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起首四句，勾绘一幅梅柳林塘春雪图，清峭而疏淡。高柳春才软，冻梅寒更香。暮雪助清峭，玉尘散林塘——先点明是春雪，雪中梅放，艳丽无比。梅香雪色，韵胜格雅，纯洁坚韧，历代词客骚人，常常借以托言喻志。周邦彦从“玉尘”之典取意，重在写景。那堪飘风递冷，故遣度幕穿窗。似欲料理新妆，呵手弄丝簧。词人似转入写人。以下“那堪”四句，写出内庭寒冷之状。飞舞的雪花，穿窗度幕，随风飘进室内，犹如料理新妆，手弄丝簧。拟人新颖，联想生动。
下片对景抒怀，由人及己，写出了词人宦游他乡、对酒销愁的情感。面对雪景，不禁思念故园，援笔授简，却又想起梁园旧事。昔日的司马相如对雪作赋，人虽已没而余韵流风宛在；词人自己虽也曾汴京献赋，而今却是如此的凄清落寞，失意沉沦。借典运事，曲书胸臆，显得蕴藉深厚。结尾三句由虚而实，从沉思中回归雪景，顾影自怜，谓聊且长夜痛饮，自我慰藉，不致辜负了这场风雪。“虚檐”的空虚与“凹廊”的曲折，恰似词人此时此刻的思想感情。词人在冷落、萧索中，执笔挥写，多少往事萦绕心头，多少愁思难以平静，在凌空的房檐下徘徊，也无心打扫回廊，只有“莫惜空酒觞”了。端起盛满酒的杯子，一杯一杯，自斟自饮，一醉方休。
全篇索物寄意，融心境与外物为一体，深得离合之妙。
在古代诗歌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登高望远”之作，要么站在楼上，要么站在山上。或是因为站在高处，凭栏临风，衣襟摆动，发际飘摇，眼目所到之处，皆是宽阔宏大视野，此情此景此境最容易激发人的豪情气概。这豪情气概充塞胸间，若不抒发出来，定觉难受。会做诗的便将之化成诗句，会唱歌便将之化作歌声，既不会做诗也不会唱歌的，也定要对着远处哦哦啊啊吼叫几声，才觉痛快。
白居易站在庾楼之上，策动他内心的不是汹涌的豪情，而是悠远的乡情。
独凭朱栏立凌晨，山色初明水色新。
首二句写明了时间、地点和景色，定下了全诗的意境。
竹雾晓笼衔岭月，苹风暖送过江春。
此二句继续写景，苹风就是单纯的指风，古人认为“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所以称风为苹风。其中后一句写得很妙，指明了季节是初春，那边的苹风一吹，便将温暖的春天送到江这边来了。
子城阴处尤残雪，衙鼓声前未有尘。
想是庾楼坐落在一座城市边（可能是江城，未作考证），从这里大概可以看到全城景貌，包括白居易平常上班的衙门。前一句再一次揭明了季节为冬末春初，城市阴处的雪还未化尽；后一句亦再一次揭示时间是清晨，人们一天的工作还未开始，衙门口大鼓前还没有尘土飞起——说明没人在那儿活动。
三百年来庾楼上，曾经多少望乡人。
末二句是点睛之笔，前面写景、写景，到结束了来这么一句感叹，戛然而止，却意蕴悠远。这望乡人中，白居易何尝不是其中一个。
这首词写的是爱情失败后的痛苦。
上阕以议论和叙述为主，描写热恋时的甜蜜幸福。起首两句写只要“有情”，便无处不是“好景”。“算来好景只如斯，惟许有情知。”世上最美好的景致，莫过于有情人相知相守。在相爱的人眼中，纵然是平常的风光月色和平常的言谈笑语，都会使人感到称心如意，美妙无比，这就是所谓的“称意即相寻”。论及“相寻”，陆游曾吟《梨花》，“开向春残不恨迟，绿杨率地最相寻”。无论是在人生的春秋还是晴雨，遇到她，孤单消弭，一切未知便立刻有了答案——那不是参考，而是确定，是唯一。她随风而过，不似斯佳丽那般疯狂固执的爱却如一杯陈年女儿红，令人沉溺于往事中久久不愿醒转。
而下阕笔锋陡然一转，从热恋的甜蜜转为离别的苦楚。好景不长，这是千百年流传的古训。由墨菲定理可知，越害怕的事情便越会发生。越渴望，越难求；越珍惜，便越易失去。相知相伴，最是难求。“十年青鸟音尘断”，此处“十年”虽非实指，但也足以说明词人与所爱之人已经分离多年，且送信的青鸟不见，杳无音讯。那些陈年往事日日温习，愈思量愈清晰，愈清晰愈徒增烦恼。本是“花有清香月有阴”之时，本应与爱人尽享“春宵一刻值千金”，那千古同月落下的清辉在人间划出一道铜墙铁壁，一边“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另一边只剩“一钩残照，半帘飞絮”。所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不过没有到伤情的地方。那一份执著的念想，和卢氏一起生活的时候，卢氏的一颦一笑，纳兰的一言一语，打碎了，搅匀了，和一团泥。看着弯月余晖洒照在沾满柳絮的帘子上，词人回首往事，相思之情溢涌而出。“一钩残照，半帘飞絮”，接下来的这两句进一步烘托相思之情难耐，相伴的那些日子虽无大喜，回忆起来却总是沁着丁香一般若有若无的甘甜。即使人再合适、再称意、再相寻，若不属于自己，到最后也只有“不胜思”的“往事”。最后一句“总是恼人时”方点醒题旨，表达对亡妻的思念之情。
上下两阙一喜一悲，对比鲜明，简淡清新，自然道来，直中间曲，质而能婉。
这篇文章悼念欧阳修的祭文，文章列举欧阳修生平大事颂扬其功业气节，结合叙述、议论、抒情，中肯实在，令人感佩欧公之气度。文章结构一气呵成，段落衔接自然流畅，且善用比喻，运用生动，句式骈散错落，造语奇崛，文采斑斓。并注重音韵变换，平仄迭换，前有浮声，后用切响，读来声调起伏顿挫，加之以缠绵幽婉的情思，充分展现哀痛缅怀的气氛。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
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
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2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
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