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美人的姿态。上片写她的妆束:碧兰、轻飘、透亮、垂地的罗衣,真如仙女飘行于云彩之间,与白居易“风吹仙袂飘飘举”意境相似。下片写她的神态:吹箫、折花,含颦缓步,有情无力,完全是封建时代士大夫眼中的仕女形象,虽无深刻词意,然有美的图景。
这首词是欧阳修词的代表作之一。下面是唐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刘学锴先生对此词的赏析。
在婉约派词人抒写离情的小令中,这是一首情深意远、柔婉优美的代表性作品。
上片写离家远行的人在旅途中的所见所感。
融怡明媚的仲春风光,既令征人欣赏流连,却又很容易触动离愁。因为面对芳春丽景,不免会想到闺中人的青春芳华,想到自己孤身跋涉,不能与对方共赏春光。而梅残、柳细、草熏、风暖等物像又或隐或显地联系着别离,因此三、四两句便由丽景转入对离情的描写:“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因为所别者是自己深爱的人,所以这离愁便随着分别时间之久、相隔路程之长越积越多,就象眼前这伴着自己的一溪春水一样,来路无穷,去程不尽。上文写到“溪桥”,可见路旁就有清流。这“迢迢不断如春水”的比喻,妙在即景设喻,触物生情,亦赋亦比亦兴,是眼中所见与心中所感的悠然神会。从这一点说,它比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显得更加自然。
下片写闺中少妇对陌上游子的深切思念。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过片两对句,由陌上行人转笔写楼头思妇。“柔肠”而说“寸寸”,“粉泪”而说“盈盈”,显示出女子思绪的缠绵深切。从“迢迢春水”到“寸寸肠”、“盈盈泪”,其间又有一种自然的联系。
下来一句“楼高莫近危阑倚”,是行人在心里对泪眼盈盈的闺中人深情的体贴和嘱咐。你那样凭高倚阑远望,又能望得见什么呢?这就很自然地引出了结拍两句。
“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补足“莫近危阑倚”之故,也是行人想象闺中人凭高望远而不见所思之人的情景:展现在楼前的,是一片杂草繁茂的原野,原野的尽头是隐隐春山,所思念的行人,更远在春山之外,渺不可寻。这两句不但写出了楼头思妇凝目远望、神驰天外的情景,而且透出了她的一往情深,正越过春山的阻隔,一直伴随着渐行渐远的征人飞向天涯。行者不仅想象到居者登高怀远,而且深入到对方的心灵对自己的追踪。这正是一个深刻理解所爱女子心灵美的男子,用体贴入微的关切怀想描绘出来的心画。
此词由陌上游子而及楼头思妇,由实景而及想象,上下片层层递进,以发散式结构将离愁别恨表达得荡气回肠、意味深长。这种透过一层从对面写来的手法,带来了强烈的美感效果。
康熙十二年(1673) 爆发的“三藩之乱”给予曹贞吉以极深的刺激。由于其胞弟曹申吉陷身于吴三桂的叛乱中,贞吉是心境既乱而处境甚危。曹申吉,字锡余,号淡庵,幼贞吉一岁,顺治十二年(1655) 以二十一岁之龄中进士,可谓年少得志。康熙初深得清圣祖赏识,曾作为特使祭祀南岳。康熙十年(1671) 出任贵州巡抚,年仅三十七岁即荣为方面大臣。谁知二年后吴三桂叛清,一起兵尽俘黔贵督抚,曹申吉行迹变得扑朔迷离,真相不明。“三藩”乱平后,康熙定申吉为 “逆臣”,到雍正朝撤销“逆臣”之谳,然未作明确论定,直至乾隆朝才又正式批准入“忠烈祠”。当康熙定曹申吉为“逆臣”时,作为胞兄的曹贞吉其心情固可想见;而在未定罪案前,对手足情亲的兄弟孤悬天外、音闻中断、行踪难明,贞吉愁思百端,焦忧无端,心中伤痛实在难以言喻。《留客住·鹧鸪》词作于康熙十五年左右,即曹贞吉深怀难以尽言之痛时。
“浙西六家” 中的著名词人李良年原在曹申吉幕中,“三藩”乱起前李氏先期出黔,得免陷难。他曾作《鹧鸪怨》五古三首“怀渠丘公”(即指申吉),到京城后又作《留客住·鹧鸪》,哀念曹申吉处境,贞吉此词即系与李良年相唱酬之作。前后同时所作的《满廷芳·闻雁》的“从今去,湘流曲折,莫近小窗横” ;《青玉案·雁字》的 “人间多少伤心客,欲寄离愁那能得”,“无端风雨,横斜催乱,几阵烟云黑”等,也都哀伤感于其弟生离死别的无可沟通的是苦吟唱。
