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抒发了作者病体初愈、徘徊香径时，悼惜春残花落、感伤年华流逝的惘怅和哀愁。
词的上片，情景交融，辞意凄婉。“病起恹恹”，即《青箱杂记》所说的“一日病起”，这句是实写作者当时的情况。由于生病，心绪愁闷，故见画堂乱正在凋谢的花枝，也好像更增添了几分憔悴。“画堂”句，不仅点出了暮春的节候特征，而且亦花亦人，花人兼写：“憔悴”，既是写凋谢的花，也是写老病的人；人因“病起恹恹”，而觉得花也憔悴；而花的凋谢也更增加了病人心理上的“恹恹”。“乱红”两句，紧承“画堂”句，进一步描绘物象，渲染气氛。有“画堂花谢”，即有“乱红飘砌”。“砌”应“画堂”，“乱红”应“花谢”，连环相扣，正是作者用笔缜密之处。“滴尽胭脂泪”，则情浓意切，极尽渲染之能事。“胭脂泪”，形象地描绘“乱红”的飘坠，赋予落花以伤感的人情，同时也包含了作者自己的伤感。
下片转入怀人念远。“惆怅”两句，写乱春人去，无人在花乱共醉，只有“惆怅”而已。“惆怅”之至，转而为“愁”，愁且“无际”，足见其怀人之深。最后两句，更以特出之笔，抒发此情。“武陵回睇”，即“回睇武陵”，由结句的“波空翠”看，作者当是由眼乱的“乱红飘砌”而联想到“落英缤纷”的武陵溪，而那里正是驻春藏人的好地方。但这里并非是实指，而是借以代指所怀念的人留连之地。不过，人在远方，虽凝睇翘首，终是怀而不见，望中徒有翠波而已。“空”字传神，极能表现作者那种怅惘、空虚的心情。
由落花而伤春，由伤春而怀人，暗寄时事身世之慨，全词闲笔婉妙，深情幽韵，若不能自胜。这种情调与政治舞台上刚毅英伟、喜怒不见于色的韩琦绝不相类。同样的情况，还有范仲淹、司马光等，皆一时名德重望，他们都写过艳丽的小词。其实，这倒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杨慎《词品》所说：“人非太上，未免有情。”唐韩偓《流年》诗有云：“雄豪亦有流年恨，况是离魂易黯然。”再者，这与词的发展特点有关。词之初起，便以抒情为上，《花间》之后，便形成了婉约的传统，韩琦生活的那个时代，词还没有突破这个传统。
上片以姑射山上的仙子相比拟，“冰雪透香肌。姑射仙人不似伊。”在词人眼中，爱妻闰之的肌肤像冰雪一般洁白细嫩，而且随时散发着微微香气，有如神话中姑射山中的神女，但是神女似乎还赶不上闰之的美貌。“不似伊”三字，倾尽了词人对闰之的钟爱之情。下文则从内在品格上着力渲染闰之的勤俭质朴，但却不直接说出，而是从她穿着打扮的外表上落笔，显得句法生新：“濯锦江头新样锦，非宜。故著寻常淡薄衣。”在濯锦江边生产着各种花样翻新的锦缎，但是，这对闰之是不适宜的，她平时所穿的都是些寻常的淡薄衣衫。词人在后来写的《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中曾这样高度评价闰之的品德道：“妇职既修，母仪甚敦。”可见，闰之是一位具有传统美德的妇女典型，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使词人对闰之的感情愈加笃厚。
下片进一步描绘王闰之的清心寡欲和雍容睡态，愈加令人惜爱。“暖日下重帏。春睡香凝索起迟。”而下文“曼倩风流缘底事，当时。爱被西真唤作儿。”则转向了词人自己，他以西汉风流才子东方朔自喻，说他当时热恋着王闰之。末句是用《汉武内传》典，以此末句之“爱被西真唤作儿”，显得极其生动亲切。“儿”字是一种亲昵之称，从西王母神仙口中唤出，不仅活灵活现，犹如目前，而且抬高了词人存在的现实价值，颇有自许傲世的味道。再从《汉武内传》叙述东方朔的毕生才干和曲折遭际来看，似蕴含了词人的身世之感，正影射出曾在朝中反对新法而屡遭贬谪和“补外”的坎坷经历。由于他的反变法是光明磊落的，是“此心耿耿，归于忧国”的，故他有着自信、自傲的心态。这也符合词人“外迁”任杭州太守时的心绪。
这首词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继妻王闰之的外貌形体美和内秀品格美的形象。全词清新婉丽，明净流美，用典寓意，自然高迈。
诗分三章。第一章悼惜奄息，分为三层来写。首二句用“交交黄鸟，止于棘”起兴，以黄鸟的悲鸣兴起子车奄息被殉之事。据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的解释，“棘”之言“急”，是语音相谐的双关语，给此诗渲染出一种紧迫、悲哀、凄苦的氛围，为全诗的主旨定下了哀伤的基调。中间四句，点明要以子车奄息殉葬穆公之事，并指出当权者所殉的是一位才智超群的“百夫之特”，从而表现秦人对奄息遭殉的无比悼惜。
诗的后六句为第三层，写秦人为奄息临穴送殉的悲惨惶恐的情状。“惴惴其栗”一语，就充分描写了秦人目睹活埋惨象的惶恐情景。这惨绝人寰的景象，灭绝人性的行为，使目睹者发出愤怒的呼号，质问苍天为什么要“歼我良人”。这是对当权者的谴责，也是对时代的质询。“如果可以赎回奄息的性命，即使用百人相代也是甘心情愿的啊！”由此可见，秦人对“百夫之特”的奄息的悼惜之情了。第二章悼惜仲行，第三章悼惜针虎，重章叠句，结构与首章一样，只是更改数字而已。
秦穆公用殉177人，而作者只痛悼“三良”，那174个奴隶之死却只字未提，则此诗作者的身分地位不言而喻。殉葬的恶习，春秋时代各国都有，相沿成习，不以为非。《墨子·节葬》篇即云：“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不过到了秦穆公的时代，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人殉制度是一种极不人道的残暴行为，《黄鸟》一诗，就是一个证据。尽管此诗作者仅为“三良”遭遇大鸣不平，但仍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