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以设问开篇,“马蹄踏踏谁见过?”这话既像是问自己,又像是问别人,表达了女主人公希望和失望相交织的复杂心情:心上人是骑着马儿离去的,至今不见归来,唯有“踏踏”的马蹄声不时回响在耳边,萦绕在心上。接着展示夜不能寐,坐而吟唱的特定时空。“眼看北斗直天河”,这句有双重含义,一指“夜深”,如注家所诠释的;一指时届凉秋。古人有依据星象的变化来确定季节的习惯,所谓“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按北斗星位置的变化来分辨四季,当玉衡、开阳、摇光三星连成的线直指西方的银河时,这片土地便已进入秋天。秋天是自然界由盛而衰的季节,传递秋的信息的是西风和落叶,它们都引发人的伤感之情。况且正值华年,在饱尝别离的痛苦之后,独守深闺空闱之中,长夜漫漫,能不愁肠百结?“铅华笑妾颦青娥”,正是这种愁苦神情的写照。
人的愁苦愈积愈深,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势必要设法排遣。“为君起唱《长相思》”,就是女主人公选择的排解方式。她的歌声是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饱含爱恋,贯串精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连无情的“严霜”也为之动情,竟至掉头而去,不忍卒听。“帘外严霜皆倒飞”,想象奇诡,极富表现力。比起《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来似更进一层,因为“天若”句有比喻词“若”,系或然之辞,而此句表达得如此坚决,就象实际发生的那样,不仅有形体,而且有气势,使难于捉摸的情幻成新奇美妙、可见可感的物象。这就是艺术魅力之所在。
女主人公感情的可贵突出地呈现在一个“长”字上。自朝到暮,从昏到晓,她的心始终伴随着离去者的身影和“踏踏”的马啼,融进一片痴情。她彻夜难眠,长想思,至于长吟唱,抒发着无尽的恋情,直至东方发白,朝霞升起。她是如此的一往情深,忠贞不渝,而对方,“陆郎去矣乘斑骓”,毫无顾恋之意。多情换来薄情,女主人公徒然陷入痛苦的深渊。“陆郎”具体解释诸本不尽相同。徐文长说是陆贾,“贾在南中,倡家竞留之。”暗示女主人公是青楼中人。王琦以《明下童曲》为本,注云“陈孔,谓陈宣、孔范,陆谓陆瑜,皆陈后主狎客。”狎客薄情,司空见惯,王注似与诗的本意相合。
仔细品味,此诗与鲍照、李白的同题作品有明显的区别。后二者属“听歌逐音,因音托意”一类,女主人公不是歌唱者,而是在聆听所爱的歌声之后,为之沉吟久坐,抒发爱慕的情意,属“投桃报李”式的情感交流,带有喜剧性质;此诗中的坐吟、起唱者皆为女主人公,男方则无反应,以多情烘托无情,更具悲剧效果。就体式而言,鲍照和李白的作品有七字句,也有三字句,属杂言体;李贺的这首则全是七言句,类似七言歌行。这些表明李贺创作诗歌不愿受前人的缚束,他的主体意识相当浓烈,力图充分表达自我。袭用旧题系出于表情达意的需要,而非模仿的冲动。善于渲染是李贺诗歌的一大特色。这首诗中就多借景抒情的笔墨,不同寻常的是,景物描写不仅仅用作陪衬而已,常常成为题材的主体部分。例如“为君起唱《长相思》,帘外严霜皆倒飞。”乍看起来前一句是叙事。抒情,后一句是写景。经过仔细体味,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两者都是叙事、抒情、写景的结合体,不过一者常,一者变;一者正,一者奇而已。“帘外”句运思奇诡,却不难体味。用奇诡的物象和境界,表达几乎人人都能体味的情理,正是李贺的特长,也是他的诗歌独具的艺术价值。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这首诗中,诗人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描写了国色牡丹的姿色,形象生动地描写了牡丹花的美,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欢欣之情。该诗清新灵动,诗情中富含画意,为咏花之佳作。
