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春色触发人们的怀远之情，这在闺情诗中有无数的表现，例如李白的《春思》：“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其情绪的发动与此相似，虽然后两句出以怨责口吻，实在还是表示她的春心是由春风撩拨的。所以把女子的怀人之情称为“春思”、“春心”，真是合适不过了。这首古诗一开始就写出了人们的共感，叫人觉着清新可喜。如果将它放在闺情诗的序列里，它又是较早这样表现的，读者读着李白等人的作品，自然就想起了它。这里写这个女子的联想又是十分具体、细腻。春风吹动了她的罗衣裾，使她想起了对方的青袍，这是由此及彼的联想；青袍的颜色是青的，眼前的春草也是青的，眼前的春草在春风中舒展着，心上人的青袍也一定是在春风中飘拂着，这是由抽象到具体的联想。通过这些联想，对方的形貌就宛然在目，她得到了一种幻想的满足了。当然，这些联想的逻辑顺序在诗句间并未清楚展示，由“罗衣裾”到“青袍”、由“长条”再到“青袍”，其间的联结，是由读者补缀起来的。这就是诗的可味之处。这里以“春草”象喻“青袍”，也是很新鲜的，五代牛希济有一首小词《生查子》，其结尾两句“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大概是由此脱化而来的。

　　上面四句都是写这个女子的感情活动，可以叫“想”，下面四句写她的行动，也就是“望”。“朝登津梁上，褰裳望所思。”津梁，就是桥梁，也许当初她所怀念的人就是由此出发的。这两句说：今日一早她就登上此地，提起衣裳久久瞩望，对远人她是多么思念啊，其心情又是多么焦灼啊。自然，她是望不到“所思”的。《诗经·卫风·氓》写女主人公望“所思”方位：“乘彼诡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这里没有写她的“泣涕涟涟”，而是写她的继续期待和追求，显得含蓄而温厚。这里用了一个典故：古代有一个男子叫尾生，和一个女子相约在桥下相会，到时女子未来，河水暴涨，尾生不肯离开，抱着桥柱淹死了。这是宁死不负信约的典型。“皎日以为期”是句成语，古人往往指日为誓，以示信守。这两句是说：“怎能像尾生那样坚守信约、如期而归呢！”这两句有的解释为：“这是深怨‘所思’不可靠的意思。”恐怕未必。与其说是怨，不如说是热烈的期待，她是以尾生这样的钟情来期待她的爱人的。另外，“抱柱信”故事的引入也很自然，此地即为津梁，与故事的情境是一致的。

　　此诗可能为文人加工的民间作品。它即景起兴，即事发想，自然浅切，情态宛然，大概原本是“男女相从而歌”那种环境中的产物。

　　《采桑子》率直平白，把词人的一片深情以及被迫分离永难相见的痛苦与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

　　该词上片描写自己与表妹之间只是一种错，抒发了自己凄迷的心情。

　　“而今才道当时错，心绪凄迷。”有一种美，就在于语言的歧义，“心绪凄迷”是本篇抒情的重心。这里的“心绪凄迷”，正是由上面的“错”而引发出来，但而今才明白的“当时错”，究竟是当初不应相识，还是当初不该从相识而走得更近，或是当时应该牢牢把握住机会、不放你离去，作者所谓的“错”是什么词中并未交待清楚，也不需要交待清楚，这个空间是留给读者自己想像的，读者不应该侵占、剥夺，也不能够侵占、剥夺。

　　“红泪偷垂，满眼春风百事非。”设想那个女子正在偷偷垂泪，这里似乎是一个错位的修辞，要说“百事非”，应该搭配“满眼秋风”才是，但春风满眼，春愁宛转，由生之美丽而感受死之凄凉，在繁花似锦的喜景里独会百事皆非的悲怀，尤为痛楚。此刻的春风和多年前的春风并没什么两样，而此刻的心情却早已步入秋天。

　　下片开始写无可奈何的心境，表达了词人内心的无奈之情。

　　“情知此后来无计，强说欢期。”“欢期”是相见、欢聚的意思，而“强说”一词让这份期待中的欢期变得难以预见，明明知道再也不会有见面的机会了，但还是强自编织着谎言，约定将来的会面。那一别真成永诀，此时此刻，欲哭无泪，欲诉无言。

　　“一别如斯，落尽梨花月又西”。风动梨花、淡烟软月中，翩翩归来的，是佳人的一点幽香，化作梨花落入手心。情语写到尽处，以景语来作结：以景语的“客观风月”来昭示情语的“主观风月”，这既是词人的修辞，也是情人的无奈。正是那无限愁怀说不得，却道天凉好个秋。

