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背斜阳上小楼”,一开场先摆动作,画面里,纳兰性德(纳兰容若)独上小楼,背后是红红的斜阳,很有气氛,接下来是用音乐进一步烘托气氛:“谁家玉笛韵偏幽”,不知道哪里传来的背景音乐,是笛子曲,韵律幽幽。
八卦一下:纳兰性德(纳兰容若)独上小楼,听到“谁家玉笛”,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看见那个吹笛子的人,那么,他是怎么单靠耳朵听出来人家吹的是玉笛而不是竹笛或金笛呢?
答案是这种耳音别说纳兰性德(纳兰容若),就连笛子专家家也很难做到,像“玉笛”这种词语,仅仅是源远流长的一种诗人语言——比如,同样听到不知从哪里传来的笛子声,如果你想表达君子情怀,那就说“玉笛”;如果你想表达乡野之情,那就说“竹笛”;如果你想表达豪客沧桑,那就说是”铁笛”;如果你写武夫小说,那就写成“金笛少年”。
只有笛子是真的,那些玉、竹、金、铁一般都只是诗人为塑造意境而主观加上的修饰,不可当真。就诗人们而言,这些修饰都是意象符号,是一种传统的诗歌语言。
接下来,纳兰性德(纳兰容若)已经在笛声的渲染下登上小楼了,在诗歌里边,主人公只要一登高I无论是高台还是高楼l,往往就要感怀了。由登高而感怀,这也是一个相当有传统的诗歌套路。
登高之后,纳兰性德(纳兰容若)先写了一下登高之所见,即“一行白雁遥天暮,几点黄偏满地秋”,天上一句,地上一句。天上是暮色沉沉,一行白雁在飞;地上是秋景萧瑟,几点黄偏堆积。
白雁,比大雁体形略小,据说是纯白色的。白色的雁虽然我们很难想象,但唐诗里有“东溪一白雁,毛羽何皎洁”,宋词里咏白雁也有“冰魂问归何处,明月影中藏”,看来还真是白色的。
地上,几点黄偏而已,并不是满地黄偏,但纳兰性德(纳兰容若)却说”几点黄偏满地秋”,这比“满地黄偏堆积”更显得凄凉萧瑟,后者就好比一个人已经躺在血泊中喘息最后的几口气,前者却如一个人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的屠刀正在朝自己砍过来。
下片“惊节序,叹沉浮”,开始登高感怀了,季节代谢,人生沉浮,总是惹人伤感,“秾华如梦水东流”,好事情总是才一来到就马上消失了,像梦一样容易破灭,像河水东流一样不可逆转。
“水东流”在诗歌意象里一般有这样几种含义: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二是不可逆转。李煜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很无助,人的一生无法摆脱命运,就像电影里的人物无法摆脱剧本。
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喜怒哀乐,而揪心着急,其实冷静下来一想,我们也知道这些故事早就在电影胶片里被固定好了。李煜和纳兰性德(纳兰容若)他们有时候就像电影里的人物突然有片刻的灵光一闪:哎,我不会只是一个电影人物吧?
