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苍舒字才美(苏轼诗集作“才翁”),长安人。擅长草书、隶书书法,人称得“草圣三昧”。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1068年(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他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堂取名“醉墨”,邀苏轼作诗。苏轼回到汴京,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苏轼是大书法家,有多篇诗谈到书法。像《凤翔八观》里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这首《石苍舒醉墨堂》,都是脍炙人口的。那几首诗都涉及论书,而这首诗纯粹从虚处落笔,尤其特殊。
这是苏轼早期的七古名篇。他后来的七古中常见辩口悬河、才华横溢的特色,这首即是这种特色早期成熟的表现。堂名“醉墨”就很出奇,诗也就在这名字上翻腾。
起首明要恭维石苍舒草书出众,却偏说草书无用,根本不该学。这种反说的方式前人称为“骂题格”。
第一句是充满牢骚的话。这些牢骚是和苏轼那段时期的感受分不开的。在凤翔的前期,知府宋选对他很照顾。后来宋选离任,由陈希亮接任。陈希亮对下属冷冰冰的,又好挑剔,甚至苏轼起草的文字,他总要横加涂抹。苏轼对此很不满,在诗里也有所表现,如《客位假寐》。苏轼到了京城,正值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更法度,苏轼也不满意,以致后来因此而遭放逐。这时虽未到和王安石闹翻的地步,但心里有牢骚,所以借这首诗冲口而出。这句话表面上不怎么样,但把“忧患”的根源归于“识字”,是有点惊人的。至于“忧患”到底何在,作者却一点即收,使读者自己领会。古人轻视识字的,要数项羽最有名气。他认为字不过用来记记姓名,不值得学(《史记·项羽本纪》)作者巧妙地用了项羽这个典故而不落用典的痕迹。开头说,识字本是多余的事,更何况认草字;写草字,又写得龙飞凤舞,让人打开卷子一看惊叹不己,那就更不对了。“惝恍”二字形容草书的变化无端。“令人愁”明贬暗褒。这两句紧紧呼应下文“兴来”二句。这四句破空而来,合写两人而侧重对方。
五六二句从诗人到对方,在章法中是转换之处。苏轼是书法家,《次韵子由论书》一开始就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用“我尝好之”对比“君有此病”,也是明贬暗褒。“病”指其好之成癖,暗伏对方草书功力之深,引出下面六句正面点明“醉墨”的旨趣。七八两句把《庄子》两个篇名用来赞美对方草书功力之深。九、十两句正面点明以“醉墨”来命名的用意,十一、十二两句又用柳宗元的比喻回应“君有此病何能瘳”,看似批评,实是夸奖。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不倦,造诣必深。下面四句即是正面赞美。这四句极有层次,首句总提,次句暗用前人“笔冢”(如王羲之、智永、怀素等)的故事写其用力之勤。接下来写其造诣之深,这是用力之勤的结果。这两句又和篇首“神速”句呼应,一正写,一比喻。条理井然,语言飞动。
“我书”四句回到诗人自己,呼应上文“我尝好之”句。诗人先谦称自己的书法“本无法”,即不合规矩,“点画”句和“惝恍”句相应。接下两句反问石苍舒为何对他的书法如此偏爱,表面上是诗人自我否定,实有自负书法之意。如果正写就显得乏味,而且易流为诗人的自我吹嘘,用反诘语气来表现,供人回味,深得立言之体。怀素说:“王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不减钟张”句即翻用这个典故赞美石苍舒。汉末张芝(伯英)和罗晖(叔景)、赵袭(元嗣)并称,张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见《晋书·卫恒传》)“下方罗赵”句即正用此典以收束“我书”。张芝人称“草圣”,《三国志·魏书·韦诞传》注说,张芝家里的衣帛,必定先用来写字,然后才染色做衣服。他临池学书,每天在池里洗笔,池水都成黑色了。结尾两句,诗人又反用此典回应篇首四句,既点到了石苍舒,又点到了自己。这四句都用写字的典故,出神入化而又紧扣主题。
这首七古体现出苏轼的作诗本领。赵克宜评价说:“绝无工句可摘,而气格老健,不余不欠,作家本领在此。”所谓不余不欠,就是既把题意说透,又没有多余的话。这正是苏轼风格的特色。善于在别人难于下笔之处着墨,把叙事议论抒情完全熔为一炉。语言形象生动,结构波澜起伏,正说反说,忽擒忽纵,意之所向,无隐不达。如同天马行空,去来无迹;细加寻绎,却又纲举目张,脉络分明。正如作者所说的画竹之妙:“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王维吴道子画》)至于使用典故,更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
