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永泰元年(765),杜甫出蜀东下,途经忠州,特地前去观览大禹古庙。首联巧妙地点出了游览的地点和时令。秋风萧瑟之时,诗人前去游览大禹庙,他举目远眺,只见四周群山环抱,草木幽深,而大禹庙就坐落在这空旷寂静的山谷中,残阳正好斜照在大殿之上。颔联移步换景,由远及近地描写了庙宇内部的景色。大禹庙因位于深山之中,常年
无人照管,故而房舍残破,杂草丛生,显得荒凉而又冷清。庭院的橘子树和柚子树上挂满了果实,致使树枝低垂,好像要被压垮似的。古庙的墙壁上残留着龙和蛇的图像,依稀可辨。颈联描写大禹庙周围的环境和氛围。天空的浮云在夕阳的映照下变幻着身姿,大禹当年开凿的石壁上云雾缭绕,波涛之声从远处阵阵传来,江水沿着白沙道向东奔流。此联采用拟人的手法,用“嘘”、“走”二字赋予自然景物以人的活力,形象逼真,气势不凡,增强了全诗的艺术感染力。尾联借景抒情,点破本诗的题旨。
本诗语言凝练,意境深邃。诗人通过远望近观的视角转换,采用虚实结合、拟人传神等手法,收到了情景交融、韵味悠长的艺术效果,讴歌了大禹治水泽被万代的丰功伟绩,同时也将缅怀英雄、爱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抒发了出来。
杜甫写的禹庙,建在忠州(治所在今四川忠县)临江的山崖上。杜甫在代宗永泰元年(765)出蜀东下,途经忠州时,参谒了这座古庙。
“禹庙空山里,秋风落日斜。”开门见山,起笔便令人森然、肃然。山是“空”的,可见荒凉;加以秋风瑟瑟,气氛更觉萧森。但山空,那古庙就更显得巍然独峙;加以晚霞的涂染,格外鲜明庄严,令人肃然而生敬意。诗人正是怀着这种心情登山入庙的。
“荒庭垂桔柚,古屋画龙蛇。”庙内,庭院荒芜,房屋古旧,一“荒”二“古”,不免使人感到凄凉、冷落。但诗人却观察到另一番景象:庭中桔柚硕果垂枝,壁上古画神龙舞爪。桔柚和龙蛇,给荒庭古屋带来一片生气和动感。“垂桔柚”、“画龙蛇”,既是眼前实景,又暗含着歌颂大禹的典故。据《尚书。禹贡》载,禹治洪水后,九州人民得以安居生产,远居东南的“岛夷”之民也“厥包桔柚”——把丰收的桔柚包裹好进贡给禹。又传说,禹“驱龙蛇而放菹(泽中有水草处)”,使龙蛇也有所归宿,不再兴风作浪(见《孟子。滕文公》)。这两个典故正好配合着眼前景物,由景物显示出来;景与典,化为一体,使人不觉诗人是在用典。前人称赞这两句“用事入化”,是“老杜千古绝技”(《诗薮。内篇》卷四)。这样用典的好处是,对于看出它是用典的,固然更觉意味深浓,为古代英雄的业绩所鼓舞;即使看不出它是用典,也同样可以欣赏这古色古香、富有生气的古庙景物,从中领会诗人豪迈的感情。
五、六两句写庙外之景:“云气嘘青壁,江声走白沙。”云雾团团,在长满青苔的古老的山崖峭壁间缓缓卷动;江涛澎湃,白浪淘沙,向三峡滚滚奔流。这里“嘘”、“走”二字特别传神。古谓:“云从龙”。从迷离的云雾,奔腾的江流,恍惚间,我们仿佛看到庙内壁画中的神龙,飞到峭壁间盘旋嬉游,口中嘘出团团云气;又仿佛看到有个巨人,牵着长江的鼻子,让它沿着沙道驯服地向东方迅奔。……在这里,神话和现实,庙内和庙外之景,大自然的磅礴气势和大禹治理山河的伟大气魄,迭合到一起了。这壮观的画面,令人感到无限的力与美。
诗人伫立崖头,观此一番情景,怎能不对英雄大禹发出衷心的赞美,故结句云:“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巴。”传说禹治水到处奔波,水乘舟,陆乘车,泥乘輴,山乘樏,是为“四载”。三巴指巴郡、巴东、巴西(今四川忠县、云阳、阆中等地)。传说这一带原为泽国,大禹凿通三峡后始控为陆地。这两句诗很含蓄,意思是说:禹啊,禹啊,我早就耳闻你乘四载、凿三峡、疏长江、控三巴的英雄事迹;今天亲临现场,目睹遗迹,越发敬佩你的伟大了!