　　全词以懊恼之意写分离之苦，语少而意足，辞新而情悲，有跌宕摇曳之姿。

　　《穆天子传》载： 周穆王西游至昆仑山，遇西王母，宴穆王于瑶池。临 别，西王母作歌： “将(望)子毋死，尚能复来。”穆王亦作歌回答，约定 三年后重来。又载穆王南游，遇大风雪，百姓受冻，曾作《黄竹之歌》 以哀 民。并传穆王有八匹骏马，日行3万里。晚唐好几个皇帝迷信神仙之道，服食丹药，妄求长生，以至服金丹中毒死去。本篇糅合上述传说加以生发，虚构出神仙西王母等候穆王重来而不见的场景，以讽刺皇帝求仙之虚妄。

　　这首诗就是根据西王母与周穆王相约见面的传说来构思的。作者抓住西王母希望穆王“复来”、穆王也许诺复来这一点，虚构了一个西王母盼望穆王归来的情节：西王母推开雕镂彩饰的窗户，眺望东方，却不见穆王的踪迹，只听见《黄竹歌》声哀动大地。首句是仙境的绮丽风光，次句是人间的凄楚情景，形成强烈的对比。

　　这个对比兼含着两层意思：一是隐喻作歌之人已死，唯其歌声徒留人间，仙境虽美，怎奈无缘得去，暗含着对求仙的讽刺；一是用《黄竹歌》诗意，暗示人民在挨饿受冻，而统治者却在追求长生不死，希图永远享受，寄寓着对统治者求仙的斥责。

　　诗的末两句是写西王母不见穆王而产生的心理活动：穆王所乘的八骏飞驰神速，一天能行三万里，如果要来，易如反掌，可是他为什么还没有如约前来呢？西王母盛情邀请穆王重来，穆王曾许诺重来，而且来也方便，乘上八骏瞬息就到，可是穆王却终究没有来，不言穆王已死而其死自明。然而，西王母却仍在开窗眺望殷切守候。这就表明西王母希望周穆王不死，可是这个希望终于落空了。即令仙人如西王母，也不能挽救周穆王于一死，则人间那些所谓长生不老之术，自然更是靠不住的了，不信求仙之虚妄而其虚妄自见。

　　从来讽刺求仙，多从神仙不可遇着眼。这首诗却透过一层，从即遇神仙 亦复何益这一点来构思立意。穆王遇仙，瑶池欢宴，按说可享长生之福了， 却终不免一死;不但如此，连神仙自己对“穆王何事不重来”竟也茫然无 知。如此神仙，如此求仙，岂非彻底虚妄！

　　纪昀评此诗说：“尽言尽意矣，而以诘问之词吞吐出之，故尽而未尽”（《李义山诗集辑评》）。正是由于末两句不作正面指斥，所以此诗于明白酣畅中又具含蓄蕴藉之致，读之觉余味无穷。叶燮称“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可空百代”（《原诗》）。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作品分前后两段，前段十四句，诗人从自己半生的艰难遭遇出发，对自古以来众口所说的天道鬼神的存在提出了怀疑。开头两句是结论，是贯穿全段的。下面的十二句是这个结论所由得出的事实根据。他说：从刚刚成人（结发）那个时候起，我就一个心眼地想着做好事，苦力巴结（僶俛），到现在已经五十四岁了。自己的遭遇又是如何呢？二十岁（弱冠），世道乱离，苻坚南侵；三十岁（始室），家门不幸，死了妻子。再以后就是天灾屡降，气候反常，先是荒旱不已，螟蜮丛生；接着又是狂风暴雨，铺天盖地，闹得庄稼收不了一把，从而挨冻受饿，自己的经济生活现在已经完全陷入绝境了。看看这种现实，这说明根本就没有什么“福善祸淫”的天道鬼神。后段共六句，写他面对目前这种艰难处境的思想活动。他愤慨地说：我今天陷入到这个如此穷困悲凉的境地，这都怪我自己，怨不得什么别的天命或人为；历代圣贤不总是教导人们要立德、立功、立言，要名垂青史，像画麒麟么，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就如同过眼的烟云一样无足轻重，我自己在这里慷慨悲歌，我别无他求，我以有你们这两位像锺子期一样的知音人而感到欣慰与自豪。

　　这是表现陶渊明晚年的生活景况及其思想情绪的一篇极其重要的作品。陶渊明以“田园诗人”著称，他的作品流传最广而又最脍炙人口的是《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这种文，和《归园田居》、《和郭主簿》、《饮酒》这种诗。后来经过鲁迅先生的批评提醒，人们又开始注意了《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少数所谓带有点“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而真正了解陶渊明晚年的生活与思想的读者仍是不多。因此，读者有必要向了解《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这首诗。

