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歌的起句平平，对“佳人”的夸赞开门见山，一无渲染铺垫。但其意蕴，却非同凡俗。南国秀丽，其佳人多杏目柳腰、清艳妩媚；北国苍莽，其仕女多雪肤冰姿、妆淡情深。此歌以“北方”二字领起，开笔就给所歌佳人，带来了一种与南方迥异的晶莹素洁的风神。北方的佳人何止千万，而此歌所瞩意的，则是万千佳人中“绝世独立”的一人而已，“绝世”夸其姿容出落之美，简直是并世无双；“独立”状其幽静娴雅之性，更见得超俗而出众。不仅如此，“绝世而独立”还隐隐透露出，这位佳人不屑与众女为伍，无人知已而独立栏杆的的淡淡哀愁－那就不仅是超世脱俗，而且更楚楚可怜了。这就是平中孕奇，只开篇两句，恐怕就令武帝企足引领，生出对佳人的心向神往之情了。

　　北方佳人既如此脱俗可爱，当其顾盼之间，又该有怎样美好的风姿呢？要表现这一点，就不太容易了。然而，这位富于才情的音乐家，却出人意外地唱出了“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奇句－她只要对守卫城垣的士卒瞧上一眼，便可令士卒弃械、墙垣失守；倘若再对驾临天下的人君“秋波那么一转”，亡国灭宗的灾祸，可就要降临其身了！表现佳人的顾盼之美，竟然发为令人生畏的“倾城”、“倾国”之语，真是匪夷所思！但如果不是这样夸张，又何以显出这位佳人惊世骇俗的美好风姿？而正因为这风姿美得令人生畏，才更让人心驰神往、倍加牵怀。如果美好的事物都那么可近而易得，恐怕就没有这样摄人心魄的吸引力了。这就是“不可畏也？伊可怀也”的人生哲理。

　　此歌的结尾也耐人咀嚼。上文对佳人的美好作了极度的夸张，结尾则突然一转，化为深切的惋惜之语：“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美好的佳人，常常给人君带来“倾城”“倾国”的灾难。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见得还少吗？这似乎是要告诫人君，记取倾城、倾国的古鉴，不可为“佳人”所误。但接着一句则又紧摄一层？纵然是倾城、倾国，也别失去获得佳人的良机－美好的佳人，毕竟是世所难逢、不可再得的呵！这二句故作取舍两难之语，实有“欲擒故纵”之妙：愈是强调佳人之不可近，便愈见其美；而愈是惋惜佳人之难得，就愈能促人赶快去获取。作者的用意，正是要以深切的惋惜之辞，牵动武帝那难获绝世佳人的失落之感，从而迅速作出抉择。这样收束，可谓一唱三叹、余音袅袅，令人闻之而怅然不已。难怪武帝听。

　　《李延年歌》有三点特色。

　　其一，出语夸张，欲扬故抑。诗人将所咏美女赞为冠绝当代而独此一人，其美貌的程度竟至看她一眼城邦就会倾覆，再看她一眼国家就会沦亡，“美女亡国”之说最早见于《诗经·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说的是男子有才能立国，女子有才毁社稷，旨在讽刺周幽王宠幸貌美而好迸谗言的褒姒以至亡国之事。此后，“倾城”、“倾国”就成了绝色美女的代名词。在《李延年歌》里，诗人极尽夸张之能事，危言耸听，但绝不是以此来昭示君王，求鉴前史，而是反其意而用之，以其具有倾城倾国的巨大魅力来极言佳人之美，达到引动君王思美之心的目的。

　　其二，情真意切，溢于诗间。《李延年歌》一诗，除了 “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外，其表达的情感是十分真挚的。李延年歌咏的佳人是自己的胞妹。无论是出于对胞妹的深爱之情而望她有个辉煌的前途，还是出于利己之心而进献胞妹，其诗中表现出的赞美都是热切的。短短几句的小诗，“倾城”、“倾国”的字眼二度出现，推荐美人的主旨非常鲜明。先言有此绝美之人，再言美人的惊人魅力，然后向君王恳切呼告：您难道不知这具有倾城倾国之貌的佳人，一旦错过就再难得到了！拳拳之心意，殷切的情感，在一咏三叹之中挣到了充分的表达，产生了沁人心脾的感染力，拨动了汉武帝的心弦。

　　其三，以简胜繁，以虚生实。中国画以墨为颜色，色彩可谓少矣。但那单一的墨色却可在鉴赏者的脑海中幻化出缤纷的五彩。如同齐白石的画，空白可谓多矣，但那空白处却可使人想象出无限丰美的境界。《李延年歌》只是咏叹了佳人的无双而不作具体描绘，这就势必使佳人的形象成为神秘诱人的空白，从而激发起赏诗者对她的神往、想象和渴念之情。当时在汉武帝的脑海中一定幻化出了世间最为美妙的女子形象。而后世的读诗者，更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历史知识及其特有的心理素质，想象出各自心中的绝色佳人来。在歌咏美女的中国古诗中，有不少细描实写的佳句，像“手如柔荑，肤如凝脂”之类。同时也不乏以侧描虚写取胜的佳篇。如《诗经·周南·关雎》，对女子品貌的描写只有一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浓墨渲染的是男子对她的苦苦思恋、热烈追求和结合后的欢乐喜悦，以此显示出女子的美丽可爱。《李延年歌》显然也是以这种以虚生实的艺术手法取胜的。