“人间所事堪惆怅,莫向横塘问旧游”,化自曹唐诗“人间何事堪惆怅,海色西风十二楼”,纳兰性德(纳兰容若)换“何事”为“所事”,比较难解,有注本说“所事”即事事,很多事,钟继先有“所事堪宜,件件可咱家意”,看来这个词大概是从元曲里来的俗语。
横塘,较难解。若当地名讲,南京和苏州都有横塘;若当泛指讲,诗人语言里和这个词有关的一般都涉及男女情事。有注本说这首词是纳兰性德(纳兰容若)怀念南方友人,也讲得通。以横塘代指江南,也说得过去。如果这是怀人之作,那么“人间所事堪惆怅,莫向横塘问旧游”意思就是南方的老朋友啊,人生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发愁,我还是省点心别去惦记你好了。
当然,这是在说反话,实质上的意思是:南方的老朋友啊,你看,我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发愁,可我还是很惦记你呀。
这是一首五绝形式的咏物寓慨诗。前面两句,以对比出之:“惭君”写葵,“叹我”自谓,寓意相辅相成。作者为自己当时无力雪冤自保、终至被迫流放夜郎的艰险处境发出无可奈何的低吟。对葵叶的理解,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葵菜,一说是向日葵,两说都通。根据杜预注《左传》,以为葵指向日葵,“倾叶向日,以蔽其根”,此诗由“卫足”联想到“白日”,当时受到杜注影响。向日葵的叶子始终护卫着它的根,李白由此产生惭愧的心理,从而叹息自己却移根走他乡为异客。
后面两句,则是表明作者的希望。李白期待着白日能够分一点光来照耀他,使他能够返回故乡守护故园。李白由“葵”联想到“日”,盼望朝廷赦免他,这与《上崔相百忧章》“覆盆傥举,应照寒灰”两句寓意正同。只是在《上崔相百忧章》里,作者在希望得到昭雪的同时,多少还表达了愿为朝廷效力的心意;而《流夜郎题葵叶》的最后两句,只是希望归隐故园,了此残生,情绪更加低沉了。不过后来他尽管遇赦了,一点点白日之光已经照到了他的身上,然而他仍然未能“还归守故园”。
李白“凡所著述,言多讽兴”(李阳冰《草堂集序》)。这一特点在此诗中表现很突出。由葵叶之“卫足”反衬自己之“移根”,愧叹自己的“无能”自解冤狱。又借“白日”的“分照”,比喻“皇恩浩荡”,盼望朝廷宽宥,放自己回故园和亲人团聚。
此诗纯用寻常语,词意平易浅近,不像李白长篇歌行那样,表现出睥睨一切的浪漫主义情调。通过浅言淡语挥斥幽愤,透露出作者深沉的思想感情:对朝廷给予自己不公正待遇的控诉,对故乡、亲人的怀念,十分感人地传达出诗人南流夜郎途中的真实思想情绪。
《佹诗》见于《荀子·赋篇》。《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后附《佹诗》。
关于五篇赋同《佹诗》的关系,前人争议颇多,或以为六篇都是荀子晚年作的一组赋,或以为《佹诗》独立成篇,与前五篇不类,或以为《佹诗》与《小歌》也是并列的两首诗。我们认为,《荀子·赋篇》包括作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两篇作品:前半五首是讔,作于齐宣王朝(前319--前301)初至齐稷下时;后半为赋,作于其初次适楚、又去而至赵国期间。至于《佹诗》后面的“小歌”,就是屈原《抽思》中的“少歌”,与“乱辞”的性质相同,当然是《佹诗》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成篇。 《佹诗》创作的时代背景,《战国策》上有明确记载:齐滑王末年,荀卿因上书齐相不被采纳,遂南适楚,客于春申君。由于谗人的离间,荀卿又不得不离楚去赵。到赵国不久,春申君又使人请荀卿返楚,于是荀卿为书谢春申君,信末附诗一首。《战国策·楚策四》所录送春申君的诗,正是这首《佹诗》的“小歌”,只是《楚策》系节录,略去了头六句,个别字句略有不同而已。可见这首诗是荀子屡遭谗言、政治上极不得意、心灵蒙受重创之下写的。
诗的开篇就描绘大自然颠倒黑白、四时失序,令人可怖的情景。
接着描写人类社会贤良受诬受困、奸佞猖狂肆虐。然后以比干、孔子为例,说明圣哲遇时不祥,古今一律,是规律性的社会现象。但作者又坚信,物极必反,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光明的天空必将呈现于人间。