词起句三字 “瘴云苦”,既从地域空间上紧扣湘黔云贵一带特定的“境”,又以一“苦”字浓重地抽理起全篇的 “情”。这一声苦叹,似是鹧鸪啼出,又似词人抚案沉吟。作为咏物之篇,一起首就已 “物” 、“我”相融,合二为一。五溪,指湘黔接壤之地的雄、 横、 西、 潕、 辰五条江水(见《水经注》)。“遍五溪沙明水碧”一句以具体的地理位置既补足了 “瘴云”之句的寓意,界明其方位,又在艺术效果上令人仿佛听到“声声不断的”“瘴云苦、“行人”休去”之啼吟声响遍了五溪流域的上上下下。一个“遍”字看似寻常实属精警,应和“苦”字以及“声声不断”的啼鸣贯连一气来体味。词人说: “行人今古如织”,这区域这条道上古往今来行人不绝,关你何事呢?何以“只劝行人休去”啊? “频寄语”以下是 “寄语”的内容,也即“休去”的理由: 那里是一片荒芜,祠空驿废,人烟绝迹,泪湿征衫,无可驻脚之处。这就是“瘴云苦”的实际境界。这“苦”境之所以造成,是战乱,是人事沧桑的变异。从时空的广阔性上说,湘黔云贵地区自明末以来未曾安定过,南明永历政权抗击清兵血战过十数年,吴三桂之乱则是在疮痍遍地未见恢复之际接踵而来的。从曹贞吉具体的心境感受而言,这“苦”境又正是他爱弟现今陷身的具体处境。王士祯曾评贞吉咏物词说: “实庵先生咏物皆取其闻见所及耳,而神光离合,望之如蜃气结成楼阁。” (见《珂雪词》前《词话》)渔洋讲了二点很准确的问题,一是曹氏咏物的 “实”的一面即 “皆取闻见所及”,指实在的感受;二是艺术形态的 “虚”的一面: “蜃气结成楼阁”。这“虚”、“实”相契的中介环节是如“蜃气”一般的 “神”。取物之神而再渗入以一己神思,此乃咏物上乘技法,所谓“神光离合”。从这首鹧鸪词的上片中已可体味到这高妙之处。
下片承上述“苦”境,集中抒述对申吉的苦忆。这忆念的具体表述则是从代爱弟吐露苦情的角度写来,即写自己所忆念的对象的心境。这种从对面写来的手法,在杜诗和柳永的词等前人作品中曾经有过。此类手法的运用,贵在真切,即务需情致真挚、情感深沉、情境贴切,所以颇不易佳。曹贞吉对其弟深深理解,有着感同身受的心灵相通处,故词情哀凄感人。他说: 在风横雨斜的日子里,你一定昼夜在苦思遥念中原的亲人(“一发中原”句翻用苏轼“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为“杳无望处”而哀苦无尽; 你又一定在“万里炎荒”备遭摧残,“毛羽”凋零! 遮莫,意为 “尽教”,严重地被……这些虽属设想,但应属对方真切的处境和心境。接着词人悲叹道:当年边廷的众多官员中,一定只有你不屈辱地在孤苦无援的境地里受煎熬。“记否”三句化用李白诗:“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曹贞吉绝不信种种关于申吉降顺吴三桂的谣传,他坚持认为其弟是效忠清廷的,并未从逆。词到这里,从形态上看仍不离鹧鸪此“物”,然而这物形所透现的情与意全是“我”的,诚是“神光离合”一片。
因为曹贞吉不接受有关其弟的各种传言,所以紧接着在结句中强调出“忠爱”之情。他认为曹申吉一定在月黑江深的境遇中如同当年杜甫为叛军所拘时那样吟唱出“臣甫愤所切”,犹似杜鹃泣血一般地忠魂不化! “子规声续”,子规即杜鹃,一“续”字既是以鹃啼续鹧鸪之鸣,由哀苦而变悲壮; 又是“续”杜甫的忠爱之情,由凄怨而转为慷慨。这一转化,使这首咏物之唱的“意”愈益深化,其笔墨又足见灵动。
《留客住·鹧鸪》的高明处全在一个“化”字法上。所咏之 “鹧鸪”,时而是第一人称“我”,时而是第二人称的“汝”,时而又是第三人称的“物”。三者化合为一,离合惝恍,遥思深虑隐约而出,此即所谓“光怪腾蛟蜃”的艺术境界。
《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此赋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而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且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还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此赋开端写了朝纲颠覆,仕路填塞、家园毁灭的北游缘起。虽在乱离之中,从“奋袂”、“超绝迹”的字面下,仍然透出作者壮勇上进之情。这是此赋的基调。
