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不写离愁，不诉怀才不遇之苦，而赞美郑处士浪迹江湖的恣意洒脱，流露出诗人欣赏羡慕的情绪，诗人在结句中透露出归隐山林，忘却俗世的倾向。 “浪迹江湖白发新，浮云一片是吾身”，此句诗人代郑处士自谓，叙其身世。“白发”“浮云”本带有一定的消极意义，前者意味着时光的流逝，后者多指漂泊无定，此处则表现处士的仙风道骨、落拓不羁，诗境飘逸大气而不失慷慨豪迈。颔联根据季节温度的变化，具体勾勒郑处士寒时山中观棋、暖时沙洲垂钓的惬意生活，“归”“入”二字写出了毫无牵挂，以一己之身融入天地的自然，深悟归隐之旨趣，呼应“浮云一片是吾身”。颈联用张翰“莼鲈之思”、陆机“千里莼羹”两典，凝练巧妙，重视炼意。其一，以“越”“蜀”两字带出地点的转移，言其漂泊江湖，照应首句。其二，张翰、陆机皆为魏晋名士，他们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为后人所赏，暗含对郑处士品格和生活方式的赞美。最后，就地取材，且精细烹调，颇富自然雅趣，远胜于席有粱肉，此郑处士远离名利之情。尾联总结其“疏放”的性格，想象日后相见“相逢一笑”的场景，蕴含着老友相见不必赘言的默契，扁舟相伴之时便也是诗人归隐之际。
诗人在秋夜行舟于耒阳溪上。清幽的溪山景色，触动诗人的情怀，由此产生淡淡的旅愁。与《浈阳峡》相比较，诗人更着意融情入景。全诗几乎句句写景，结尾才以一个“愁”字，画龙点睛般点出题旨。但诗中的明月、溪声、岚气、霜华、猿啼，无不浸透着诗人的愁情。可以说，情与景高度融合，浑然一体，构成清幽的意境。张九龄这几首山水诗，写景状物精细工丽，侧重于客观的刻画，由景物触发的情思没有借直接倾诉和议论表达，而是融情于景。情景契合，在艺术技巧上，受谢灵运影响的痕迹较重，显示了六朝山水诗向盛唐山水诗过渡的迹象。
从写景的角度来看，这首《耒阳溪夜行》，体现了陶渊明对张九龄的影响。张九龄一生积极入世，他没有田园隐居的闲情逸致。但他却吸取了陶渊明田园诗对景物的描绘求神似而不拘泥形似，重意轻象、尚浑整不尚工细的艺术表现手法，将它们运用到山水诗的创作中。这首诗对明月、岭树、溪声、岚气、霜华，猿声的描绘，只以简练的笔触，轻淡地点染，并未作具体、细致、逼真的刻画，色彩也是淡淡的，却产生了高度传神达意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的前四句写归田园后偕同子侄、信步所之的一次漫游。
首句“久去山泽游”，是对这组诗首篇所写“误落尘网中”、“久在樊笼里”的回顾。次句“浪莽林野娱”，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作者在脱离“尘网”、重回“故渊”，飞出“樊笼”、复返“旧林”后，投身自然、得遂本性的喜悦。这句中的“浪莽”二字，义同放浪，写作者此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身心状态；逯钦立校注的《陶渊明集》释此二字为“形容林野的广大”，似误。句中的一个“娱”字，则表达了“性本爱丘山”的作者对自然的契合和爱赏。
从第三句诗，则可见作者归田园后不仅有林野之娱，而且有“携子侄辈”同游的家人之乐。从第四句“披榛步荒墟”的描写，更可见其游兴之浓，而句末的“荒墟”二字承上启下，引出了后面的所见、所问、所感。
陶诗大多即景就事，平铺直叙，在平淡中见深意、奇趣。这首诗也是一首平铺直叙之作。诗的第五到第八句“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杇株”，紧承首段的末句，写“步荒墟”所见，是全诗的第二段。这四句诗与首篇中所写“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那样一幅生机盎然的田园画适成对照。这是生与死、今与昔的对照。既淡泊而又多情、既了悟人生而又热爱人生的作者，面对这世间的生与死、时间的今与昔问题，自有深刻的感受和无穷的悲慨。其在“丘垄间”如此流连徘徊、见“昔人居”如此依依眷念、对遗存的“井灶”和残杇的“桑竹”也如此深情地观察和描述的心情，是可以想象、耐人寻绎的。
诗的第九到第十二句是全诗的第三段。前两句写作者问；后两句写薪者答。问话“此人皆焉如”与答话“死没无复余”，用语都极其简朴。而简朴的问话中蕴含作者对当前荒寂之景的无限怅惘、对原居此地之人的无限关切；简朴的答话则如实地道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而在它的背后是一个引发古往今来无数哲人为之迷惘、思考并从各个角度寻求答案的人生问题。
诗的第十三到第十六句“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是最后一段，写作者听薪者回答后的所感。这四句诗参破、说尽了盛则有衰、生则有死这样一个无可逃避的事物规律和自然法则。诗句看似平平淡淡，而所包含的感情容量极大，所蕴藏的哲理意义极深；这正是所谓厚积而薄发，也是陶诗的难以企及之处。读陶诗，正应从中看到他内心的境界、智慧的灵光，及其对世事、人生的了悟。
有些赏析文章认为作者此行是访故友，是听到故友“死没无复余”而感到悲哀。但从整首诗看，诗中并无追叙友情、忆念旧游的语句，似不必如此推测。而且，那样解释还缩小了这首诗的内涵。王国维曾说，诗人之观物是“通古今而观之”，不“域于一人一事”（《人间词话删稿》），其“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是“人类全体之性质”（《红楼梦评论·馀论》）。这首诗所写及其意义正如王国维所说。作者从“昔人居”、耕者言所兴发的悲慨、所领悟的哲理，固已超越了一人一事，不是个人的、偶然的，而是带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人间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