这首诗重点在于歌颂大禹不惧艰险、征服自然、为民造福的创业精神。唐王朝自安史之乱后,长期战乱,象洪水横流,给人民带来了无边的灾难;山“空”庭“荒”,正是当时整个社会面貌的真实写照。诗人用“春秋笔法”暗暗讽刺当时祸国殃民的昏庸统治者,而寄希望于新当政的代宗李豫,希望他能发扬大禹“乘四载”、“控三巴”的艰苦创业精神,重振山河,把国家治理好。
在抒情诗中,情与景本应协调、统一。而这首诗,诗人歌颂英雄,感情基调昂扬、豪迈,但禹庙之景却十分荒凉:山空,风寒,庭荒,屋旧。这些景物与感情基调不协调。诗人为解决这个矛盾,巧妙地运用了抑扬相衬的手法:山虽空,但有禹庙之峥嵘;秋风虽萧瑟,但有落日之光彩;庭虽荒,但有桔柚垂枝;屋虽古旧,但有龙蛇在画壁间飞动……。这样一抑一扬,既真实地再现了客观景物,又不使人产生冷落、低沉之感;加以后四句声弘气壮,调子愈来愈昂扬,令人愈读愈振奋。由此可见诗人的艺术匠心。
开篇二句,一般均以为是释陶令名字之义,即虽想潜藏而不能逃于渊。然而这样解释与下文意思不连贯。南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谓深眇则易潜居,如果潭渊明澈见底,就无法藏身,故陶令晚年改名为潜。山谷此处用《庄子·庚桑楚》中的典故:“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下面二句说陶渊明本是一世豪杰,但为彭泽令仅八十多天就弃官归隐了。山谷称他为“一世豪”是言之有据的。他少年时代即“猛志逸四海,中年时常叹惜“有志不获骋”,老年时代犹“猛志故常在帮,可见平生抱有经世济民之大志。而他又晦迹不任了,山谷认为是由于“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意即司马氏的东晋王朝,此时已如冷却之灰烬,而刘裕则已擅政治,军事之大权。刘氏擅权,乱世无道,所以向令就决意沉冥了。山谷以蜀庄来比陶令,颂扬其能保持高风亮节。
山谷这样称颂陶令是以某些史书作根据的。沈约《宋书·陶潜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作为陶侃后裔,他依恋旧朝,不愿仕宋,亦在情理之中。但沈约此说早就有人表示怀疑。陶令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自彭泽辞官归田时,刘裕刚以一个地位不高的武将,临时被推为八州都督,初掌朝政,下距晋、宋易代之时(420)还有十五年。不能说他辞官的原因就是“耻复屈身异代”,即使他当时对刘裕不满,也不可能预见刘裕将来篡晋的结局。山谷博闻强识,熟悉史乘,其取沈约说是蔽于儒家忠孝观念。山谷此说对后世颇有影响,自南宋起盛行以“忠愤”来解释陶令后期的作品,是与山谷此诗分不开的。
“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诗意是说陶令在晋时名潜字渊明,刘裕篡位后即以渊明为名,更号为元亮,自别于晋宋之间。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早就指出,山谷此二句是承《南史·隐逸传》的“潜字渊明”之误。实际上陶令在晋时名渊明,字元亮,在宋时始更名潜,仍字元亮。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诔》曾云:“有晋聘士陶渊明。”既以陶令为晋臣,则宜用其旧名渊明。颜延之与陶令是知交,所作哀悼亡友之《诔》,用名不应有误。山谷以“虑愤”目渊明,自然采取《南史》的说法。陶令在晋时已号元亮,而山谷却生出“更始号元亮"一说,这是为了借题发挥,便于把陶令塑造成理想人物。
他说陶令更号是欲以蜀汉丞相诸葛亮自比,要兴复汉室,汉、贼誓不两立。但晋宋易代,诸臣竞相趋附,陶令看到向于旧朝的人并不多,他的心情是凄苦的。虽说是凄苦,但他仍然“肮脏”,即刚强不屈。山谷惋惜当时无益州牧,即刘备,渊明遂不能成就诸葛亮的勋业。在中国文学史上,山谷此诗首次以诸葛亮比渊明,实属创见。清代诗人龚自珍亦云“渊明酷似卧龙豪”,可以说是从此诗得到启发。
渊明虽一心忠于本朝,但岁月流逝,壮志未酬,只有好诗流传下来。渊明的诗文,在南朝时并不受重视,到了唐代才普遍受到赞誉。其文名至宋而极,苏轼追和陶诗百余首,称为曹刘李杜所不及,山谷此诗,称其为“落笔九天上”。由于尊崇渊明的“忠愤”和诗文,故山谷云:“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这就是说,古人中有许多可与之为友,其中以渊明为最。尚友说出自《孟子·万章下》的话,可以说是山谷写此诗的圭臬,意即上与古人为友,要读懂他的诗文,必须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经过全面考察,山谷认为渊明最值得自己尊敬。本应酌杯祭奠,正遇上自己戒酒,此礼也就免了。结句是说自己仿《楚辞·招魂》,写此诗是为了召唤渊明的灵魂。
宋人魏泰曾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旬虽新奇,面气乏浑厚。”(《临汉隐居诗话》)他与山谷是同时代人,上述的一段话虽贬黄诗,但用来评论山谷此首怀陶令诗的得失,却大体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