　　《春雨》抒写了诗人与情人相见时的欢乐，离别后的怀思和失恋中强烈的痛苦。此诗开头先点明时令，再写旧地重寻之凄怆，继而写隔雨望楼，寻访落空之迷茫，终而只有相思相梦，缄札寄情。一步紧逼一步，怅念之情恰似雨丝不绝如缕。诗的意境、感情、色调、气氛都是十分清晰明丽，优美动人。

　　李商隐在这首诗中，赋予爱情以优美动人的形象。诗借助于飘洒天空的春雨 ，融入主人公迷茫的心境、依稀的梦境，以及春晼晚、万里云罗等自然景象，烘托别离的寥落，思念的深挚，构成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 。

　　“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一联，前一句色彩（红）和感觉（冷）互相比照。红的色彩本来是温暖的，但隔雨怅望反觉其冷；后一句珠箔本来是明丽的，却出之于灯影前对雨帘的幻觉，极细微地写出主人公寥寂而又迷茫的心理状态。

　　“远路应悲春晼晚，残宵犹得梦依稀。”他想象着 ，在远方的那人也应为春之将暮而伤感吧？如今蓬山远隔，只有在残宵的短梦中依稀可以相会了。

　　末联“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 ”，也富于象征色彩。特别有创造性地借助于自然景，把“锦书难托”的预感形象化了，并把忧郁怅惘的情绪与广阔的云天，融为一体。凡此，都成功地表现出了主人公的生活、处境和感情，情景、色调和气氛都令人久久难忘。这种真挚动人的感情和优美生动的形象结合在一起，构成一种艺术魅力，在它面前，人们是免不了要支付出自己的同情的。

　　李商隐的爱情诗含蓄蕴藉、幽美凄艳。他致力于情思意绪的体验、把握与再现，用幽微隐约、迂回曲折的方式，将心中的朦胧意绪转化为恍惚迷离的意象。他善用哀婉的情调、美丽的意象与辞采，表达复杂的心绪。在这首诗中，红楼、珠箔、春雨、灯影等意象，加上迷茫的心境、依稀的梦境，使诗境凄美幽约；春晚日暮和云罗万里，则烘托出离别的寥落、思念的深挚。

　　同时，李商隐的爱情诗内涵极为丰厚，决不仅仅围绕单一的情绪反复吟唱，而是虚虚实实，忽此忽彼，或今或昔，一重情思套着另一重情思。将难言的情感表现得生动而丰富，却又让人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全诗借助于飘洒迷濛的春雨，融入主人公迷茫的心境，依稀的梦境，烘托别离的寥落，思念的真挚，构成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隐喻着诗人难言的感情，抒发着诗人哀伤的情愫，并且具有相当的美感。

　　诗的开头两句自叙平生。“三度为郎”，“一从出守”概括了诗人的仕途经历。诗人本有济世之志，“为郎”和“出守”在诗人看来是难以施展抱负的。“便白头”说时光之快，有“功业悲后时，光阴叹虚掷”的意思。其中包含“生平未得意”的感叹。以沉重的叹息引起全诗。

　　诗的次二句承首联倾诉平生感慨。“长不用”不仅指嘉州刺史秩满后未受叙用，更主要的还是指平生不是“为郎”，便是“出守”，从未被重用过。但诗人的关注点在于“苍生”，“苍生未休”，诗人不安。“四海犹未安，一身无所适”，对“圣主”，诗人不能无怨，对“苍生”，诗人不能不忧，格调更为沉重。

　　第五、六句点出题目“客舍悲秋”，则是“悲秋”。对春光而兴叹，见秋风而生悲，看似悲叹时光流逝，实则悲叹壮志未酬、平生失意，从而转出正意。

　　诗的最后两句为诗人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时至暮年，处境维艰。“穷苍草转深，闭门日将夕”（同上），满腹心事，无处倾诉，虽有江上蝉声满耳，却不仅不能排遣思绪，倒反更引出无穷愁烦，恰烘托出诗人晚年的孤独寂寞，诗歌遂在这种更为凄切沉重的情调中结束。

　　这首诗向故友倾诉情怀，概括了诗人的一生，尤其突出了晚景的凄凉，实为追悼平生之作，写得感情深沉凄切，格调慷慨悲凉，真实地传达出一个关心国事却有志难展的封建文人暮年的沉重悲哀。

