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的开头到“烟景独觉苏门多”共八句，诗人以此来的行踪为线索，叙述路途所历，点出苏门山的地理位置，百门泉的景致之胜。诗一开始写太行山之高，突兀而来。又把它比为一只巨鳌，描述了太行山由东而西的突兀峰岭和由此而南的渐缓山势。诗人该处是直接借巨鳌以状山势的突兀高耸，给人一种涌动的感觉。但从山岭而下，山势越来越缓，比及苏门山，已是山之余脉，北负太行，南临平原了。诗人巧妙地点出了苏门山的地理位置，言下之意，与太行正脉相比，苏门山自然小多了。但山虽小而风景美。表面看去，诗人在平平地叙事，但中间插入“济源盘谷非不佳”一句，便从对比中突出了苏门山的美。
诗题虽然是“涌金亭”，但诗的重点是涌金亭下的百门泉和涌金亭周围的苏门山。该处，涌金亭只是一个视点。接下来，从“涌金亭下百泉水”到“云锦十里翻风荷”十句，从不同的侧面写百泉水。首先说明百门泉在涌金亭下，点题。下一句“海眼万古留山阿”，指出百门泉出于苏门山麓，顺手用了“万古”一个字眼，说明其久远，也就显出一种苍劲之气。“臂沸泺水源，裔沦晋溪波”两句写泉水从地下涌出之象，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是源出今山东济南市西南的泺水，取其“水涌若轮”（《水经注》）的比喻；一个是源出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悬瓮山的晋水，取其“奫沦”。以此写出了百泉涌动之速，回旋之疾。这是眼看到的，是视觉形象。“云雷涵鬼物，窟宅深蛟鼍”两句是写水波之声，也用了两个比喻，不同的是，前者用具体的实物，后者用莫须有的灵怪，是诗人的想像。无数的泉眼涌出的泉水，先分流、后汇合，石激浪涌，又在山谷之中，回声互撞，其声响恰似“飞湍瀑流争喧您，琳崖转石万壑雷”。诗人置身于云雷似的水声之中，感到奇妙无比，以为是水中的鬼怪，深渊中的蛟龙，发出的阵阵吟啸。这是耳听到的，是听觉形象。“水妃簸弄明月玑，地藏发泄天不诃”两句，写水花和水珠，也用比喻。诗人观赏着泉水奔流激起的奇妙的水花和飞溅起的透明的水珠，又联想到水中的女神把地下宝库中的明月珠簸弄出来了。如此想像是很奇特的，当然也只能用如此奇特的想像去描绘如此奇特的泉水。“平湖油油碧于酒，云锦十里翻风荷”两句扩展开来，写泉水汇集之处的水池和荷花。百门泉水汇集成一个大池，诗人称其为“平湖”，水平如镜，水深澄碧，比酒还要绿，还要清冽。池水中的荷花随风翻动，像十里云锦一样美丽。如此，由泉源、水声、水花、水珠、平湖、风荷，组合而成的百门泉景象，真是美不胜收，奇不可言。
从“我来适与风雨会”到“六龙忽蹉跎”，十六句，从各个角度写苏门山。写山却有周折，从“山行不得山”写起，这是因为诗人翻越太行来到苏门山时，正好赶上秋雨连绵，像木棉（兜罗就是木棉树）一样的白色的云雾把整个世界笼罩起来，整整三天诗人只好向着北方徒唤奈何。正因为遇到了这样的坏天气，不仅视线不开阔，而且也使人抑郁，所以一旦云霁天开，整个世界又突然以明朗的姿态出现在诗人眼前，那舒畅、愉悦真是难以言说，诗情顿然高涨起来：“今朝一扫众峰出，千鬟万髻高峩峩”，把苏门山从云遮雾罩中突现出来，那一座一座的山峰就像妇女头上高耸的鬟髻一样，千姿百态，任其欣赏。这是一种概括的描写。下面就进行细致刻画：首先是“空青断石壁，微茫散烟萝”，给人一种“朦胧”的美感。其次是山上的树木，虽是十月天气，时序已入初冬，可生长在山南向阳坡上的树木还没有落叶，像翠绿的旌旗，与浮游的云团互相摩擦。再次是天空的云朵、山间的飞鸟、泉中的游鱼都竭尽变化、飞鸣、翔跃的姿态，好像懂得人意，在挽留诗人，实则是诗人与大自然融合为一，是“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是在“与造物者游”了。接下来写山中的神仙传说，是虚境实写，因为这种仙迹所在名胜之地差不多都有，是道教文化深入渗透的一种表现，而且非常古老，即使石头已经风化碎裂，其迹仍然存在。最后，用“仙人去不返、六龙忽蹉跎”结束山的描写。这里是包含着某种感慨的，是人事沧桑，家国兴亡，在诗人心灵上刻下的印痕的流露。
结末七句，抒发感慨。“江山如此不一醉，拊掌笑煞孙公和”两句过渡承上启下：江山是如此娇美，使人叹赏得如痴如醉。诗人顺手拈来，作为现成的应景典故，说他面对大好河山要痛饮一番了，不然就会贻笑大方之家了。但是诗人不能真的舒畅到一醉方休。其实这只是行文的一个波澜，是为诗意的转折铺垫。紧接着诗就转到对现实时局的感慨上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诗人立即想到了“长安城头乌尾讹，并州少年夜枕戈”的现实状况。该两句写出了时局不安定，战乱不止，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接着写了两句：“举杯为问谢安石，苍生今亦如卿何？”诗人用这一典故，是说在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事态面前，即使才能如谢安，又能怎么样呢，连谢安都回天无力，那作为一个文士的作者自己也只好“元子乐矣君其歌”了。元好问引用这样一个典故，也说明了他在人蒙古后不仕的原因。金亡后诗人隐退田园，筑野史亭，以编金史自任。今天又游于百门泉，陶醉在云山林泉之中，与同游诸君吟诗作歌，自取其乐了。放浪山水间的行为，正隐含着对时局的不满之情。在看似旷达的言词间，寄寓着诗人对时局的深深关虑。
该诗奇气横溢。诗人驰骋想像，驱使神话，大胆夸张，从多方面描绘了奇水异景，创造了雄伟壮丽，美奂美仑的艺术境界。诗人在描绘山水时，把自己热烈的感情倾注其中，再加上长短不一的句式和色彩瑰丽的语言，十分强烈地体现出了诗人热情奔放的个性，开阔坦荡的襟怀，充溢着豪放迈往之气。
