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天,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
借咏史以抒怀,本是诗人家数,昭君出塞,又是传统的诗歌题材,如杜甫的《咏怀古迹·群山万壑赴荆门》,王安石的《明妃曲》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但元好问不畏前贤,推陈出新,突破了体裁和题材本身的局限,拓宽和加深了同类作品的内涵。
这首词的上片写塞外秋肃,昭君触景生怀,回顾汉宫旧事,心潮难平;下片前两句继续抒写昭君情怀,揭示了昭君悲愤之深,揭示了这种悲剧的历史延续性。全词音节浏亮宛转,沉郁顿挫;字面绮丽温润,震撼人心,可谓寓刚健于婀娜,变温婉成悲凉。
朔风惊沙,白雁掠霜,词人面对荒凉萧想的北地风光,俯仰千古,引人昭君出塞的历史画面。“白雁”在这里,不仅点明了时令,而且渲染了情境,昭君就是在这揪心的悲秋时节去国出塞的。“琵琶肠断”二句,是悬想昭君出塞的情景。传说谓昭君戎装骑马,手抱琵琶,一路弹奏着思归的曲调,则更把昭君的形象诗意化了。“紫台”,即紫宫,指长安宫廷。
过片二句说昭君当初寂寞宫中,无人过问。直到决定嫁给呼韩邪单于,临行之时,“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旧爱”句言昭君一向顾惜自己的美艳容颜,“人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因此而致远嫁匈奴,故翻自恨其有此“玉颜”也。元好问不像前代诗人或后世戏剧家那样,停留在同情或怨愤的情调,而是透过一层,把目光转向那些没有出塞、因而也不为后代诗人注意的千百宫女。
言“深宫桃李”,自不只谓昭君一人,不妨理解为:广大的闭锁深宫的女,虽然艳如桃李,却只能空自凋谢。年复一年,花开花落,她们只能伴随着迟迟钟鼓、耿耿星河,终此一生。她们并不比王昭君更幸福,而是同样可悲。正如《明妃曲》云:“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结尾两句,词人笔锋又转。从黛青的远山,想到昭君含愁感恨的双眉;因为有了前两句的铺垫,昭君就成为当时及后代所有言女的代表,“万古春山颦不尽”,揭示了昭君悲愤之深,也揭示了这种悲剧的历史延续性。作者所指斥的不是--个汉元帝,他所同情的也不是一个王昭君,他凭着词人的直觉意识到,宫女的悲剧乃是封建专制王朝的一种社会病,后人复哀后人,此恨绵绵,有如万古春山。
这首词写作的具体时间不可确考,联系当时整个时代背景来看,可以说它也反映了元好问内心的愁苦。岁月流逝,风物依旧,离井怀乡之情亦复相似。白雁惊心,青山含愁,不仅基于对昭君的同情,也是词人心态的外化。故吊古与伤今,怜人与自伤,实不可分。
白居易有两个好友,年轻的时候跟元稹交往最深,两人并称“元白”。而晚年则跟刘禹锡的关系较近,并称“刘白”。如果没有二人深厚的友谊,没有白居易对刘禹锡的肯定与欣赏,是不会有这首诗的。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刘白二人相互赏识,也只有这样才有了无拘无束地把酒言欢、吟诗作乐。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国手”一词可以看出诗人对刘禹锡的极尽赏识,但是如此优秀的人才也没办法改变命运坎坷的局面。这句是抱怨刘禹锡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虽然写诗才华横溢,但命运始终让人无可奈何。表现了诗人对当权者的不满与愤怒。