　　吴大帝孙权葬蒋陵，亦称孙陵，在今南京市东北钟山（亦称蒋山）南麓。此诗系作者行经蒋陵凭吊吴亡而作。

　　吴末帝孙皓肆行暴虐，直弄得国将不国。公元265年（甘露元年）徙都武昌，以零陵南部为始安郡。公元266年（宝鼎元年）又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十二月，又还都建业。据《汉晋春秋》载：“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施）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这就是诗开头所说的：“昔在零陵厌，神器若无依。”“神器”者，帝位也，政权也。吴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孙皓的帝位摇摇欲坠。这种江河日下的形势，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吴国开基创业时的情形。想当年，汉室陵夷，群雄逐鹿，捷足先登，遂成三国鼎立之势。“掎鹿”，语出《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汉书·叙传上》也说：“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颜师古注：“掎，偏持其足也。”《汉书·蒯通传》更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后遂以“逐鹿”喻争帝位、争天下。“逐兔”，同“逐鹿”。《后汉书·袁绍传》引沮授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要争得天下，就必须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夺取胜利。这就是所谓的“逐兔争先捷，掎鹿竞因机”。而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斗争中，孙坚父子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孙坚死后，孙策继承父业，猛锐冠世，志陵中夏，被封为吴侯，割据江东。但大业未就，即遇刺身亡，年仅二十六岁。孙策临死时，将弟弟孙权叫到跟前，对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三国志·吴志·孙策传》）孙权继承父兄遗志，洪规远略，砥砺奋发，“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陆机《辨亡论上》）三国鼎立，孙吴居一，而孙权就谋略功业而言，实远胜刘备。“伯道”，即霸道。“呼吸”、“叱咤”，极力形容孙氏父子的英姿雄风。《易·革》云：“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疏曰：“上六居革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缛。”豹变之略，虎视之威，正是对“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仲谋的赞词。“坐断东南”的孙权，以他的雄才大略，北拒曹魏南下之师，西挫蜀汉东犯之众，使两方都不敢小视东吴。据史载，公元222年（黄武元年），刘备率师伐吴，东吴大将陆逊率军迎敌，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招
　　降俘虏蜀兵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最后绝命于永安宫。“长蛇衄巴汉”即指此。“长蛇”，有谓指吴而言，并引《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为证，其实不然。这里的“长蛇”，非指吴，而是指蜀汉。陆机《辨亡论下》云：“故刘氏之伐，陆公（逊）喻之长蛇，其势然也。”可以为证。“骥马绝淮淝”，则指曹魏而言。据史载，公元224年（黄武三年）旧历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干宝《晋纪》云：“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车以木桢，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所以陆机说：“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摧锋，势衄财匮，而吴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峙而立。”（《辨亡论上》）孙权不愧为聪明仁智雄略之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励精图治，吴国逐渐强大。所谓“交战无内御”，即指内部团结一致对外而言；所谓“重门岂外扉”，即指吴国疆土广大而言。

　　由“逐兔争先捷”到“重门岂外扉”十句，作者极力渲染吴主之英明雄武，吴国之强大巩固，有声有色，气势磅礴。而到“成功举已弃”，陡地一转，以极精炼的语言写出吴之由盛而衰的转变，功败垂成，其关键就在孙皓时期。“凶德愎而违”，即指孙皓而言。“愎违”，愎谏违卜的省称，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由于晋惠公背施无亲，意气用事，不纳谏言，不听卜辞，终于招致失败，被秦国俘掳。晋大夫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孙皓同晋惠公一样，刚愎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终于导致吴国的灭亡，使父祖基业毁于一旦。正如皓从弟孙秀说的那样：“昔讨逆（指孙策）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水龙忽东骛，青盖乃西归”二句，就是具体描写孙皓穷迫归降时的情景。“水龙”，系指晋朝的水军。晋武帝谋伐吴，遂令益州刺史王浚于蜀大造船舰，准备东伐。时吴有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阿童为王浚小字。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以为伐吴必藉上流之势，故借谣言而表荐王浚为龙骧将军，留监梁益诸军事。王浚在蜀大造舟船，木片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江中木片以呈孙皓，并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而孙皓不听。公元280年（晋太康元年）旧历三月，王浚率舟师东下，直抵吴都建业之石头，孙皓惊恐失措，面缚舆榇而降，举家西迁，送至洛阳，赐号归命侯。这就是所谓“青盖乃西归”。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据干宝《晋纪》载：“陆抗之克步阐，皓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庚子岁，即太康元年。原来孙皓狂妄地以为他会灭晋而入洛阳的，想不到反做了亡国之君，被押送洛阳。

　　以上十六句，历述吴之盛衰兴亡，不啻一篇《辨亡论》，故偏重史实的叙述。此下十句，则就吴亡抒发个人的感慨。作者行经孙氏陵，距离吴亡已二百多年，年深日久，风蚀雨淋，墓碑上的文字已被苔藓侵蚀得难以辨认，荆棘丛生，几至吴大帝陵的位置也难以确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有飞莺在山间悲鸣，淡月在空中残照，陵墓中的一切陪葬品大概已不复存在了。念昔日之叱咤江左，睹今日之寂寞荒凉，不能不使人伤感。吴汝纶说：“此殆伤齐亡之作，黍离麦秀之思也。”（《古诗钞》卷五）其实，凭今吊古伤心泪，不必定指哪一家。前事之失，后事之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苟能如此，亦已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