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夫人歌》是汉高祖宠妃戚夫人被囚禁在永巷操杵舂作之时脱口而作的诗歌。此诗唱出了戚夫人悲苦的生活，思子的情怀，以及愤怒的心声。全诗歌辞朴实，明白如话，却哀怨感愤、摄人心魄。
“子为王，母为虏”。《戚夫人歌》这两句平平的开头，实包含了吕后与戚夫人之间一场惊心动魄的明争暗斗。作为刘邦的宠姬，戚夫人也曾有过一段昙花一现式的体面和风光：她在刘邦称王汉中以后，常侍左右、深得“爱幸”，竟使“为人刚毅，佐高帝定天下”的原配吕后，也因此日见冷落和疏远；她的儿子赵王如意，因为颇有乃父“无赖”之性，不像吕后之子刘盈（后为惠帝）那般“仁弱”，更被刘邦赞为“类我”，几乎取代刘盈立为太子。因为有这样一段关涉帝位的争斗，吕后早就恨透了戚夫人。一当刘邦驾崩，吕后立即下令，将戚夫人囚禁“永巷”（别宫），“髡钳（剃去头发、颈戴铁圈），衣赭衣（罪犯所穿赤褐色衣服）”，罚她操杵舂作。戚夫人贵为高帝之妃、赵王之母，旦暮之间便成了吕后的阶下之囚，反映了汉廷后宫突起的风波何其险恶！《戚夫人歌》开头两句，正以戚夫人母子地位的鲜明对比，唱出了这位贵夫人身陷“永巷”的怨愤和不平。
“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则紧承起句，进一步抒写戚夫人自朝至暮舂作不息的痛苦境遇。戚夫人当然明白：刘邦一死，刘盈继立为帝，身为“皇太后”的吕雉，是再也不会放过她的了。囚于“永巷”，罚以舂作，不过是为了羞辱她罢了；羞辱过后，还不要致她死命？她实在就是一位迟早待戮的死囚而已！“常与死为伍”一句，酸楚恻怛，使悲愤的唱叹，一下化作绝望的呼号，令人不堪卒听。
《戚夫人歌》从字面上看，句句明白易懂，但具有使人读后感到心情沉重的效果。戚夫人在诗中如泣如诉，字里行间充溢着惨凄忧郁之情。她深感不满的是自己身为藩王的母亲，却在为别人做奴隶，被迫从早到晚不停地舂米，这样的生活好比在死亡的边沿上挣扎，却没有人能把自己这种处境告诉那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她多么希望能有人来救她脱出这无边的苦海啊！她在呼喊，在求救，这也是她唯一能采用的呼救方式。
这首词又名《快哉亭作》，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之一。全词通过描绘快哉亭周围壮阔的山光水色，抒发了作者旷达豪迈的处世精神。
此词描写的对象，主要是“快哉亭”周围的广阔景象。开头四句，先用实笔，描绘亭下江水与碧空相接、远处夕阳与亭台相映的优美图景，展现出一片空阔无际的境界，充满了苍茫阔远的情致。“知君为我新作”两句，交待新亭的创建，点明亭主和自己的密切关系，反客为主、诙谐风趣地把张偓佺所建的快哉亭说成特意为自己而造，又写亭台窗户涂抹上青红两色油漆，色彩犹新。“湿”字形容油漆未干，颇为传神。
“长记平山堂上”五句，是记忆中情景，又是对眼前景象的一种以虚托实的想象式侧面描写。作者用“长记”二字，唤起他曾在扬州平山堂所领略的“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那种若隐若现、若有若无、高远空蒙的江南山色的美好回忆。他又以此比拟他在“快哉亭”上所目睹的景致，将“快哉亭”与“平山堂”融为一体，构成一种优美独特的意境。这种以忆景写景的笔法，不但平添了曲折蕴藉的情致，而且加强了词境的空灵飞动。以上五句新颖别致，引人入胜，通过作者昔日的淋漓兴致，传达出当日快哉亭前览胜的欣喜之情。
上片是用虚实结合的笔法，描写快哉亭下及其远处的胜景。下片换头以下五句，又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展现亭前广阔江面倏忽变化、涛澜汹涌、风云开阖、动心骇目的壮观场面。词人并由此生发开来，抒发其江湖豪兴和人生追求。“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三句，写眼前广阔明净的江面，清澈见底，碧绿的山峰，倒映江水中，形成了一幅优美动人的平静的山水画卷，这是对水色山光的静态描写。“忽然”两句，写一阵巨风，江面倏忽变化，涛澜汹涌，风云开阖，一个渔翁驾着一叶小舟，在狂风巨浪中掀舞。至此，作者的描写奇峰突起，由静境忽变动境，从而自自然然地过渡到全词着意表现的着重点——一位奋力搏击风涛的白发老翁。这位白头翁的形象，其实是东坡自身人格风貌的一种象征。以下几句，作者由风波浪尖上弄舟的老人，自然引出他对战国时楚国兰台令宋玉所作《风赋》的议论。作者看来，宋玉将风分为“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是十分可笑的，是未解自然之理的生硬说教，白头翁搏击风浪的壮伟风神即是明证。其实，庄子所言天籁本身绝无贵贱之分，关键于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下。他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这一豪气干云的惊世骇俗之语昭告世人：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能超凡脱俗，刚直不阿，坦然自适，任何境遇中，都能处之泰然，享受使人感到无穷快意的千里雄风。苏轼这种逆境中仍保持浩然之气的坦荡的人生态度，显然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这首词在艺术构思和结构上，具有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特点。