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一个“国手”遭遇的却是“长寂寞”,不能不说刘禹锡的命运太“蹉跎”了。作为刘禹锡的好友,诗人感到愤怒、失望,为刘禹锡抱打不平。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诗人一方面赞扬了刘禹锡的才情,另一方面对刘禹锡的曲折遭遇表示了同情,这种直率与坦诚绝不是写给一般人的,只有友谊深厚才有如此言语。该二句对当权者和无为者的讽刺,表达了对友人才能的赞赏,以及对友人遭遇的同情与愤懑;刘诗则抒发乐观的情绪,豁达的襟怀,表现出对世事变迁和宦海沉浮的乐观、豁达之情。
刘禹锡为回赠这首诗,写下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有意思的是后人对刘禹锡的这首诗评价更高,尤其认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句更能体现刘禹锡乐观、豁达的状态,相比该诗里白居易那副抱怨命运的状态更有意境。不可否认,刘禹锡的诗读来更加的坚韧与豪放,但白居易诗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坦率、真诚,敢于直言,往往将各种问题写入诗中。
这首词是韦庄在公元九世纪(唐僖宗中和年间)避乱洛阳时的作品。韦庄客居洛阳,正是国家多事之秋,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自己则浪迹他乡一事无成。所以词一开头,就以排比偶句写景抒慨。上句写景,洛阳多花,春光确实很好;下句抒慨,洛阳多才子,但他们却因为生不逢时而垂老他乡。洛阳的大好春光未能使之陶醉,反而触发了他的隐忧,可见这位“洛阳才子”此时感慨颇深。这里,“春光好”是淡写,“他乡老”却是重笔,情景两两对举,比照十分鲜明,以情景的反差表现了心理的反差,突出了“春光”却在“他乡”、虽“好”可惜已“老”的矛盾心境。明代戏剧家汤显祖读到这里说“可怜可怜,使我心恻”(汤显祖评本《花间集》卷一),可见“他乡老”一语,既是韦庄一类晚唐士人的慨叹,也是历代失意士人胸中共有的块垒。三四句承上,一句写景,一句写心。魏王堤即魏王池,因“贞观中,以赐魏王泰”而得名,它是东都洛阳的游赏胜景。但安史乱后,东都已失去昔日的魅力,更何况此时游赏,就更有一番今不如昔之感了。句中着一“暗”字,虽是烟笼柳堤的实景描绘,但也确是作者的虚笔映衬,从中透露出一种历史与人生的迷蒙感,所以下句就直接托出“此时心他迷”的心态。眼前所见的是春光缭乱、烟柳迷茫之景,胸中翻腾的是怀才不遇、心志凄迷之情。眼迷心迷,景迷情迷,使他又一次陷入迷惘忧伤之中。这也正是他在《中渡晚眺》一诗中所写的“魏王堤畔柳如烟,有客伤时独扣舷”的情与景,不过这里情景更为密合,意旨更为蕴藉。
过片与首句呼应,具体描绘春光之好:桃花红艳,春水清澈,鸳鸯双双,嬉戏水上,一片明丽的春色,一派盎然的春意。写到这里,作者似乎已从上片心迷之情中解脱出来,陶醉于融洽的春光之中了。其实并不,后面两句说明他又一次以情景的反差来表现自己心理的反差,又一次表达自己的心迷:“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这里,词人面对残晖,一方面是恨意郁结,家国之痛,身世之悲,都化成恨在心头凝结。下一“凝”字,极共沉重。另方面是深切忆念,故国之忆,亲友之忆,都化成怨在心底激荡。下一 “忆”字,格外深挚。“君不知”三字,以怨对方的不知、无情、无动于衷,曲折表达自己的忆念之深、之切、之诚、之纯,真是“无限低徊,可谓语重心长矣”(丁寿田等《唐五代四大名家词》乙篇)。吴蘅照在《莲子居词话》中说:“韦相清空善他”。这首词,以恨他忆,以景迷他心迷,以情景反差他心理反差,就此一端,也可看出吴蘅照说他“善他”是不错的。
