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写主人公凭栏远眺的感受,引出离别相思之苦,下片用一系列离别相思的典故,使离愁别绪进一步深化。全词以写意为主,全凭涵咏的意境取胜。
词从凭栏写入。“春”字点出季节,“独”字说明孤身一人。当春独立,人之了无意绪可知。“栏干十二”,着一“凭”字,表示凭遍了十二栏干。李清照词:“倚遍栏干,只是无情绪。”(《点绛唇》)辛弃疾词:“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倚遍”、“拍遍”,都是一种动作性的描绘。这里说栏干十二,一一凭遍,说明词中人物凭眺之久长、心情之焦切。这一句不只点出了时、地、人,还写了人物的处境、动作和情态。
“晴碧远连云”承上句凭栏所见,以“晴碧”着色,正面咏草。江淹《别赋》云:“春草碧色”。晴则色明。“远连云”,是说芳草延伸,至目尽处与天相接。杜牧《江上偶见绝句》:“草色连云人去住。”可见此景确实关乎别情。
写景如画,亦有点染之法,即先点出中心物象,然后就其上下左右着意渲染之。“晴碧”句是“点”, “ 千里”两句为“染”。“千里万里”承“远连云”,从广阔的空间上加以渲染,极言春草的绵延无垠。 “二月三月”应首句一个“春”字,从“草长”的时间上加以渲染,极言春草滋生之盛。
“行色苦愁人”句将人、景绾合,结出不胜离别之苦的词旨,并开启了下片的抒情。“行色”总括 “ 晴碧”三句,即指芳草连天之景这一远行的象征。这种景象在伤离的愁人眼中看出,倍赠苦痛,因为引起了对远人的思念。
下片先用典来咏物抒情。
“谢家池上”,指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名句“池塘生春草”。这首诗是诗人有感于时序更迭、阳春初临而发,故曰“吟魄”。 “江淹浦畔”,指江淹作《别赋》描摹各种类型的离别情态,其中直接写到春草的有“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因为赋中又有“知离梦之踯躅,意别魂之飞扬”,所以欧词中出现“江淹浦”与“离魂”字面。
接着“那堪”一句用景色的变换,将此种不堪离愁之苦的感情再翻进一层。“疏雨滴黄昏”,则是黄昏时分的雨中之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人知和靖《点绛唇》、圣俞《苏幕遮》、永叔《少年游》三阕为咏春草绝调结拍“更特地忆王孙”, “更”与“那堪”呼应,由景入情,文意连贯而下。
“忆王孙”本自“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至此,确知词之主人公是思妇无疑。她于当春之际,独上翠楼,无论艳阳晴空,还是疏雨黄昏,她总是别情依依,离梦缠绕。宋词之由婉约到豪放,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欧公乃是这一过程中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这一点,在此词中有集中体现。从艺术上看,此词境界辽远阔大,语言质朴清新,与一般描写离别相思之苦的婉约词已有所区别。
黄仲则于乾隆34年(1769)冬天到达湖南。他凭吊了汨罗江畔屈原、贾谊的祠堂,登临衡山,观赏了南岳风光。名胜古迹,振奋了诗人雄奇的意气,也引发诗人无限慨叹。虽然谒见了湖南观察使王太岳,但并未找到安身之地。终于在第二年春末夏初,怀着忧伤心情,“浮洞庭,由大江以归”。即将离开湖南时,面对浩浩洞庭,诗人写下了这首词。
洞庭湖烟波浩渺,水天相接。正如诗人在《洞庭行赠别王大归包山》中所云:“洞庭一泻八百里,浮云贴天天浸水。”词限于句式,仅用“湖天阔”三字,概括了这种境界。“清湘望断三更月”,诗人极目回望经过的湘水,依依不舍。“三更月”,言凝望之久,清凉的月光也给人凄凉之感。“猿声是泪,鹃声是血”,形容伤感之极。《水经注·江水》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名句,从此猿鸣与眼泪结下了不解之缘。《华阳国志》谓蜀帝杜宇化为杜鹃,声声哀鸣,乃至流血。白居易《琶琶行》把两者合而为一:“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猿声鹃声,血泪和流,是古代文学表示悲伤的典型事物。上片泛写伤感,下片月明离愁。
“清湘望断”,在久久的凝视中,浮现出湘水女神的形象。屈原《远游》云:“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湘灵鼓瑟成了人们神往的情景。唐代诗人钱起《省试湘灵鼓瑟》,对此作过描摹,其著名的结句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里的“曲终数月烟鬟没”,略作变化,曲终人杳,神女隐于湘水之中。烟鬟,指妇女鬓发,借指神女,喻其风神。“数月”,影影绰绰,不甚分明的样子,托出神妙气氛。湘水女神相传是大舜妻子娥皇、女英两姊妹。舜南巡不返,葬于苍梧之野,娥皇、女英思念不止,泪下沾竹,成为斑竹(见任昉《述异记》)。因此,“此间自古离愁窟”,娥皇姊妹与舜的生离死别成为千古悲剧,现在尚有“几丛斑竹,临江犹活”可证。用一个“活”字说明它曾惹起古今多少黯然销魂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