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共九章。首章以“緜緜瓜瓞”起兴，开首八字简洁地概括了周人延绵不绝、生生不息的漫长历史。以下至第八章，全叙太王率族迁岐、建设周原的情况。正是太王迁岐的重大决策和文王的仁德，才奠定了周人灭商建国的基础，如《鲁颂·閟宫》所言：“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篇末便自然而然带出文王平虞芮之讼的事，显示出其蒸蒸日上的景象。
周人早先所居的邠地，人们遭遇强悍游牧民族昆夷的侵扰，促使古公亶父举族迁移。《孟子·梁惠王下》记载狄人入侵，意在掠地，古公亶父事之以皮币、珠玉、犬马，均不得免，乃“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以其仁而“从之者如归市”。全诗以迁岐为中心展开铺排描绘，疏密有致。长长的迁徙过程浓缩在短短的四句中：“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而“爰及姜女”一句，看似随笔带出，实则画龙点睛。姜女是当地平原民族姜族的长女，周与姜联姻，意味着古公亶父被承认为周原的占有者和统治者。同时，此句又为后文在渭水平原上的种种生活劳动的刻画，做了铺垫。
在“堇荼如饴”的辽阔平原上，周人怀着满腔喜悦和对新生活的憧憬投入了劳动，他们刻龟占卜，商议谋划。诗人以浓彩重墨描绘农耕、建筑的同时，融人了深沉朴质的感情。他们一面“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亩”，欢天喜地安家定宅，封疆划界，开渠垦荒，一面“筑室于兹”。与落后的邠地相比，平原文明的标志便是建造房屋。走出地穴窑洞，在地面上修屋筑室，是一个质的飞跃，是周人安居乐业的开始，是周族初兴的象征，也正是古公亶父迁岐的伟大功业。对建筑的描摹刻画，正是对古公亶父的热情歌颂，故而诗中最精彩生动的描写正集于此：“陾陾”“薨薨”“登登”“冯冯”四组拟声词，以声音的嘈杂响亮表现了种种劳动场面，烘托了劳动的气氛。洪大的鼓声被淹没在铲土声、填土声、打夯声和笑语声中，真是朝气蓬勃、热火朝天。“百堵皆兴”，既是对施工规模的自豪，也暗示了周民族的蓬勃发展。“皋门有伉”“应门将将”，既是对自己建筑技术的夸耀，又显示了周人的自强自立、不可侵犯的精神。由此歌颂武功文略便是水到渠成：“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维其喙矣。”表现了日益强大的周族对昆夷的蔑视和胜利后的自豪感。文王平虞芮之讼，突出表现其睿智与文德。结尾四个“予曰”，一气呵成，既是诗人内心激情一泻而出的倾述，又是对文王德化的赞美，更是对古公亶父文韬武略的追忆，与首句“緜緜瓜瓞”遥相呼应，相映成趣。
诗章以时间为经，以地点为纬，景随情迁，情缘景发，浑然丰满，情景一体，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自邠至岐，从起行、定宅、治田、建屋、筑庙到文王服虞芮、受天命，莫不洋溢着周人对生活的激情、对生命的热爱、对祖先的崇敬。结构变幻，开合承启不着痕迹，略处点到即止，详处工笔刻画，错落有致。
此诗逐层描写国破之哀，是动乱时代的实录。全诗以低沉呜咽的语调倾诉其不幸又无奈的心境，充满悲愤与哀痛之情。
首句哀民生凋敝，宫室遭难，满目烟尘。
第二句哀盛世之不再，天子蒙难，百官流离，仓皇失主，诗人忘不了那刚刚逝去的“盛唐气象”，那安宁富足的开元盛世。但盛世不会再来了，诗人对崇高美的景仰中混和着感伤。这不仅是对一个李姓王朝的眷念，也是对历史上曾有过的高度文明的留恋，是对一个文化断层的悲悼。
第三句哀宫室之荒芜：唐代宫中多植槐树，如今，人去楼空，玉阶蒙尘，秋风瑟瑟，百树凋零，一派冷冷清清的凄凉景象。前三句写不幸，第四句则笔触一转，写乱贼之“庆幸”，他们狂妄自得，宴饮庆祝，在人民的泪光和诅咒中寻欢作乐，字里行间充满了悲愤与哀痛。
这首诗是动乱时代的实录，苦难心灵的低吟。诗人天性软弱且又陷身贼中，因此诗作没有采取激烈的语词来大胆指斥叛贼，而是以低沉的语调倾诉了一种哀其不幸又无可奈何的心情，辣味不足，温婉有余。
此诗充溢着亡国的悲痛和思念朝廷之情。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唐军收复两京，肃宗自凤翔还长安，凡作过伪官的，都以六等定罪，而王维则因为这首“凝碧池”诗得到过肃宗的嘉许；又加上弟弟王缙平乱有功，请求削官为兄赎罪，得到特别宽恕。由此可见此诗在当时影响之大。
此诗咏汉文帝与贾谊，但与李商隐诗的着眼点不同，议论更大相径庭。李诗以小事而见大节，王诗则因大事而忽小节。王安石认为贾谊的政略，文帝基本都有采用，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官职的高低与否不重要；李商隐抱负难申，乃为贾谊悲，王安石得宋神宗宠遇，乃为贾谊喜，正是不同的遭际，才产生出不同的议论来。就诗歌艺术而言，此诗纯是议论，褒贬分明，对比强烈。
诗的前两句“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一写贾谊，一写文帝。诗中指贾谊的治国安民之方，这两句是反诘句，意为贾谊所献的“谋议”，大体上都能获得施行，所以说文帝并不轻视贾谊。以贾谊进言与文帝纳言相对照，承班固《汉书·贾谊传》中之“赞”词：“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与前人写贾谊怀才不遇之作唱反调。
后两句“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一写爵位高的“公卿”，一写君王。这两句也构成了一个反诘句，意为：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达官贵人，尽管他们的官爵职位很高，但其言论都被君王废弃了。弦外之音是贾谊比那些达官贵人更为幸运。
此诗采用两个反诘句，寓答于反问之中，以贾谊的“谋议略施行”与身居高位的达官贵人“言尽废”相对照，以文帝采纳贾谊的“谋议”，古来君王废弃众多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的言论相对照，突出贾谊超群的才能与汉文帝的爱惜贤才。
此诗不像李商隐的《贾生》那般讽文帝悼贾生，反而赞文帝褒贾生。这是因为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殊遇，依托他推行新法，他也就有了新的体验，认为贾谊只是遭到周勃灌婴等人的谗毁而未能如愿以偿而已。从以上的比较中不难看出，李商隐与王安石的同题诗《贾生》，虽然都是咏贾谊，但各自的着眼点不同，笔法相异，主要在于两位诗人的思想有别，他们根据各自的思想对同一人物发表独特的见解，前者欲抑先扬，以古讽今，笔锋犀利而含蓄，后者褒贬分明，对比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