洛阳是词人的第二故乡,因而他对洛阳有着深厚的感情。此词开头,即叠用“洛阳”二字,而且突出地把它放在句首,就是这种感情的具现。“洛阳才子”是词人自指,因为他的成名之作《秦妇吟》就是在洛阳写的,并获得了“秦妇吟秀才”的美誉。洛阳的春光好在:一是魏王堤上阴翳的垂柳,上蔽天日,下荫游人;二是桃花水暖,鸳鸯双浴于澄波碧水之中。杨柳依依,更添离别之情;鸳鸯喁喁,益增寂寞之感。这些都是词人在洛阳所习见的景物,因而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心底的呼唤。
此诗写乡思,题作“春夜洛城闻笛”,明示诗人因闻笛声而感发。题中“洛城”表明是客居,“春夜”点出季节及具体时间。
全诗扣紧一个“闻”字,抒写自己闻笛的感受。诗的第一句是猜测性的问句。那未曾露面的吹笛人只管自吹自听,却不期然而打动了许许多多听众,这就是句中“暗”字所包含的意味。第二句说笛声由春风吹散,传遍了洛阳城。这是诗人的想象,也是艺术的夸张。第三句说明春风传来的笛声,吹奏的是表现离情别绪的《折杨柳》,于是紧接一句说,哪个能不被引发思念故乡家园的情感呢!水到渠成而戛然而止,因而余韵袅袅,久久萦绕于读者心间,令人回味无穷。
“谁家玉笛暗飞声”,谁家的玉笛,在静夜里悄悄地响起?诗人或许正在读书、闲坐,或做着其他的事,一曲笛声不期然响起,夜深人静,笛声清远而动听。他被吸引住了,循声望去,却辨不清笛声来自哪里。“玉笛”,指玉制的笛,或笛子美称,或羌笛的代称。
“散入春风满洛城”,春风徐徐,笛声飘散在风中,风又吹送笛声,飘满了洛阳城,让人想到“此曲只应天上有”。这一句虽带有艺术的夸张,却衬出笛声的动人、夜的安静。惟其如此,才会在诗人的听觉与想象中飘满洛城,似乎其他的声音都不存在了,似乎全城人都在凝神静听。
“此夜曲中闻折柳”,今夜,缥缈的笛乐中,我听到了思乡怀亲的《折杨柳》。笛乐飘飘,如此动人,究竟吹的是什么曲子呢?“折柳”,即《折杨柳》,汉代横吹曲名,内容多写离别之情。如《旧唐书·乐志》载北朝流传的一首《折杨柳枝》:“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历代文人仿作的《折杨柳枝》曲辞,也都是抒发离愁别绪的。在这里,折柳既可理解为听到的是一首折柳曲,还可理解为在乐曲中听到了折柳的意绪。“柳”谐音“留”。古人送别亲友时,折柳相赠,暗示留恋、留念的意思。折柳既是一种习俗,也代表一个场景、一种情绪。古人还有折柳寄远的习惯,是盼远游亲人早归的意思。
“何人不起故园情”,听到这笛声的,谁不会动思乡之情呢?联系第一句看,这种游子怀念故园的感情,最初可能是隐藏的、莫可名状的,因偶然听到的笛声突然明朗、强烈起来了。笛声来自何处,何人在吹,是和自己一般的游子?是乐工?是歌妓?这些都让诗人和读者去猜测。而这些又都无须一一去分别,因为思乡之情对游子来说,都是共有的。它绵绵不绝,弥漫在夜空中,缠绕在游子心头,抹不去化不开。“何人”一词概括性极强,实则是突出诗人思乡之情。
短短的一首七言绝句,颇能显现李白的风格特点,即艺术表现上的主观倾向。热爱故乡是一种崇高的感情,它同爱国主义是相通的。诗人的故乡是他从小生于此,长于此的地方,作为祖国的一部分,那种形象尤其令诗人难以忘怀。李白这首诗写的是闻笛,但它的意义不限于描写音乐,还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这才是它感人的地方。李白的老家在四川,二十多岁就离家东游,后长期居住湖北、山东,春夜闻笛《折杨柳》曲,触发深长的乡思当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此情真意切,扣人心弦,千百年来在旅人游子心中引发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