　　首先，这首诗描绘了诗人晚年悲惨的生活情景，他已经到了挨饿受冻，无法维持的境地。他“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以至冻得“造夕思鸡鸣”，夜间盼着快点天亮；饿得“及晨愿乌迁”，白天又盼着快点天黑。这是多么难熬，多么难以忍受的岁月啊！反映陶渊明晚年的这种悲惨困苦生活，可以用来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相参证的，还有《杂诗》，其中说：“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梗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还有《饮酒》，其中说：“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词语都几乎一样。回想陶渊明归田的初期，那时他的家庭尽管不很富，但至少还保持着一个小康局面。他的居住情况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他的饮食情况是“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当隐士，自然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好景不长，四十四岁那年他家中失了大火，“一宅无遗宇”，什么都给烧得精光了。从此他的生活日益贫困，他的参加劳动也不得不由原来的观赏性、点缀性而逐渐地变成了维持生活的基本手段。也正因此，自然灾害对于陶渊明也就成为一个关系极其紧密的问题了。例如眼下陶渊明的困境就是由于“炎火屡焚如，螟蜮滋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这种原因造成的。这样的生活，在中国古代文学家们的经历中极为少见。

　　其次，它表现了诗人晚年对社会现实的极大愤慨与不平，他满腹牢骚，甚至连天道、鬼神都恨起来了。他说：“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从自己的切身遭遇可以证明这些都是骗人的东西。与此相近，他在《饮酒》诗中还说：“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情绪都是非常激烈的。在这里，他表面上是指着天道鬼神，实际上他的批判矛头乃是指向当时的黑暗社会，指向那个掌握着人类命运的腐朽的统治集团。陶渊明这时的思想情绪和他归田初期的那种面貌大不相同了，归田初期他总爱唱那种“乐天知命”、“安贫乐道”的高调，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他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在《归去来辞》中他说：“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那时的陶渊明是以和平恬淡，与世无争著称。现在则不同了，牢骚越来越多，情绪越来越大。不是他的修养水平降低了。鲁迅先生说：“‘雅’要想到适可而止。‘雅’要地位，也要钱。”（《病后杂谈》）不论谁要说“安贫”，那他首先得保持一种至少是不太贫的经济条件。否则要想使人“安”得住，而且还要“乐”起来，那是很难的。陶渊明先前总爱说“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颇有点像是读书弹琴成癖的样子。可是到了晚年写作《咏贫士》，当他已经“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的时候，他也就“诗书塞座下，日昃不遑研”了。越穷越苦，思想矛盾也就越多，情绪也就越激烈，这是人之常情，是真实的。陶渊明的诗歌以真实著称，但若以后期这种艰难地写痛苦写愤怒的作品，和前期那种轻易地写快乐写恬淡的作品比起来，则是后期作品表现的思想更真切、更实在。

　　第三，作品表现了陶渊明在这种极其痛苦难熬的生活中的意志坚定，宁死不移。他已经横下一条心来，无论怎样穷困，他再也不出去作官，再也不去和那个黑暗的上层社会同流合污了。他说：“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这是什么意思？比陶渊明早百余年的放诞派张翰曾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不是陶渊明也像张翰那样肆无忌惮地蔑视前代圣贤的古训，他所蔑视的正是当时官场中像苍蝇追逐血腥一样所追逐的那种东西。他说他之所以陷入今天这样的困境，这都怪他自己，怪不得天道鬼神或其他人事。这不是真话，这是牢骚，这是他在变相地表现他对当时政治的不平，同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坚守了节操，在精神道德上获得了胜利的骄傲与自豪。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与黑暗官场不合作，蔑视功名利禄而隐居田园去当清闲地主的，历代不乏其人。但是能够忍冻受饿，竟至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地宁可去向人家乞食，也决不回头，而一直挺下去，直至老死田园的，却除了陶渊明再也找不出第二个。陶渊明的气节是感人的，陶渊明的骨头的确比别人硬。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风格是以淳朴实在著称，所以梁启超曾经说，“唐以前的诗人，真能把他的个性整个端出来和读者相接触的，只有阮步兵和陶渊明，而陶尤为甘脆鲜明”（《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他晚年写的这首《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就如同一位老朋友用连珠一般的语言在诉说他一系列的不幸，在那里发牢骚，在那里怨天恨地，在抒发他对现实社会的愤愤不平。这首诗和他归田初期作品中的那种宁静恬淡、情景交融比起来，是变得更为愤激、更为质直了，但是陶渊明作品中那种突出的真情实感的流露，却是始终一贯的。他有乐说乐，有苦说苦，有牢骚不平也决不故意掩饰。他的语言是那样浅近、凝练、生动、准确，例如：“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这种对于受冻者在冬天的长夜里盼望天亮，盼着快点日出；挨饿者在夏天的长昼里盼着天黑，以为上床不动，肚子也可能会好受一些的心情的描写，没有一点实际感受的人莫说是写不出，就是想也恐怕难以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