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史记》、《汉书》都未见收载。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楚汉春秋》中加以引录,始流传至今。《楚汉春秋》为汉初陆贾所撰,至唐犹异。刘知风、司马贞、张守节都曾亲见,篇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载无异。本诗既从此书辑出,从材料来源上说,并无问题。有人认为汉初不可能有如此成熟的五言诗,颇疑其伪,但从见载于《汉书·外戚传》的《戚夫人歌》及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注》的《长城歌》来看,可知秦汉时期的民间歌谣,不乏五言,且已比较成熟。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考史》认为此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五言诗,可见其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之重要。
关于《垓下歌》,时下尽管有着种种不同的分析理解,日人吉川幸次郎甚至认为此诗唱出了“把人类看作是无常的天意支配下的不安定的存在”“这样一种感情,”从而赋予了普遍性的永恒的意义(参看《中国诗史》第40页,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但若与《虞姬歌》对读,便不难发现,项羽的这首诗原本是唱给虞姬听的爱情诗。“虞兮虞兮奈若何!”不是明明在向虞姬倾诉衷肠吗?项羽十分眷恋虞姬,所以在戎马倥偬之际,让她“常幸从”;虞姬也深深地爱着项羽,因此战事再激烈,她也不肯稍稍离开项羽一步。项羽在历次战役中所向披靡的光荣经历,深深赢得了虞姬的爱慕,项羽成了她心目中最了不起的理想英雄;而项羽的这些胜利的取得,又焉知没有虞姬的一分爱情力量在鼓舞作用?从爱情心理而言,像项羽这条刚强汉子,是不会在自己心上人面前承认自己有什么弱点的,因此,他即使心里十分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而在口头上却不能不推向客观,一会儿说是“时不利”,一会儿说是“骓不逝”,而自己呢?依然是“力拔山兮盖世”,一点折扣也没有打。项羽毕竟年轻,那会儿才三十出头,对爱情充满着浪漫的理想。他爱虞姬,就一意想在她的心目中保持一个完美的形象。对于虞姬来说,她也正需要这样。极度的爱慕和深情的倾倒,使她决不相信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英雄会有什么失误。尽管现实无情,“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步步进逼的汉兵与声声凄凉的楚歌已经使楚军到了瓦解边缘,但她仍对眼下发生的一切变化感到困惑不解。
在这种心态下,项羽的这支歌便成了她最好的安慰,最乐意接受的解释。坚贞的爱情,不仅驱逐了死亡的恐惧,且将人生的千种烦恼,万重愁绪都净化了,从而使她唱出了最为震撼人心的诗句:“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拔山盖世的气概与失败的结局是不和谐的,但英雄美人誓不相负的坚贞爱情是和谐的。在生死存亡的总崩溃的关键时刻,虞姬的这支歌,对项羽来说,不是死的哀鸣,而是生的激励。项羽处此一筹莫展之际,虽然痛感失败已不可避免,一生霸业转瞬将尽,但这犹可置而不论;而祸及自己心爱之人,则于心何忍!虞姬深悉项羽此种用心,故以誓同生死为言,直以一片晶莹无瑕的情意奉献,其意盖欲激励项羽绝弃顾累,专其心志,一奋神威而作求生之最后努力。若此说尚能探得古人心意,则不妨代项羽试为重和虞姬歌,以为此文之结束:汉兵何足惧?百战无当前。挥戈跃马去,胜败付诸天!
这是刘庭信所作的套曲《春日送别》的第一曲,在元散曲中久享盛誉。全曲先写景而后抒情,由景生情,从而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这首曲子的曲辞确实是“语极俊丽”。开头四句,作者扣住题中的“春日”,用工细绮丽的笔墨,描绘了一幅形象生动的春景图。风衬杨柳,显杨柳更风流;雨衬梨花,显梨花更圣洁。杨柳随风,梨花带雨,风与杨柳,雨与梨花,皆互为映衬,相得益彰。风乃“丝丝”风,雨乃“点点”雨,“丝丝”、“点点”两个叠词,把春天特有的轻柔、甜美的韵味尽情透出;同时也隐含着柳摇若风,花落如雨的比喻。这四句对仗工整,实际上是以诗入曲,借对仗艺术而使这幅春景图形象更鲜明,色调更和谐。
“雨随花瓣落,风趁柳条疏”使用的是互文手法,梨花瓣落,因为雨打,更因为风吹;柳条稀疏,因为风拂,也因为雨洗。花落柳疏,也透露出隐隐的哀愁。这种情绪,在“春事成虚”以下五句中得到了充分表现。梨花瓣落,春将归去,故云“春事成虚”。这里的“无奈春归去”既指自然界的“春”,也指即将远去的“人”;同样,“春归何太速”一语,既是对匆匆而尽的“春”的质问,也是对匆匆离去的“人”的埋怨。而最后的“试问东君:谁肯与莺花做主”,便由怨而转为幽愤了,亦暗扣了题旨“送别”。
这首小令,作者截取了青年男女恋爱生活中的一个断面进行描写,拟一个女子的口吻诉说她的内心忧虑,极富情趣。
“心间事,说与他。动不动早言两罢。”这个女子对她的恋人爱得非常深,把心里话全掏出来告诉他。可是那个男子却动不动就提出分手。但女主人公把爱情看得十分纯洁,容不得半点沙子。“罢字儿碜可可你道是耍,我心里怕那不怕?”听了恋人一句难定真假的话,便吓成这样样子,生动地表现了这个恋爱中的女子对爱情的认真态度,体现了她的天真与纯洁。
这支小令感情淳朴,人物情态生动,心理描写细致逼真,读来快人耳目。
《范增论》属于史论,是一篇翻案文章。苏轼善于读书,能从书缝中看出问题。一般人读史,见项羽与范增君臣不能善始善终,常为之叹息,认为这是楚失败的原因之一。苏轼却相反,独恨范增不早离开,认为项羽早有杀增之心,还认为义帝之存亡,关乎楚之盛衰,也关乎范增之祸福。全篇并没有贬低范增,篇末还高度肯定范增是人杰,只是惋惜项羽和范增的关系早有裂痕,范增不明“去就之分”。
全文围绕“去就之分”这一中心论旨,逐层展开:首先,简叙历史史实,提出论点:“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其次,具体论证观点。文章反复分析了项羽杀掉宋义之后,势必要谋害义帝,而范增必然力谏,项羽肯定不从,最终必然疑忌范增等等情势,论证了范增应当在此时离开项羽的主张,批驳了那种认为陈平反间计离间项范二人的传统看法。然后,作者替范增设想,“合则留,不合则去”,“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仍然不失为大丈夫作为;批评范增不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最后,又从另一侧面论述:“增不去,项羽不亡”,“增亦人杰也哉”。作者对范增的谋略、才干表示了肯定,实际上批评了项羽的不知人、不善任。
该文学《公羊传》《谷梁传》解《春秋》经文的表现手法,设为问答,层层推论。如由义帝之立,范增为谋主,推断义帝之兴废关乎范增之祸福,又进而推断项羽弑义帝,范增必反对。由义帝之明推测项羽之杀宋义,义帝必不能堪,又推测义帝必杀项羽,项羽故必杀义帝。一环套一环,有很强的逻辑性。作者征引史料不多,才识、才气胜过才学;在语言表达上多用反诘句,多用感叹句。全文共有七个反诘句、六个感叹句,冷静的理性思考与热烈深切的赞叹、惋惜相结合,使文章笔调变幻无端,抑扬顿挫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