下片的描写和议论，豪纵酣畅，气势磅礴，词中出没风涛的白头翁形象，犹如百川汇海，含蓄地点明全篇主旨，有强烈的震撼力。全词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既描写了浩阔雄壮、水天一色的自然风光，又其中灌注了一种坦荡旷达的浩然之气，展现出词人身处逆境却泰然处之、大气凛然的精神风貌，充分体现了苏词雄奇奔放的特色。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戴复古由于长期浪游江湖，一生未仕，被称为江湖诗派的代表。他的诗很多写游历江湖的闲适，曾以“贾岛形模元自瘦，杜陵言语不妨村”（《望江南·自嘲》）概括自己的诗风。但他也写下了大量指摘时政、忧国忧民的篇章，这首诗流露的就是对无法收复沦陷的北方国土的深切感伤。
诗前两句写登上横冈俯视大江，又在浮远堂上远望万里山河，只觉得忧愁郁结无法排解。后两句说望有山遮住视线，免得见到中原，更加深了自己的沉痛，诗人通过不想看而更深沉地表达对中原的怀念。
诗前两句写登上横冈，俯视大江，又在浮远堂上远望万里山河，只觉得忧愁郁结，无法排解。诗把登浮远堂一事分作两句写。第一句“大江流”写浮远堂所在环境，前加“下瞰”二字，以说明其高，引出下面的远望；同时以水流无限来寄托自己无尽的哀思。
第二句的“万里愁”，承上句，一是说长江水流万里，带不去心中的愁怨；一是说眼前的万里江山，使自己产生无穷的愁怨。第三句又接上，“无山遮望眼”照应“万里愁”，所以说最苦；第四句点出主题，说明为什么眼见万里会引起愁是因为向淮南眺望，眼前都是沦陷的中原国土。
“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 ”句翻过一层，打破了历来登临诗的惯套。大凡登高，没有不希望看得远的，因而一般登临诗总是对眼前因为有山、有云遮断视线表示伤感，如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首诗偏说望有山遮住视线，免得见到中原，更加深了自己的沉痛，诗人通过不想看而更深沉地表达对中原的怀念。望之则不忍，不望又不能，于是深悔这次登上供北望的高堂为多此一举了。汉末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荆州，依靠刘表，曾登当阳城楼作《登楼赋》，有云：“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那是“最苦有山遮望眼”，而戴复古则是“最苦无山遮望眼”，所以其情更为可伤。又刘克庄《治城》云：“断镞遗枪不可求，西风古意满原头。孙刘数子如春梦，王谢千年有旧游。高塔不知何代作，暮笳似说昔人愁。神州只在兰干北，几度来时怕上楼。”前六句吊古，后二句转入伤今。其言北望神州使人难堪之意亦同，而 从正面说出，都不及戴语之耐人寻味。充分表达了国耻不雪，国土不归的极度悲愤之情。
戴复古还作了一首《盱眙北望》诗，可与这首诗合在一起看。诗云：“北望茫茫渺渺间，鸟飞不尽又飞还。难禁满目中原泪，莫上都梁第一山。”说自己不忍心登高瞭望中原，与这首诗登高瞭望时流露的痛苦心情是完全一致的。
此诗描写的是自然景物，赞叹的却是一幅画。前两句写其山色分明，流水无声；后两句描述其花开四季，鸟不怕人。四句诗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山水花鸟图。全诗对仗工整，尤其是诗中多组反义词的运用，使其节奏清晰，平仄分明，韵味十足，读着琅琅上口。全诗读起来似乎行行违反自然规律，其实正是暗中设谜，写出了画的特点。
“远看山有色”远山含笑，有色便是好山，何为有色？清秀俊朗红湿绿垂是色，寒色苍苍亦是佳色，奇傀峭拔也是异色，只因其距离而产生美感，让人觉其有无限的风光。此乃是“静境”，静境之美出乎首句，在于有静心者能品之。这就好比是阳春白雪，一开始就将下里巴人给赶出了艺术空间。取消了浮躁者的欣赏美的资格。在这里，任何的浮躁都不行，有的只是心静如水.但不是死水而是活水.你看画中有水呢?一汪春水有着挡不住的盛情倾泻而出，一种流动之美跳跃于诗人的眼中。
“近听水无声”源头活水本是“动境”，而无声二字又进入静境，宁静致远.和首句并无矛盾之处.动静的取舍上诗人可以说是能够做到游刃有余.是什么如此神奇？静的如此让人难以放弃去一探究竟，这样，我们就会接近此诗此画，这样心神和山水便靠近了。一切的妙处只是因为“无声”，无声是一种美。王羲之的诗中有“在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便也是这种美。有声无声都溶在一起，完美的天籁之声！庄子所提的“天籁”之声就是如此，当“天籁”与“人籁”“地籁”一起时，便共同构成一个常人无法言语的自然之声。
“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说的是花儿尽管在那个最美的季节里尽情地开放，但燃烧般的开到最美的极致后还是要飘然而去，而只有在画中，花儿美而不谢同样，画中的鸟，永远是那么可爱动人。诗中的画似乎代表着一种梦想，一种可见而不可得的梦想。而且同第二句中的“水无声”一样，“人来鸟不惊”也是表示着鸟仿佛应该“惊”的，所以这说明画家笔下之鸟的逼真了。这里诗人以“近听水无声”来表现水的潺潺可听，以“人来鸟不惊”来表现鸟的可惊的活力，手法是很高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