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借景抒情的小词。词的前两句“春入平原荠菜花，新耕雨后落群鸦”，写的是农村恬静而又充满生机的春天景象。白色的荠菜花开满了田野，土地耕好了，又适逢春雨，群鸦在新翻的土地上觅食。聊聊数笔，把一幅乡间春色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出来。由荠菜开花而说“春入”，对平凡微贱的荠菜花寄予了极大的感情，又把“群鸦”写得充满生意，一点不像平时人们所见的那副使人讨厌的聒噪相。词人留意和刻画这些细物细事，可见其意态闲适。但是，接下来两句“多情白发春无奈，晚日青帘酒易赊”，情绪陡变，适才令人心情舒爽的春色不见了，万种愁绪染白了的头发。词中说的是“白发”，实际上讲的是“愁绪”。“多情白发春无奈”，词人心情沉闷，只好到小酒店去饮酒解愁。这里“多情”二字写得诙谐，恰如其分地传递出词人那种带有苦味的诙谐。而在这诙谐中，深切地感受到作者无可奈何的愁绪。面对这一派格调清新、色彩明丽、生机勃勃的春光，词人的内心深处也似乎有一股涌动的热情，他是多么希望为国家“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但想到罢官的现实，又感到无可奈何，他因此而愁苦得白了头发，只得在傍晚时到挂有青布酒幌的酒店去赊一点酒喝，好在赊酒很方便。词人想借酒浇愁，可这酒又不能解除他内心的愁。

　　面对如画的春色，词人却来了愁绪。其原因可以从这首词的一小序“游鹅湖，醉书酒家壁”中找到一定的线索。这时，正是词人被罢官落职，不得不退居田园之时。这时他正壮年，还有精力，足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是不能耐得住清闲无为的生活的，所以词人游鹅湖，面对生机勃勃的春天，联想到自己的遭遇，事业上的失意与感叹岁月流逝的惆怅之情便油然而生。

　　清人王夫之说过：“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这也是词上阕的艺术手法。下阕写的是一幅农村景象：村民们悠闲自在，生活过得井然有序，牛栏附近的空地上种满了桑麻。春播即将开始，大忙季节就要到来，不知谁家的年轻女子，穿着白衣青裙，趁着大忙前的闲暇赶着去走娘家。与词的开篇几句不同，下阕词人从近处落笔，一个“闲”字，一个“细”字，一个“有”字，一个“趁”字，把农村生活的闲适与古朴活脱脱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然而，词人越是写闲适、古朴，越是让人联想到“多情白发春无奈，晚日青帘酒易赊”所流露出来的那种烦闷和无可奈何的情绪。词人无一字写自己，尽情描写客观景象，着力描绘了一个“无我之境”，实际上“我”尽在其中。词人采用这种高超的艺术手法，把烦乱复杂的失意之情在这闲适的氛围中突现得淋漓尽致。透过农家们恬然自安的心态，可以更真切地看到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词人那种无奈背后的不甘闲居的进取之心，那种追求祖国统一的执着。

　　或许人有会找词人既然喜欢农村，喜欢农村古朴而又悠闲的生活，却还要借酒浇愁的原因。那么就必须结合词人当时的生活背景和他当时的处境去理解。辛弃疾是一位很有抱负、正义，充满爱国心的词人，然而，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官场中有的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有的是夸夸其谈，食言而肥，词人对此看透了，厌烦了，所以他要远离城市的喧闹，他认为美好的春天在田野，在溪头，在那漫山遍野雪白的荠菜花中。此时，他虽置身于纯洁、清新的农村，却还有愁苦，那是因为他不能忘怀祖国万里江山。他要奔赴抗金疆场，去收复已夺占的土地，那才是真正关心的事业，然而，他却被排挤到农村，过起“闲意态”的生活来，所以他感到愁苦。他不是不喜爱春天，但春天并不能给他带来真正的快乐。

　　这首《鹧鸪天》在辛词中并不占重要的地位，但它所抒发的思想感情却代表了辛词思想感情的主流，这是贯穿于词人一生的作品之中的，如“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1168年）“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1189年）“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1205年）

　　这首词在艺术上主要运用了对照的艺术手法，田园怡人的风光，农家闲适的生活，与词人“多情白发春无奈”的心情形成对照，从而含蓄地表现出词人不甘闲居又无奈惆怅的复杂心态；同时，这勃发的春色又暗含词人内心的不甘闲居、不甘消沉，表现了词人那如春的壮志，尽管这壮志被严酷的现实重压着。词的景物描写也很有特色，色彩明丽丰富，相映成趣；又动、静结合，人、物和谐，情、景相生。

　　此诗作于升之宫学秩满之时，在绍兴二十一、二年间，时陆游居山阴。

　　钱仲联详注仲高身世，大略云：仲高，陆游从兄陆升之也。绍兴十八年（戊辰）进士，其人阿附秦桧，谄事桧党两浙转运使兼临安知府曹泳。泳为政凶酷，缙绅畏之如鬼蜮。时升之为右通直郎，与右承务郎李孟坚亲善。孟坚之父光私撰国史，语涉朝政，或多讪谤褒贬。孟坚以秘事告之，升之发之以告泳，泳检举於朝，光故得罪。後桧死，泳被贬窜新州，升之坐为秦党亦被黜。“临分出苦语，不敢计从违”一句，深有规劝之意。

　　此诗直白忧碍，意思不必过多解释，仲高时往投丞相秦桧门下，故陆游在此诗中予以规儆。“道义忧今古，功名有是非”，道义是不分古今的，但凡稍有智识、操守的人都应遵守，然而功名却很难说了。当逢有道之世，求取功名而不悖于道义，或说功名与道义体现为一致性时，自当努力追取。这正是儒家传统的积极用世思想。历数中国古代士人，但凡事业有成者莫不类此，国旺家兴，名垂后世，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统实现。但这样的世道，泱泱中华、上下五千载也只是凤毛麟角，因此多是一种理想状态。而遭逢乱世，帝王昏聩、奸佞当道，功名与道义则体现为对立的关系，这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则是一种常态。士人往往有两类选择：一是舍道义而就功名。陆仲高年轻时正是走了这样一条路。绍兴二十年（1150），陆仲高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之后阿附秦桧，以告发秦桧政敌李光作私史事（仲高为李光侄婿），擢大宗正丞。显然这样的一种选择很为时人所不耻，陆游在此诗中也正是劝他不如请求退职。另一种选择是坚决维护道义，至少是维护心中的道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