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林郎,汉代所置官名,是皇家禁卫军军官。诗中描写的却是一位卖酒的胡姬,义正词严而又委婉得体地拒绝了一位权贵家奴的调戏,谱写了一曲反抗强暴凌辱的赞歌。题为“羽林郎”,可能是以乐府旧题咏新事。
这首诗在立意、结构和描写手法上,与《陌上桑》有异曲同工之妙。写女子之美,同样采用了铺陈夸张手法;写反抗强暴,同样采取了巧妙的斗争艺术;结尾同样是喜剧性的戛然而止。但《陌上桑》更多的是用侧面烘托,从虚处着笔;这首诗则侧重于正面描绘和语言铺排。前者描写使君的垂涎,主要通过人物语言,用第三者的叙述;这首诗刻画豪奴的调戏,则是用一连串的人物动作,即“过我”、“就我”、“贻我”、“结我”,妙在全从胡姬眼中写出。太守用语言调戏,豪奴用动作调戏,各自符合具体身份。罗敷反抗污辱是以盛赞自己的丈夫来压倒对方,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胡姬反抗调戏则是强调新故不易,贵贱不逾,辞婉意严,所谓“绵里藏针”、“以柔克刚”。罗敷在使君眼中已是“专城居”的贵妇人;而胡姬在“金吾子”眼中始终都是“当垆”的“酒家胡”。因而这首诗更具有鲜明的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家奴”本不过是条看家狗,却混充高贵的“金吾子”招摇撞骗,这本身就够卑鄙之极了;而“酒家胡”虽然地位低贱,但是终究不必仰人鼻息过生活,在“高贵者”面前又凛然坚持“贵贱不相逾”,这本身就够高贵的了。于是,尊者之卑,卑者之尊,“高贵”与“卑贱”在冲突中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完成了戏剧性的转化,给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深思和启迪。
李白在襄阳所写的这组诗,既可见其性情,又可见其诗风。在襄岘汉水的背景之下,一个怀着未醉之心的醉翁形象,栩栩如生。
组诗之第一首。这里的“白铜鞮”当指汉水在襄阳段的堤坝。这是襄阳群体娱乐的地方。江城被绿水环抱,襄阳的花,襄阳的月,真是迷人。读着这首诗,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场景,在月圆花好的夜晚,人们在江水边的长堤上载歌载舞,多么热闹多么生动传情。面对此情此景,诗人和读者不能不忘我地陶醉在其中。这一首第三句在格律上有“失粘”之嫌,说明李白写诗并不受格律的严格约束。
组诗之第二首。这是描写一个历史人物的醉态,这个人叫山简。山简是晋大将,性情豪放,酒醉后常反戴帽子倒骑马。酒醉后的人物神态生动活现,在阳光下,系着白头巾,倒着骑马,非常有趣。此诗活灵活现地塑造了一个醉态可鞠的人物形象。
组诗之第三首。岘山、汉江、水色、沙色、山上的堕泪碑以及碑上的青苔,碑上被磨灭了的碑文等等物景,平实道来,没有雕饰,其中自有诗人对世事沧桑的感慨。山依旧,水仍绿,碑尚在,唯有碑石上生了青苔,碑文已被磨灭,其寓意就是时间的长河能淹没一切。
组诗之第四首:习家池边旧有凤泉馆、芙蓉台、习郁墓,群山环抱,苍松古柏,一水涓涓,亭台掩映,花香鸟语,风景清幽,自古常有骚人墨客来此咏诗作赋。西晋永嘉年间镇南将军山简镇守襄阳时,常来此饮酒,醉后自呼“高阳酒徒”,唐代孟浩然曾感叹:“当昔襄阳雄盛时,山公常醉习家池。”堕泪碑是为了纪念西晋羊祜而立的。羊祜生前都督荆州诸军事,驻襄阳。羊祜死后,其部属与当地百姓在岘山羊祜生前游息之地建碑立庙,每年祭祀。见碑者莫不流泪,杜预因而称此碑为堕泪碑。酒醉了,堕泪碑也不去看了,欲上马而又上不了马,襄阳的小孩子们看着笑了。酒醉以后,人就不会有什么愁苦。“莫看”,“且醉”二句 ,是痛苦的潇洒。
此诗题中“闲饮”二字透露出诗人寂寞而又闲愁难遣的心境。
前两联,字面上是抒写诗友聚会时的兴奋,沽酒时的豪爽和闲饮时的欢乐,骨子里却包涵着极为凄凉沉痛的感情。从“少时”到“老后”,是诗人对自己生平的回顾。“不忧生计”与不“惜酒钱”,既是题中“沽酒”二字应有之义,又有政治抱负与身世之感隐含其中。“少时”二字体现出诗人少不更事时的稚气与“初生之犊不畏虎”的豪气。“老后”却使读者联想到诗人那种阅尽世情冷暖、饱经政治沧桑而身心交瘁的暮气了。诗人回首平生,难免有“早岁那知世事艰”的感慨。“共把”一联承上启下,亦忧亦喜,写神情极妙。“十千沽一斗”是倾注豪情的夸张,一个“共”字体现出两位老友争相解囊、同沽美酒时真挚热烈的情景,也暗示两人有相同的处境,同病相怜,同样想以酒解闷。“相看”二字进而再现出坐定之后彼此端详的亲切动人场面。他们两人都生于同一年,已经快六十六岁,按虚岁来算快六十七岁了,亦即“七十欠三年”。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两张皱纹满面的老脸,面面相觑,彼此都感慨万千。朋友的衰颜老态,也就是他们自己的一面镜子,怜惜对方也就是怜惜他们自己。在这无言的凝视和含泪的微笑之中,包含着多少宦海浮沉、饱经忧患的复杂感情。