苏轼对于书法技艺的看法是「由技入道」,追求无意的境界,但此一境界必须由积学勤练而得,诗中有「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便是积学勤练的过程,「我书意造本无法」则是所达到的境界。《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於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最足以作为证明。
此诗写一个远在他乡服役的征人,想象他的父母兄长在家乡正在思念他,抒发了主人公思念家乡的情怀。全诗三章,皆为赋体。
全诗重章叠唱,每章开首两句直接抒发思亲之情。常言:远望可以当归,长歌可以当哭。人子行役,倘非思亲情急,不会登高望乡。此诗开篇,登高远望之旨便一意三复:登上山顶,远望父亲;登上山顶,远望母亲;登上山顶,远望兄长。言之不足而长言申意,思父思母又思念兄长。开首两句,便把远望当归之意、长歌当哭之情,抒发得痛切感人。
然而,诗的妙处和独创性,不在于开首的正面直写己之思亲之情,而在于接下来的从对面设想亲人之念己之心。抒情主人公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幻境:在他登高思亲之时,家乡的亲人此时此刻也正登高念己,并在他耳旁响起了亲人们一声声体贴艰辛、提醒慎重、祝愿平安的嘱咐和叮咛。当然,这并非诗人主观的刻意造作,而是情至深处的自然表现。在这一声声亲人念己的设想语中,包含了多少嗟叹,多少叮咛,多少希冀,多少盼望,多少爱怜,多少慰藉。真所谓笔以曲而愈达,情以婉而愈深。千载下读之,仍足以令羁旅之人望白云而起思亲之念。
这种从对面设想的幻境,在艺术创造上有两个特点。其一,幻境的创造,是想像与怀忆的融会。汉唐的郑笺孔疏把“父曰”、“母曰”和“兄曰”,解释为征人望乡之时追忆当年临别时亲人的叮咛。此说初看可通,深究则不然;诗人造境不只是追忆,而是想像和怀忆的融合。钱锺书指出:“然窃意面语当曰:‘嗟女行役’;今乃曰:‘嗟予子(季、弟)行役’,词气不类临歧分手之嘱,而似远役者思亲,因想亲亦方思己之口吻尔。”(《管锥编》,下同)如古乐府《西洲曲》写男“下西洲”,拟想女在“江北”之念己望已:“单衫杏子黄”、“垂手明如玉”者,男心目中女之容饰;“君愁我亦愁”、“吹梦到西洲”者,男意计中女之情思。《西洲曲》这种“据实构虚,以想像与怀忆融会而造诗境,无异乎《陟岵》焉”。别具赏心的体会,也符合思乡人的心理规律,因而为历代思乡诗不断承袭。其二,亲人的念己之语,体现出鲜明的个性。毛传在各章后曾依次评曰:“父尚义”、“母尚恩”、“兄尚亲”。这虽带有经生气息,却已见出了人物语言的个性特点。从诗篇看,父亲的“犹来无止”,嘱咐他不要永远滞留他乡,这语气纯从儿子出发而不失父亲的旷达;母亲的“犹来无弃”,叮咛这位小儿子不要抛弃亲娘,这更多地从母亲这边出发,表现出难以割舍的母子之情,以及“娘怜少子”的深情;兄长的“犹来无死”,直言祈愿他不要尸骨埋他乡,这脱口而出的“犹来无死”,强烈表现了手足深情,表现了对青春生命的爱惜和珍视。在篇幅短小、语言简古的《诗经》中,写出人物的个性,极为不易,而能在从对面设想的幻境中,写出人物的特点,更为难能。这在后世同类抒情模式的思乡诗中,也并不多见。
该词从当涂的名胜古迹写起。开头两句概括了当涂的山川风物。缀以“青青麦”三字,引发读者“黍离麦秀”的联想。《史记·宋微子世家》写到殷商旧臣“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遂作《麦秀》之诗,诗云:“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青青麦”字面上又是用《庄子·外物》所引的逸《诗》:“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昔时高台离宫,而此时麦苗青青,透露出世事沧桑的无限感慨。呈孰本是当涂县的古名,呈孰溪流贯其中,呈孰堂凌驾溪上,颇得山水之胜。所谓“馀翰墨”,实即感叹昔人已逝,只留下了佳篇名章。这两句寄寓了山谷宦海浮沉的无尽感慨,无论是称雄一世的帝王,还是风流倜傥的词客,都已成历史的陈迹,只有文章翰墨尚能和江山共存,垂之久远。接下来两句写出知太平州。经过迁谪的动荡磨难,忧患馀生的作者已把做官一事看得十分淡漠,所以他把此事只称为“管江山”、“分皂白”。再加上一个“暂”字,一个“稍”字,更突出了这种淡然超脱的态度。
下片开头两句概括了九日罢官的戏剧性变化,与上两句适成对照,大有物是人非之慨。“江山”承上而来,山川形胜,碧天浮云,着一“空”字,是因为“昨日主人今日客”,本来要“管江山”、“分皂白”的主人,一下子成了“诸公”的客人了!这一句集中揭示了政治生活的反常和荒廖,它运用当句对,一句之中既构成今昨主客的鲜明对比,语气斩截,强调了变化之突兀,其中有感叹、不平、讥讽、自嘲,内涵颇为丰富。最后两句则展现了作者自我解脱的感情变化。新妇石是千百年来历史的见证,阅尽了人世沧桑,但见人间的升沉荣辱都只如过眼烟云,本无须有是非彼此之分。“谁分宾主”句,看似作者劝大家无分宾主,尽欢一醉,深乃用“万物之化,终归齐一”的老庄哲学来作自我解脱。
这首词旷达超然之中发泄了牢骚不平,最后仍归结为物我齐一,表现出作者力图老庄哲学中寻求解脱的思想倾向。一个“暂”字表现出作者不以进退出处萦怀的超脱。变化的万物本来只是“道”运行中表现出的一种暂时形式,故宜随形任化,淡然自若,不入于心。但一夜突变,毕竟难堪,所以还是不免有牢骚,最后又用齐物论否定牢骚,达于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