李白《与韩荆州书》是他初见韩时的一封自荐书。文章开头借用天下谈士的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赞美韩朝宗谦恭下士，识拔人才。接着毛遂自荐，介绍自己的经历、才能和气节。文章表现了李白“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以及他不卑不亢，“平交王侯”的性格。文章写得气势雄壮，广为传诵。
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在创作上颇具个性。他在漫游荆州时，听说荆州长史韩朝宗喜欢推荐有才之士，便写了这封求荐的信。对于古人而言，尽管这样做也是正常的，但也总是有求于别人的事情。文气大体上总是以谦抑为好，就是说自己的优点，也应含蓄一点。然而李白这篇求荐书，却完全将自己放在与对方平等的地位上，毫无掩饰地讲述自己的才华。把一篇求荐文章，写得文气纵横恣肆，气概凌云。这同样反映了李白纯真无邪的诗人气质，决不因求人而有半点委琐的私意、屈懦的鄙态。这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才华足以用世，而其用世之志，则在于忠义奋发、以报君国。故求韩荐己，同样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而想象韩如能荐己，同样是出于这一片公心。两片公心的相识，两位贤士的相与，这中间自然不必要有任何世俗的表现。这样，就将这封信写得极其光明磊落，内心无私，文风自然就能尽情地抒发。为此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篇原本是世俗交际的文字，却犹如他的诗一样，充分表现出他的个性。这里面所具有的，正是“天生我才必有用”那样的自信。
《与韩荆州书》在写作艺术方面的特点是顿挫跌宕，起伏照应。由古及今，以古人喻韩朝宗达三四次之多。渐次道来，而意在言外，发人深思。一些佳句流传至今，如“龙蟠凤逸”、“颖脱而出”、“扬眉吐气”等。典故使用也恰当得体，起到了激发韩朝宗的作用。
春雨总是惹人愁，这样的天气里，也怪不得纳兰写出这样的词句。斜风细雨斜织着，迷蒙一片。 “淅淅”是象声词，形容风声。总觉得象声词也是有感情的，像“淅淅”两字，同样是风，却有种柔弱迷惘的情绪在里面。唐朝李咸用《闻泉》诗中有一句： “淅淅梦初惊，幽窗枕簟清。”似乎是约定俗成，“淅淅”的风总与大喜大悲无关，多是愁绪，即便有些欢乐，也是似有还无的那么一丁点。“纤纤”两字转而描画春雨的形态，这两个字本是用来描画女子双手柔细之态的，《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中就有：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用这里描摹雨丝，倒也有种婉约雅致的风情。细雨如丝，依然朦朦胧胧地笼罩着一方天地，又慢慢地浸入心底。秋雨愁，是不能愁过这连绵的春雨。雨打芭蕉，春雨愁结，于是乎凄凄惨惨切切。春雨的细腻和夏雨的豪情截然不同，只有春天才会有这连绵的细雨。空气中布满浓浓的湿气，阴阴的灰色，映在眼底，隐在心里，胸口被堵得紧紧的，似磐石般压得使人透不出气来，所有的委屈苦恼全部喷涌而出，伤感瞬间在心底最潮湿的角落里发芽。
因此纳兰才说，“难怪春愁细细添。”风雨凄迷中最是容易自怜。尤其是一人独处，怀思之情便难免。而南这浓重的愁情而致似梦非梦的幻觉生起了。词人喃喃自语着，那过去了的事已记不分明了。庄子曾经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梦醒之后发现自己还是庄子，于是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梦到庄子的蝴蝶还是梦到蝴蝶的庄子。此言一出，便成就了千百年文人墨客心中的一个结。真实是什么，是眼睛看到的，还是手指触碰到的，如果梦足够真实，人没有什么能力知道自己是在做梦。如今眼前的这一切，或许一朝梦醒皆成幻影。但纳兰随即苦笑摇头，即使在梦中，也隔着一层厚厚的帘，看不清楚。这种愁绪就像一场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跑步，因为起点便是终点。也像是梦，醒来时分明觉得梦是真的，而再真实的梦也不过只是场梦罢了，与现实永远隔着一重甚至多重的帘。帘里帘外，有的人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朦胧恍惚的境界，也从中流露出一种莫可名状的惆怅。
纳兰的词总是意深而情婉，就如这首小令，语句中有“花间”风韵，却更显得清丽自然。寥寥几笔，景致情感都在其中。
此诗的开头便是“悲来乎，悲来乎”，直抒胸臆，这也是李白诗歌惯常的抒情艺术手法，如同《将进酒》开篇便是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气势营造了时光奔腾，人生易老的一个深刻的人生感悟，也正如李白所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在这场酒宴上，李白一开始就高叹“悲愁来了，悲愁来了”，也体现了李白诗歌中天真、率直的一面。钱钟书曾说“唐诗多以风情神韵擅长”，而“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在李白的乐府诗歌和绝句中发挥的淋漓尽致”（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缪钺也说“唐诗之美在情辞”，唐诗以情胜。而李白诗中更是体现着一种放言无惮的天真和率性，很多诗句都是脱口而出，直言袒露，较少思虑避讳伪饰。