“小歌”部分,对前文所讲之意反覆叙说,饱含忧愤地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楚国统治者,揭露他们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作者的谢绝之意,表露无遗,而寄意遥深,盖人穷反本也。
写法上,比兴象征手法运用成熟而得体,意象生动,情感直率而真挚。句式整齐划一,读来朗朗上口,既有回环往复、整齐和谐之美,又带有浓厚的楚歌情调。其中的一段很像屈原《涉江》的乱辞。因此,它是荀子赋中最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朱熹《楚辞后语》收录了这首诗,并为叙说,盖亦取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楚辞后语序》)。鲁迅先生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中这样评论《佹诗》:“词甚切激,殆不下于屈原,岂身临楚邦,居移其气,终亦生牢愁之思乎?”明确指出了它可与屈原赋媲美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水平。
借酒浇愁,大概是中国文人最常见的消愁方式了。一生沉浮于牛李党争旋涡之中的李商隐,常年寄人篱下,满腹忧郁,一直坎坷不遇,自然也与酒结成了好友。这首《夜饮》诗,就抒发了他远在异乡,身患疾病,借酒消愁的苦闷、悲凉心情。
“卜夜容衰鬓,开筵属异方”,诗的头两句就道出了他心中的这种苦闷,为全诗打上了一层哀怨、凄凉的底色。诗的首句用的是《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的典故,陈敬仲为齐国工正(春秋时掌管百工和官营手工业的官),一次,他请桓公饮酒。桓公在酒宴上喝得很痛快,天黑时,桓公命令举火继饮。陈敬仲辞谢说:“臣卜其昼,未卜其夜。”后来便称畅饮无度、昼夜不休的饮酒为“卜昼卜夜”。当然,李商隐这里的“卜夜”并非指夜以继日寻欢作乐的饮酒,而是用此典以扣诗题“夜饮”。对夜饮的原因诗人作了两个解释,一是“容衰鬓”。酒能伤身,催人衰老,尤其在心情不畅之时,更是如此,而自己此时虽然刚过四十,就已两鬓斑白,恐怕只有在夜的玄衣之下,才能掩盖自己未老先衰的情景了。二是“属异方”。身为幕僚,远在梓州,夜晚寂寞苦闷之时,自然更加思念家中的亲人。当初“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的美好想像,早已被现实击得粉碎。此时诗人感受最为强烈的却是“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诗经·君子于役》),在这个最易引起游子感伤的时刻,更促使他举杯消愁。同时,这两句诗还与那些“卜昼卜夜”欢快的饮酒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进一步衬托出此时此地的夜饮不过仅仅是为了解脱“衰鬓”与“属异方”的内心苦闷而已,其中深深地蕴含着诗人不得志而又难以道出的隐忧。
在这种心境状况下饮酒,自然一切都是悲凉的,所以诗人接下去写道:“烛分歌扇泪,雨送酒船香。”这两句在手法上说是承“开筵”说夜饮,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承“容衰鬓”与“属异方”,更深一层地写自己的心情。酒席筵上的歌舞在他人听来、看来是欢快的,有着“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晏几道《鹧鸪天》)的兴奋。但在诗人耳中、眼中,歌声是悲怆的,舞蹈是忧伤的,无心的蜡烛似乎也在垂泪,惟有酒飘散着醉人的芳香。诗的第四句用了《晋书·毕卓传》中的典故:“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典中之酒船,指的是盛酒之船,意思是嗜酒畅饮者以沉浸酒乡为人生第一乐事。“酒船”还指船形的酒盏,如《松窗杂记》说:“一少年持酒船,……上连饮三银船。”这里的“酒船”当即指酒盏,也同时借用了毕卓“拍浮酒船中”之意。不过,诗人却没有毕卓那样看透一切、放浪形骸的胸怀,只是欲象毕卓那样沉浸酒乡之中而忘却现实的一切,忘却胸中的烦恼与苦闷,这就决定了他只能举“酒船”闻酒香、品酒香,而不会象毕卓那样“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他还要走仕途、奔功名。所以,接下去的两句诗,诗人笔锋一转,曲折含蓄地点出他夜饮,他心情苦闷的根本原因。