颈联,具体描写“闲饮”的细节和过程,将题中旨意写足。这里的“闲”是身闲而心未尝闲,借知识的游戏来怡情养性是假,排遣寂寞无聊才是真。虽有高雅芳洁的情怀、匡时救世的志向和满腹经纶的才学,却只能引经据史,行行酒令,虚掷时光,这正是仁人志士的不幸。这里的“醉”,似醉而非真醉;与其说是醉于“十千沽一斗”的美酒,不如说是醉于“胜管弦”的“清吟”,虽然美酒可以醉人,却不能醉心,一般的丝竹可以悦耳动听,却无法像知己的“清吟”那样奏出心灵的乐章,引起感情上的共鸣。这二句,把“闲饮”和内心的烦闷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尾联,诗人把眼前的聚会引向未来,把友情和诗意推向高峰。一个“更”字开拓出“更上一层楼”的意境,使时间延长了,主题扩大和深化了。此番“闲饮”,似乎犹未尽兴,于是二人又相约在重阳佳节时到家里再会饮,那时家酿的菊花酒已经熟了,它比市卖的酒更为醇美,也更能解愁。“共君一醉一陶然”,既表现了挚友间的深情厚谊,又流露出极为深重的哀伤和愁苦。只有在醉乡中才能求得“陶然”之趣,才能超脱于愁苦之外,这本身就是一种痛苦的表现。
这首诗诗题为“闲饮”,表面上抒写解囊沽酒、豪爽痛饮的旷达与闲适,深藏的却是闲而不适、醉而不能忘忧的复杂情感。蕴藏了他们对人生愁苦、世事艰难的深刻感受和体验,表现了这两位有着相同命运的诗人的深厚友情。此诗蕴藉深厚,句外有意,将深情以清语出之,把内心的痛苦忧烦用闲适语道出,加强了抒情效果。全诗言简意富,语淡情深,通篇用赋体却毫不平板呆滞,见出一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此诗题中“闲饮”二字透露出诗人寂寞而又闲愁难遣的心境。
前两联,字面上是抒写诗友聚会时的兴奋,沽酒时的豪爽和闲饮时的欢乐,骨子里却包涵着极为凄凉沉痛的感情。从“少时”到“老后”,是诗人对自己生平的回顾。“不忧生计”与不“惜酒钱”,既是题中“沽酒”二字应有之义,又有政治抱负与身世之感隐含其中。“少时”二字体现出诗人少不更事时的稚气与“初生之犊不畏虎”的豪气。“老后”却使读者联想到诗人那种阅尽世情冷暖、饱经政治沧桑而身心交瘁的暮气了。诗人回首平生,难免有“早岁那知世事艰”的感慨。“共把”一联承上启下,亦忧亦喜,写神情极妙。“十千沽一斗”是倾注豪情的夸张,一个“共”字体现出两位老友争相解囊、同沽美酒时真挚热烈的情景,也暗示两人有相同的处境,同病相怜,同样想以酒解闷。“相看”二字进而再现出坐定之后彼此端详的亲切动人场面。他们两人都生于同一年,已经快六十六岁,按虚岁来算快六十七岁了,亦即“七十欠三年”。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两张皱纹满面的老脸,面面相觑,彼此都感慨万千。朋友的衰颜老态,也就是他们自己的一面镜子,怜惜对方也就是怜惜他们自己。在这无言的凝视和含泪的微笑之中,包含着多少宦海浮沉、饱经忧患的复杂感情。
颈联,具体描写“闲饮”的细节和过程,将题中旨意写足。这里的“闲”是身闲而心未尝闲,借知识的游戏来怡情养性是假,排遣寂寞无聊才是真。虽有高雅芳洁的情怀、匡时救世的志向和满腹经纶的才学,却只能引经据史,行行酒令,虚掷时光,这正是仁人志士的不幸。这里的“醉”,似醉而非真醉;与其说是醉于“十千沽一斗”的美酒,不如说是醉于“胜管弦”的“清吟”,虽然美酒可以醉人,却不能醉心,一般的丝竹可以悦耳动听,却无法像知己的“清吟”那样奏出心灵的乐章,引起感情上的共鸣。这二句,把“闲饮”和内心的烦闷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尾联,诗人把眼前的聚会引向未来,把友情和诗意推向高峰。一个“更”字开拓出“更上一层楼”的意境,使时间延长了,主题扩大和深化了。此番“闲饮”,似乎犹未尽兴,于是二人又相约在重阳佳节时到家里再会饮,那时家酿的菊花酒已经熟了,它比市卖的酒更为醇美,也更能解愁。“共君一醉一陶然”,既表现了挚友间的深情厚谊,又流露出极为深重的哀伤和愁苦。只有在醉乡中才能求得“陶然”之趣,才能超脱于愁苦之外,这本身就是一种痛苦的表现。
这首诗诗题为“闲饮”,表面上抒写解囊沽酒、豪爽痛饮的旷达与闲适,深藏的却是闲而不适、醉而不能忘忧的复杂情感。蕴藏了他们对人生愁苦、世事艰难的深刻感受和体验,表现了这两位有着相同命运的诗人的深厚友情。此诗蕴藉深厚,句外有意,将深情以清语出之,把内心的痛苦忧烦用闲适语道出,加强了抒情效果。全诗言简意富,语淡情深,通篇用赋体却毫不平板呆滞,见出一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
