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两句交待自己与苏州的因缘。平平叙事,颇有民歌风味。读来似乎是庆幸自己因王程之便而得游赏吴中佳胜,实际上却是为下文翻出感慨作势。“王程”二字已微露端倪。
“半世三江五湖掉,十年四泊百花洲”。杨万里于1154(绍兴二十年)中进士,初授赣州司户,继调永州零陵萃,以后历任内外官职,奔走于江湖间,到写这首诗时,已经半世(指一个人的半生)之多;十来年间,因主程所经,曾四次泊舟于百花洲畔。这一联用秀朗工整之笔概括了自己的漂泊羁旅的生活,其中含有身世之感,但调子并不沉重,毋宁说还带有一点悠然自赏的意味。从眼前的胜游回顾半世以来的行踪,从眼前的百花洲联想到所历的三江五湖,时间、空间都延伸扩大了。这一联在对仗上句法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多用数目字成对,如“半”对“十”“三”对“四”“五”对“百”;二是上下句的句法并不同(下句的“泊”是动词,与上句的“江”为名词不同,五湖棹与百花洲也有所不同,平仄也不调)。这样一种对仗,表现出诗人的巧思,具有一种轻快流利、拗折错落的美感。
“岸傍杨柳都相识,眼底云山苦见留。”颈联承“四泊百花洲”突出自己对这一带风物的熟悉。明明是诗人认得岸旁杨柳、依恋眼底云山,却故意将景物拟人化,从对面写来,说成是岸旁杨柳都认得自己,眼底云山也依依挽留。这样写,既饶情致,又不落套。诗人对此间风物的深情也更进一层地得到表现,运用移情于物的手法,诗人将主观的情感移到事物上,反过来有用被感染的事物衬托主观情绪,使物我合一,浑然一体。
“莫怨孤舟无定处,此身自是一孤舟。”尾联承“半世三江五湖棹”从眼前泊岸的孤舟兴感,说别再埋怨孤舟漂泊不定,将自己载往三江五湖,要知道,自己原就是一只不系的孤舟。上句先放开一步,下句却透过一层,揭示了事情的底蕴。这个结尾,将“四泊百花洲”所引起的感触与联想凝聚到一点上:身如孤舟,漂泊无定,从而点明了全诗的主旨。
这是一篇祭文。此文表面上是为悼念秦末群雄之一的田横而作,而实际上是作者借历史之酒杯,浇现实之块垒,以古今对比的手法,通过歌颂田横“义高能道士”,借以表达作者对当时统治者不能任用贤明的不满。文章主旨明确,却又写道曲折朦胧,扑朔迷离,而在行文上一气奔纵,淋漓酣畅,具有非同寻常的艺术魅力。
全文第一段实际上是文章的小序,用来过渡。但韩愈常常在小地方作大文章,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韩愈单单凭吊田横,事出有因。田横出生于齐国贵族,兄弟三人相继为王。秦汉之际,田横兵败携五百人逃至海岛。汉高祖刘邦以“大则王,小则侯”劝其归附。田横却在未见刘邦之前自杀。刘邦感叹而厚葬田横,随后田横手下两人也自杀。海岛上五百人获悉田横及手下二志士皆死,全部集体自杀。史称田横“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韩愈过田横墓以“能道士”为表象,以“义高”的意蕴,展开文思,借历史的酒杯,浇现实之块垒,借田横的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这第一段是为下文运气、蓄势。
祭文真正开始是在第二段,形式为韵文。“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有劈空而来、声势夺人之概。旷,空可以引申为超越。超越百世而相感,是“心有灵犀”,显示了强大的道德力量,有千钧之力。而饶有兴味的是,这“事有旷百世而相感”一句所聚集起来的能量,又用“余不自知其何心”释放,故作腾挪。其实,产生“旷百世而相感”的韩愈其心非常明确,就是第一段中的“感横义高能道士”。这里的“余不自知其何心”,盖有难言之隐衷。因而曲折隐约,扑朔迷离。“非今世之所稀,孰为使余欷歔而不可禁”,又扳回一笔。“今世之所稀”和“欷歔而不可禁”都暗中紧扣“义高能道士”之事而言。行文中不出现此等字面,是故作隐约朦胧。“余既博观乎天下”以下四句,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余既博观”二句,承上文“今世之所稀”生发;“死者不能复生”二句,继上文“使余欷歔而不可禁”深入,层层逼近,部署谨严。统观天下,无田横之高义,亦无田横之重士,道尽心中不平之气,骂尽当时的权贵;田横死而不能复生,自叹无人可归以从,道尽心中愤懑之情,骂尽世上庸俗之人。以上八句,两换其韵,行文跳动闪烁,似承而折,若断若续,文心锦绣,姿态横生。