“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这两句诗直道身世。大中五年(851年),李商隐四十岁时,由徐州幕府归京,又受聘于梓州幕府,至此在蜀地已三个年头。但柳仲郢也并没有格外重用他,三年来,李商隐仍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幕僚而已。这里的“三年客”可以是实指,指在梓州幕中已经三年。同时,“三”在中国的数目字中含有多的意思,也可以指他多年在“江海”为客。可见,这一句诗实际又吐露了他一生大半时间为幕僚的身世。下句点明“江海三年客”的原因,是“乾坤百战场”,意思是说,是天下的战乱才使他多年为客在外。晚唐时期,世事多艰,外族入侵,宦官专政,藩镇割据,战火连年不息,而朝廷之内的党争又愈演愈烈,大唐王朝已明显地露出日薄西山的局面。这句诗是感叹时事,但也在感慨自己的身世。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卷二说此诗“指事中兼含身世之感,非强摹悲壮之钝汉也”,“借时事以兼慨世途也。”这两句将自己的身世之感与国家前途联结在一起,具有杜诗感慨世事的悲壮风格。但与杜诗相比,李商隐的重心似乎更多地落在个人多艰的命运上,故而又缺少杜诗的那种忧国忧民、振奋人心的精神。尽管如此,这两句诗也在全诗忧怨的声调中注入了悲壮的音响,显示了诗人并非仅仅在感慨个人命运的多虞,沉醉于酒乡。有此二句,全诗基调为之一振。
如果说,诗的五、六两句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加以感叹的话,具有悲壮的色彩,那么,最后两句又完全落到了诗人自己身上:“谁能辞酩酊,淹卧剧清漳。”这两句诗的意思当为“淹卧剧清漳,谁能辞酩酊”,之所以如此写,是为了押韵,使句法有所变化。“淹卧剧清漳”是用三国时刘桢之典。刘桢是东平(今属山东)人,他寄居山西时作的《赠五官中郎将》诗说:“佘婴沈痼疾,窜身清漳滨。自夏涉玄冬,弥旷十余旬。”抒发了久病异乡内心的凄凉。此后,人们便以久病异乡称为“卧清漳”。也许这个典故太符合李商隐的身世了,因而他对此典有着特殊的爱好,在诗作中屡屡用及:“可怜漳浦卧,愁绪独如麻”(《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口占寄上》);“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滨卧病竟无憀”(《梓州罢吟寄同舍》);“刘桢元抱病,虞寄数辞官”(《楚泽》);“如何此幽胜,淹卧剧清漳”(《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倘若不曾特别触动他的身世,他是不会在诗中这样三番五次地用同一典故,而且还有完全相同的诗句出现在不同的诗中。同时;这也说明不论是入谁的幕府,诗人的心情也始终都是凄凉、悲伤的,在这首诗里,他不禁又借用此典吟咏身世,可以想见他的心境是何等地悲苦,何等地凄凉,这又怎能不使他要以酩酊大醉来消遣自己的愁怀,来获得暂时的解脱呢!结尾两句,既扣题,又沉郁蕴藉,十字当中包含了无限的辛酸悲痛,无限的身世之慨,命运之叹,耐人回味。
李商隐的诗以喜用典、善用典而著称,曾被后人称为“獭祭”。在这首短短的四联八句诗中就用了三个典故。但这里的用典却并无堆砌的痕迹,而能将典故自然地融化在自己所要表达的情感之中,浑然无迹,恰到好处地写出了他的身世,他的抑郁情怀,增加了这首诗的含量。同时,这首诗句句写饮酒,句句又不离自己的身世之慨,一唱三叹,抑扬转合,“欲回天地”(《安定城楼》)而不能,却不得不侧身显贵之列迎送应酬,强做笑脸的辛酸之泪,深深地浸透在字里行间,读来令人有回肠荡气,凄断欲绝之感,堪称感慨身世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