酒宴之上，“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于是一曲《悲来吟》，唱出了李白心中的那份孤独与寂寞，“悲来不吟斟不笑，天下无人知我心”，或许真的是“古来圣贤皆寂寞”，这位声振寰宇，名播华夏的歌者，此时此刻，寂寞的心境又有谁人能懂，此时的李白已经是步入了人生的晚年，曾经的理想抱负，曾经的万丈豪情，或许已经和那曾经的大唐盛世一起埋葬在那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中，站在盛唐诗歌的顶峰，一身仙风道骨，潇洒不羁，也就注定了他“高处不胜寒”，龙擦拭土、御手调羹、贵妃研墨、力士脱靴，那曾经的一抹大唐风流也早已消散在落寞的心底。经历过安史之乱后，盛唐气象已衰。
但随之情感的格调有抑变扬，“琴鸣酒乐两相得，一杯不啻千钧金”，宴会氛围又重新转入热烈之中，这和《将进酒》中“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在情感格调上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情感的瞬间转变在李白的诗歌中也颇为常见，“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严羽《沧浪诗话》），这便是李白性格的纯真，感情汪洋恣肆，随性而发，不为物惑，也正如葛晓音在《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中所说“唐人不像汉人那样拘于经学，也不想宋人那样精于思虑，唐代的时代性情是情感超过思理，在诗歌创作上也是如此”。同时在这里也看得出，“酒”在李白诗歌中的重要意义，他即使李白诗歌中精神寄托的一种意象，也是他挥洒万丈豪情的工具。李白最突出的一个艺术特征就是豪放洒脱，而酒便是这种性格不可缺少的陪衬品，使他冲破了清规戒律，任意挥洒，从而形成了酣畅恣肆，奔腾雄奇的艺术个性。“李白的诗歌个性主要凭借于他始终常见的日月风云、黄河沧海等雄伟壮阔的艺术境界，但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酒和月，成为他最重要的精神伴侣，也塑造了他‘诗仙’与‘狂客’形象”（林庚《唐诗综论》）。“酒”也是李白厌倦世俗后遁世的一种工具，因为他本生的儒道互补思想，也就决定了他在追求现实世界中建功立业的志向受阻后，转向游山问道，寄情山水。
第二段同样是以“悲来乎，悲来乎”起兴，来表达李白对富贵和生死的看法。“天虽长，地虽久”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而“金玉满堂应不守，富贵百年能几何”也同样是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九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大意是：金玉满堂，不能长久。富贵而骄奢，自己招来祸患。在这里李白也明确表明了他的富贵观，就是儒家所谓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以及道家所谓的任性自然，并不去刻意的追求，就如同他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斟复来”（《将进酒》），他的浪漫洒脱心境也决定了他对金钱看得很淡，为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而宁愿用“五花马，千金裘”去“呼儿将出换美酒”，有人认为李白有种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思想，而这正是李白纯真率直性格的体现。道家崇无为而尚不争，作为有着“诗仙”之誉的李白当不会为这滚滚红尘中的俗物所裹足，他追求的是高蹈尘外的潇洒。
李白在对待生死问题明显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生死有命，顺其自然，虽然不否认早年李白也有过追求长生不老的想法，但此时的李白，已经是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在看尽了世事变化后，也对生命有了最本质的看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坟上月”，正所谓“古今将相今何处，荒冢一方淹没了”（《红楼梦》中《好了歌》），不必去穷尽这死生的奥秘，不如“且须一尽杯中酒“来的洒脱快活。
而最后一段则可以看做是李白一生中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的生动阐释。李白身负傲世才华，有身逢开元盛世，所以“盛唐士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李白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有着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但他既看不起白首死章句的儒生，不愿走科举入仕之路，又不愿从军边塞；而是寄希望于风云际会，始终幻想着‘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建立盖世功业后功成身退，归隐江湖。”