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是当时保存周朝文物较多,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因而季札特地请求观赏“周乐”。孔子也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周朝的文化,在那时人们心目中处于突出的地位。周乐就是周朝的乐曲。乐工们为季札演奏,他随观随评,大加赞赏,并叹为“观止”。观止,意思是观赏的这些乐曲,水平最高,到此为止,无须再看别的了。《古文观止》的书名,即来源于此。文章记述了演奏的顺序和季札的评论,反映了春秋时代艺术欣赏的水平和特点,且对后世具有一定影响。
文中记述演奏的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小雅》《大雅》《颂》,最后是舞蹈。这里的乐名、顺序,与现存的《诗经》大体上相同,只是《豳》提前,自《郐》以下,没有评论,省记了《曹》。季札观周乐这一年,孔子尚幼,大约只有七八岁,这就是说,在孔子以前,《诗经》已有雏形。后来孔子用“诗三百”作为教材,可以肯定是在周乐的基础上,精选而成。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可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赞美的,这是绝大多数;一种是褒贬不明的,如《陈》;一种是没有评论的, “自《郐》以下,无讥焉”。在赞美的评论中,往往以“美哉”的赞语开头,句式虽然近似,但并无重复雷同之感。因为他的评论,着眼各国的历史政治,能联系不同的情况来谈。季札评论《周南》《召南》,着眼于文王的教化,说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评论《邶》《鄘》《卫》,着眼于卫康叔武公的德政,说道:“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评论《王》,联系周室东迁的历史,说道:“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评论《郑》,联系苛政,说道:“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评论《齐》,联系姜太公的功绩和地理位置,说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评论《豳》,联系周公东征的历史,说道:“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评论《秦》,联系周发祥地,说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评论《魏》,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说道:“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评论《唐》,联想到唐尧的历史传统,说道:“深思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他对于《雅》《颂》的评论,也是如此。这些评论,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联系、思考,仍然表现了季札的智慧,它符合艺术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感情这一根本原理。值得注意的是,季札的赞语“美哉”并不是指政治情况的好坏,而是指反映现实的艺术效果。尽管他认为《郑》“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仍然用“美哉”加以赞赏,这表明他并没有把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他对周乐的评论,说明他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并不是一种理论分析,它偏重于描述观赏者的经验和感受。他对《颂》下这样的评语:“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就是一种笼统的、比喻式的感受,而不是具体的,可以捉摸的理论分析。这一方面与乐曲这种艺术偏重于内心感受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欣赏水平、欣赏习惯有关。这一特色,对后世影响甚大,而且不限于音乐,还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甚至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专著,以及众多的诗话词话,都保持着这一特色,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以对《颂》的评价为最高。先以“至矣哉”作一总评,然后用了十四个“而不”句式来描述他的感受。这段文字从语言的运用上,十四句排列在一起,显得整齐有力,令人觉得《颂》的水平高不可及。接着又用四个“三字句”来舒缓语气,最后归结为“盛德之所同也”。这一段话也像一首乐曲一样,节奏鲜明,流畅悦耳,但在内容上,却反映了季札艺术眼光的局限性。他的评语,归结起来,也就是说它“四平八稳”。《诗经》中的《颂》,不过是贵族的颂祖耀德之词,而乐曲演奏得“四平八稳”,在季札看来,却如此高雅,这说明他仍然未脱离贵族的艺术趣味。
这首诗的起首两句,描写的是当时情景。第三句是一问,第四句是一答,将诗的主题表现出来。宋代兵制,官军之外,尚有乡兵。诗中所说的山水寨,即当时淮南的一种地方武装。这种组织,对于抗击金兵,起过一些作用,但也给人民带来许多骚扰危害,此诗所揭露的就是这种弊病。
自“寨长过我庐”起,直至下面“一身无所依”,全是一个流离失所的难民的自述,具体描写了所受之苦。“寨长过我庐”一下八句,写抽丁时寨长粗暴傲慢,公差吆喝呼唤,乡人忙着杀鸡宰猪,如果供应稍有不合意之处,便会立即遭到一阵鞭打。这种敲诈勒索的情景,在古诗中常可看到。但即使这样,当地的人们还是难逃被征入伍的命运。“驱东复驱西”一下四句,写抽丁后之苦楚:既已应征,就是兵,而非农了,故整年被东驱西赶,疲于戎事,把农事全荒废了。但这兵又是乡兵,只有义务,没有薪饷,甚至连买刀剑之钱,也要自己承担。一个农民,不耕作,肯定没钱。为了买刀置剑,甚至于把妻子的衣服当光,由此更见山水寨扰民之烈。这种典衣卖地的情景,在古诗中也常可看到,此诗可注意的是尤袤揭示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官府不许人民务农,驱使他们从事戎行;另一方面官府又不承担任何责任,连军备开支也要他们自己承担——好比“既要马跑,又不供草”。组织山水寨,原是为了抗金保民,现反驱民于死地,那又要它就没什么用了。尤袤把这个矛盾深刻地揭示出来,也就揭露了当时一批官吏豪强,借建寨抗金为名,行夺民肥私之实的真相。这个矛盾在当时是没法解决的,百姓既在淮南无法为生,那又为何不远走高飞,而坐以待毙呢?“去年江南荒”一下四句,就对此作了回答,将诗意拓宽,由“团结山水寨”的扰民,进而言整个社会的不安。诗中所描写的这个淮民原居江南,因逃荒来到江北。江北以兵乱不能安生,江南因灾荒同样没有活路。这天灾人祸齐之,百姓流离、无家可归的情景,跃然纸上。
“父母生我时”一下八句,言当地百姓本是农家子弟,只习耕田种桑,连官府规矩都不懂,是不能当兵打仗的。把这样的人召集起来,不加训练,连武器都不会使,也是没有用的。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那些官吏、寨长也是看到的,明白的。事实上即使他们看到,也无动于衷,因为对不少人来说,组织山水寨,一方面是欺蒙上司,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趁机勒索,至于这支队伍究竟有多少战斗力,原非其所考虑之事。这就进一步揭露了建立这种山水寨徒劳百姓、无补于事的实质。“流离重流离”一下四句,和上面“驱东复驱西”以下八句呼应。想那唐代孟郊一生潦倒,难免冻馁,也尝作诗:“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别崔纯亮》)可如今这淮民惨苦之状,更甚于孟郊,颠沛流离,饥寒交迫,茫茫天地,竟无容身之所。残酷的现实,终于迫使诗中这个淮民发出了这样的愤激之言:“谁谓天地宽,一身无所依!”
结尾紧接上面官吏之言,针对当时形式,围绕诗的主题,抒发自己的感慨和议论。自“淮南丧乱后”以下,为作者戒辞,言淮南已经丧乱,安定未久,人口稀少,村落荒凉,用具体的描述,道出了“死者积如麻,生者能几口,荒村日西斜,破屋两三家。”这样的慨叹。对此,官府原应加以安抚、救济才是。但如今官府无力救济,反加以扰民,百姓是受不了的。在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民不堪其扰了!即“抚摩力不给,将奈此扰何!”尤袤此诗为民请命,也在结句中明白地表现出来。
这首词写春景而抒闺情。上片是女主人公掩门垂帘所见的春景:鲜花开遍花坛,绿草长满庭院,烟景一派迷离。在“闲”字与“低”字中已包含着她的寂寞情怀。
下片主人公的视线由上片的室外渐渐收回到室内,所见是紫燕双飞、晚屏峰翠,于是引起了她的遐想,从其“醉空闺”的神情中,表现她“梦魂消散”的幽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