但是,由田横而感发的当时政坛无义、不能道士必须进一步阐明,因为田横“义高能道士”毕竟以失败告终,于是韩愈又从田横的失败着笔,说“当秦氏之败乱,道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扰扰,而不能脱夫子於剑铓”,以退为进,将田横的历史以极简括的语言表达出来。首先表明田横的失败与道士无关,以孔门多士而孔子一生却道不行于列国为例,确认田横所道之士皆贤,而田横失败,惟归之于天命。但是韩愈以“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两句,力挽山河,否定天命。而否定天命论,就是承认“义高能道士”的正确性,而肯定了田横的“义高能道士”的正确性,就是针砭当时执政者不能做到“义高能道士”。因此与其说此文是哀悼田横,还不如说是慨叹作者自己的怀才不遇。不过,他并不因此悲观绝望,他说“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表明他对自己的未来有着道义上的自信。文章正面表态,反面一枪,正正反反,妙处横生。
当然,这是一篇祭文,最后道回到对田横的悼念上来:“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陈辞而荐酒,魂仿佛而来享。”韩愈不仅在精神上感到田横的存在和道德的力量,而且表示了他的极大虔诚。对田横的虔诚,正是对今世的怒视。以上十四句一韵到底,虽意蕴上腾挪擒纵,曲折多姿,但在行文上一气奔纵,淋漓酣畅,与前一层次有明显的不同。韩愈为文,变化莫测,此文也是一个佳例。
词作起势不凡,以钱塘江潮喻人世的聚散分合,充分地表现了词人的豪情。首二句写江潮“有情”而来,却终“无情”而归,似有情而实无情。“几度斜晖”的发问,又写出天上阳光的无情。地上潮水无情而归,天上夕阳无情而下,则是天地无情,万物无情。“俯仰昔人非”写人世转瞬万变,如同梦幻,这又是社会人生的无情。对此无情的人生,词人的态度却很乐观,“不用思量今古”,不必替古人伤心,也不必为现实忧虑,因而他能超脱时俗,“白首忘机”。这种达观的思想,在苏轼词中表现得极为普遍,而在这首词中则更明显,词人俯仰天地,纵览古今,得出的结论“一切无情”。因此,他的“忘机”,就带有深刻的了悟性。
下阕写词人与参寥的友情。词人看穿了古今万物,无意去名利场上角逐,但他并没有完全忘世,更没有忘情,他对生活的爱是执著强烈的,他对友情是非常珍视的。回想起在西湖与参寥子和诗饮酒、饱览春山美景、谈禅说理、流连忘返的日日夜夜,词人不禁从内心深处对这位友人以知己许之——“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以“诗人”称参寥,正反映出二人志趣的投合。苏轼才高学富,一般是不轻易许人的,但对参寥的诗,曾不止一次地赞赏。如参寥的诗句“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东风上下狂”、“风薄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等,都是为苏轼所激赏的。在诗歌创作上的共同兴趣,是二人友谊的一个重要基础。
“约他年、东还海道”以下五句,表现了词人归隐之志的坚定,进一步写二人的友情。据《晋书·谢安传》记载,谢安东山再起后,时时不忘归隐,但终究还是病死于西州门,未能实现其归隐的“雅志”。羊昙素为谢安所重,谢安死后,他有一次醉中无意走过西州门,觉而大哭而去。词人当时被召还,且被委以显官,但他“白首忘机”,志在归隐,因此,安慰友人,说“我一定不会像谢安一样雅志相违,使老朋友恸哭于西州门下”。说“愿”,说“不应”,全从自我的感情落笔,正表现了两人情谊的深切。 这首词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平淡的文字抒写深厚的情意,而气势雄放,意境浑然。“从至情中流出”道出了这首词的特色。由于词人与参寥有着共同的志趣,由于参寥品德的高尚,他们的友谊是十分真挚的。词人所抒之情发自内心,这种真挚的感情并不因文字的平淡而失去其深沉、雄厚之力。这是“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的一种艺术境界,它看似容易,实际上只有少数作家才能达到。元好问说苏轼词“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元好问《新轩乐府引》)。
此外,词中抒写出世的高想,表现人生空漠之感,却以豪迈的气势出之,使人惟觉其气象峥嵘,而毫无颓唐、消极之感。词人强调达观和“忘机”,使人感到的却是他对友情的无比珍重。苏轼达观中充满豪气,向往出世又执著于友情的个性,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