（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李白本身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也决定了他对功名伟业的追求，他一直仰慕着古代的鲁仲连、范蠡、郦食其等人，能够凭一己之力建立不世功勋。“而事实上他所面对的现实与他所仰慕的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所处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周勋初《诗仙李白之谜》）。他的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在现实人生中当然要遭到失败。这使他常常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中。但由于他始终向往着这种理想，他有始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所以他会在“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穷途之下，发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慷慨之歌，李白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既然说“我独不得出”，又为什么说“大道如青天”，这正是盛唐时代中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它统一在这个时代中，也统一在李白身上。因而李白在感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同时，竟又有“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高亢歌唱，这也正是李白身上慷慨不平的完整解释。但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李白的诗歌波澜不惊、慷慨不平，发挥了建安时代‘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浪漫主义传统，给盛唐诗歌带来了更高的发展，而这正代表了盛唐时代的精神力量。”（林庚《唐诗综论》）
文章详细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权的具体过程，从而警告后世君王不要渐积养祸。当然，作者把“乱国”的根源归咎于宦官、女祸，这种观点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应，结构清晰，分析细密，说理层层递进，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深厚功力。
宦祸的形成，从宦者的工作性质说，他接近皇帝，熟悉皇帝的生活习惯与思想志趣；从宦者本人说，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又因为是阉者，无亲属羽翼，无道德、学术素养与从政经验，本来势孤力单，难得众心。但一旦弄权，为确立威望，就特别专横残忍，排除异己，不遗余力。文章在总括宦者的特质之后，即随之层层铺衍。这类人也极其机灵，见风使舵。他们先以“小善”、“小信”来固人主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赖；一遇君主信任之后，即时进谗言，用祸福之事吓唬君主，离间重臣，以达到把持君主之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君主对终日侍奉左右的宦者“日益亲”，对朝中的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也就“日益孤”了。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君主对朝中重臣就难以信任，他自己的惧祸之心就“日益切”，宦者对君主的把持也就“日益牢”了。于是，国家的安危就取决于宦者的喜怒，亡国的祸患就潜伏在廷帷之间。往日君主所依靠的重臣，现在反而变成将要为患的对象。正所谓是于颠倒，黑白莫辨。等到皇帝清醒过来，发觉养祸已深，想与已被疏远的朝臣一道清除为于乱政的宦者，但如果进行缓慢，则养祸日深，难以铲除；若操之过急，谋划不周，那宦者就要先行一步，挟持君主作为人质，使得君主与朝臣无法共图义举。即使付诸实施，也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弄得“亡国”、“亡身”，使奸豪得以借口乘机而起，尽诛宦者而取代国政。这就是汉唐宦者乱人之国的惨痛历史教训。
篇末，作者再从人主角度宕开一笔，引入深层思考。作为君王，主观上总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至于亲左右，疏贤臣，也原于其本意。但为什么终于出现宦祸这一现象呢？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宦者处于近侍的有利条件，若人主稍不警觉，那渐集之势就会酿成大祸。这样一提，就更加引起后世君主的警惕了。文章的结尾，又重提女祸之害，再一次与宦者之害作对照，以强调宦者之祸“深于女祸”的论点，并与开篇相呼应。
全文就前代宦者乱国的史实，条分缕析，层层演进，从中得出宦官得以乱国的根本原因。文中又采用一宾一主的衬照手法，事显而意明，情深而理切，足为后世当国者戒。连同传文在内，堪称卓荦千古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