唐诗中以“国色”言花,前未听闻,而至大和年间白居易咏石榴花,李商隐咏牡丹花皆以“国色”称之,而此牡丹诗应为唐以“国色”咏花之先,而成牡丹“国色天香”之名。
前两句分别从视觉嗅觉两种感官写牡丹之美,开篇写牡丹之色。国色朝酣酒,何谓国色,作者不言红,更没有繁复的说何种红,只言醉酒二字,精炼准确的写出牡丹之色,让人直观的感觉到牡丹色泽之美。
而染衣之说则是以文字,用侧面描写衣香道出花香的浓郁。用委婉的表达却更能准确的传达出香的意义,所谓诗味皆指此中意味。“酗酒”、“染衣”这样的遣词,亦使得诗文有种浓烈之色。
丹景春醉容,诗人再一次写到了“醉色”,春日与牡丹相映而红,甚至整个春天都被这颜色染醉了,再次赋予诗作强烈的色彩感,诗中有画意。
最末写晚景,不言天色已晚不舍归去,用拟人的修辞手法,让月亮问什么时候回家,其中天色晚和沉醉的意义都有了,而这些都是为了说明牡丹之美。
这首诗含蓄、典雅,对仗工整,尤其是“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两句成就了牡丹“国色天香”之名,从此“国色天香”就成了人们对牡丹的代称。国色,是说牡丹的品位最典雅庄重,而非单指其花色;天香,是说牡丹的韵味最自然高贵,而非单指其香气。诗人用“国色”将牡丹之美推崇到至高境界,而用“天香”二字赋予牡丹宗教般的圣洁气质。
一腔忠贞而不被体察,满怀抱负而无从得施,这是封建社会中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对于具体的作家而言,当着社会生活的内容有不敢直说、不便明言者时,这种反映往往是曲折、隐晦的。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因此在《离骚》中“上下而求素”,出入于风伯日驭之间,去寻找自己的理想。正是从他开始,中国文学中出现了以游仙的形式来表现政治内容、抒发生活感慨的传统。这一传统,在魏晋时期得到了全面继承,而到了李白手中,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此篇在李白的游仙诗中,不算最出色的,但仍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运用这种形式所取得的成就。
一起两句,开门见山,点出所思对象及其所在地点。据《十洲记》云;“东海之东登岸一万里,东复有碧海,广狭浩汗,与东海等。水既不咸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碧海在东海之东一万里,而仙人又在碧海之东隅,可见其远。碧海之水“甘香味美”,迥别于人间,可见仙人居处的奇异、优美。诗人于仙人不能不萦之于心,而于路途的遥远、凶险亦不能不念念于怀,因而逗出下面数句。
接着诗人列举了四事,说明欲至仙人居处的“碧海之东隅”的凶险程度。首先是气温低寒,其次是海风凶狂。风狂则浪大:“白波连山倒蓬壶”(木华《海赋》:“波如连山。”),更别提还有凶猛的怪物作祟了:“长鲸喷涌不可涉”。由于这层层险阻,诗人痛感无望的悲哀,于是只好“抚心茫茫泪如珠”了。
去既不能,罢亦不忍,“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终竟是意难平。那么,这一份惓惓之情便只有托那神奇的青鸟代为传递了。青鸟是西王母的信使,见《汉武故事》。麻姑是传说中的一位美丽的仙女,见《神仙传》。这里,诗人请青鸟代为向麻姑(即篇首的“仙人”)表示歉意:他不是不想去,实在是去不成。
从李白的生平经历来看这首诗,它的寓意相当明显。可以说,它反映了李白追求美好的理想,虽遭权奸们的诋毁,而始终惓惓情切的真实处境,浓缩了这位伟大诗人一生的遭遇,是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游仙诗看待的。
《有所思》是一个古题,出自汉乐府。用此题者,一般但言男女离思。而李白将其引入游仙,将所思对象改为仙人,并赋予整首诗以深刻的寓意,不能不说是用古题写出了新意,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诗人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