抱”。这一语是全词情感气氛陡然大变的关键词。这关键词与上片的“断鸿”意象幽隐地暗暗相连，“断鸿”正是词人自身形象的喻托。此语中“伤春怀抱”四字亦可作为此词的“词眼”，全词所抒正是词人的“伤春怀抱”。

　　于是以下由“念”、“想”、“追思”引领出自己“伤春怀抱”，逐层铺叙。词人所“念”者乃“何处、留阳偏早”。所谓“何处”，即词人现今所在之处，词人偏说“何处”，化实为虚，正是游子他乡情感的流溢。“韶阳”本是美好的艳阳春色，人所共爱，词人却怪它偏偏来得这样早，正是游子伤春之情使然。词人所“想”者乃“帝里看看，名园芳树，烂漫莺花好”。帝都的春日胜景用墨虽不多，但绚丽多姿，繁华热烈，对比眼前的素雅春色，自是别有一番诱人的风光，它强烈地吸引着沉迷市井生活的柳永。词人所“追思”者乃是“往昔年少”的放浪生活。他由帝都的繁华而追思起年少时的欢乐，那时是日以继日地“把酒”、“听歌”、“买笑”，挥金如土，对比今日的“断雁”情状，自然“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了，“把酒听歌”、“量金买笑”又是两个四字骈偶句，与开篇的一组骈偶句遥相照应，依旧显现着铺排的效果。这种生活尽管不足取法，但对柳永来说，却是他对仕途失意的一种抗衡。而直到他作下此词的时候，仕途仍是蹭蹬，岁月依旧题跎， 却连这种抗衡带来的些许心灵慰藉也不可得了。经过“想”、“念”、“追思”这三层铺叙之后，终于逼出了煞拍之“别后暗负，光阴多少”，嗟叹岁月的流逝，为辜负了青春年华而暗暗心伤。此时此刻，词人内心的失落，痛楚早已盖过了眼前的一片春色。

　　柳永的词惯写羁旅愁情，但多各具面目，并不给人以重复雷同之感。此词以美景引愁情，以往昔的热烈反村眼前的冷寂，在抒情上又以上片深幽的蕴蓄与下片痛快的倾吐形成鲜明比照。

　　1639年（崇祯十二年），侯方域游历南方，后来居留南京，参加复社，与魏党余孽阮大钺进行过斗争。这篇人物小传，是他寓居南京时写就。

　　这篇文章讲述了马伶努力提升自己的表演能力的故事。作者通过张扬马伶其人其事，并将矛头指向顾秉谦，旁敲侧击，来讥讽阮大钺。

　　这篇人物传记把笔墨集中在结果截然相反的两场演出对垒上。第一次马伶对垒中失败，负气出走，到实际生活中去学习，三年后技艺大进，在第二次竞赛中获得成功。作者通过记叙马伶这一件事，显示了马伶好胜、自强的性格特征。

　　文中讲述了马伶为提高自己的表演艺术，不断刻苦学习、努力探索的故事。马伶作为一位有名的演员，在经历一次演出失败之后，他并没有气馁，而是励志奋发，远走几千里，不惜为人奴仆去深入生活，观察人物的言行举止、体验人物的思想感情，终于塑造出了深受观众赞赏的舞台形象。这个故事表明，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家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深入生活，不断地进行学习和探索，闭门造车是不能取得高度成就的。文章选材集中，简繁得当，先叙两次会演，马伶始败终胜，后借马伶答同叙其缘由，颇有章法。

　　上片写词人与老妻泛舟徜徉的野趣。

　　尽管是“一叶扁舟”，上面的设置却颇为清雅。词人卷起画帘，与老妻对坐。一面饮酒清谈，一面观赏着如画江山。“老妻学饮”句，雅兴溢于笔端。不用说，写诗填词，更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了。“人传诗句满江南”一句，既道出了“清谈”的内容，又勾勒出了词人自信自豪的翩翩风度。

　　伴片寓情于景，写归途的欢愉心情。

　　“林伴猿垂窥涤砚”：垂，伴挂、落伴或向伴俯身；窥，是从小孔或缝隙里偷偷地看，或在暗中察看的意思；涤砚，洗砚台。试想：一个或几个调皮的猴子，伴挂或向伴俯身，闪动着诡谲的小眼睛，在偷偷地窥伺着词人洗砚台的动作。这个镜头，很是生动传神，逗人喜爱。“岩前鹿卧看收帆”：靠岸了，收帆了，山岩前的小鹿，安闲地躺在那里，静静地观看着词人的一举一动，表现得饶有兴味。使人感到此情此景，难以言喻，真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接着，词人舍舟登岸，惊起了岸边杜鹃一片“声乱”，激起了船边的一片漩涡“如环”。

　　在这阕词里，词人以归途的三个动作为序：准备回去了，先要洗洗砚台，然后收起风帆，最后舍舟登岸。妙就妙在他没有简单地去描写自己这三个动作，而是用猿、鹿的神态和杜鹃的反应，客观地揭示了词人的内心世界：自信，闲适，意趣潇然。

　　黄庭坚的这首小词，写得活泼、欢快，生活气息浓郁。可以说是人物的心境美和大自然的环境美的天衣无缝的统一。

　　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