这是苏轼晚年回答其侄女婿王庠问学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文笔简练,语气谦逊,循循善诱,表达了作者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作者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用语十分谦虚虚,对王庠的赞语认为“过当”,“岂堪英俊如此责望邪?”谈自己的看法时用“卑意”一词,最后又用“可笑可笑”作结。苏轼是欧阳修以后的北宋文坛的第一人,他不但对宋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就,而且在诗词,绘画、书法等方面也有卓越的成就。这样的一个文坛巨匠,在青年学子面前却如此谦虚,完全是一个谦谦君子,表达了他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他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就读书方法谈了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是反对死记硬背。苏轼认为“少年科目时,记录名数、沿革及题目等不值一提,自应举时的“节目文字“亦无用。这就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苏轼的作文原则,他主张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表达了崇尚自然反对雕琢的文艺主张。
二是认为求学无捷径,“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青年人往往急于求成,希望走捷径,惟有靠勤奋努力,坚持不懈,在实践中摸索求学之道。
三是求学要讲究方法。这其中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指出求学不能贪多。苏轼认为“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他告诉王庠读书不能贪多,而应围绕”所欲求“的目的,也就是要有所选择。第二层指出读书要钻研得深。苏轼认为“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即书要读多遍,每读一遍要能集中研究一个问题。“勿生余念”,研究其他问题也是这样,这不是浏览速成的读书法所能奏效的。这些读书方法是苏轼一生治学的经验之谈,在后世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值得借鉴。
罗隐的这首《黄河》,表面上借用黄河的特点和典故来对其施以赋咏之辞,实则为借事寓意,对唐末昏暗的社会现实作了真实写照,尤其是大力抨击和讽刺了唐代腐败的科举制度,令士心为之一振。
首联“莫把阿胶向此倾”借意于庾信《哀江南赋》:“阿胶不能止黄河之浊。”其意云,即使用再多阿胶也无法将黄河之浑浊澄清,纯为徒劳无功之举,以此为喻,暗示当时科举取士之虚伪;“此中天意固难明”,当时奸邪当道,以曲求通之事举不胜举,谁能真正明了天意。将讽喻之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言论大胆而尖锐。
颔联“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以具体描述黄河之“曲”与“浊”来进一步描画科场黑暗之现实状况。黄河自古即有“九曲”之说,郦道元《水经注》曰:“黄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刘禹锡《浪淘沙》词有“九曲黄河万里沙”,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九一高适《九曲词》解题:“《河图》曰:‘河水九曲。’”这里以黄河之“曲”通“银汉”为题,一语双关,所谓“曲”,表面上指黄河河道的蜿蜒曲折,实际上指科举考试中各种见不得人的不正当手段与途径,而“银汉”在古代诗词中常指人主或朝廷,这样看来,一般士人渴望投身仕途之途可谓难于登天,官场科举之腐朽不堪于此更可见一斑。后句中的“昆仑”是古人误解的黄河发源之地,“才出昆仑便不清”,从源头上就是“浊”,此中寓意显而易见,是对最高统治者的批判,也是对不公正社会的鞭笞。
颈联“高祖誓功衣带小, 仙人占斗客槎轻”,其间包含了两个典故,从具体层面上揭示了封建政治的腐朽。前者是汉高祖平定天下、分封群臣时的誓词,意为保王公贵族之爵位永存;后者是张骞寻黄河源头遇仙之事。两句合意,可知一般的寒门士子想要出将入相是比登天还难的。此句从另一个侧面再次抨击了社会的不公,怀才不遇之感也暗含其中。加上尾联的“三千年后知谁在, 何必劳君报太平”一声无奈的感叹,愤意难平,是对上天的控诉,是对统治者的不满,是对整个社会的失望。
这首诗切定黄河,而又别有所指,寓言写物,巧妙贴切,新警深刻,构思独特。诗人对于晚唐混乱黑暗的现实作了痛快淋漓的揭露和鞭笞,在此类诗作中很具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