赋中的初辞长安,回顾通天台恋恋不已;长途远行,驰驱中预计期程;寒风雪野中抚剑叹息,念及畿辅故里而於邑流涕:都发自真情而有动人之力。由公刘惠及草木感怀身罹百殃;从秦昭王统兵北征引发离心烦乱,车马行迟:这吊古伤今的情思,紧密联系于自身遭际,自然感人,又在历史对比中显出作者忧思的深广,胸怀的博大。由日夕归牧思及人民行役之苦,诗人叹时之心;因长城漫漫感发对蒙恬的责问,对汉文帝的景慕,使人感到作者不戚于个人忧患,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受难,要求执政者以宽仁绥远立邦,这表现了作家自觉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作者的这些思想感情,都是极可珍贵的。
赋文中认蒙恬绝地脉之说为虚妄,不承认堪舆迷信。作者坚信天命有常,卒章中抒发了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表现了对儒家教义的笃诚。这是作家信仰的支柱,是赋文所以具有健康向上基调的精神源泉。
全赋以写明北游缘起开端,按旅程顺序写所见所感,卒章总言自己对避难远行的根本态度。结构上条理清晰,连络有序。叙事、叹时显出了作家情思的自然流露,浑融一体,文气流畅。语言生动简练,经过锤炼之功又归于平易畅达,艺术上的用心与其创作意图达到了和谐统一。
《北征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从“隮高平而周览”到“哀生民之多故”),则显得清新自然。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果拿《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结构上存在一些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变化的特点。
(一)抒情方式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九章》中的作品多纪实之辞,《涉江》一诗又是写他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但诗的开始却采用了与《离骚》相类似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他的极端苦闷,欲忍不能的感情。《涉江》的后半部分以及乱辞,也是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特别是乱辞部分,采用香草美人的托喻,与《离骚》的写法一致。《北征赋》中,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
(二)写景与抒情由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中的景物描写,虽然能够表现作者的凄苦情怀,但景与情从整体上还显疏远,还有着为写景而写景的嫌疑。《遂初赋》和《北征赋》写景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特别是《北征赋》,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
(三)借助历史事实抒情方面,由情与史的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的整个第四部分,都在叙写历史上忠而见弃的人物,以表达作者自己“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之情。而《北征赋》则没有相应的部分。此赋是在纪行的过程中,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四)乱辞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涉江》对君主忠诚不二的感情抒发,到《遂初》的以道家出世思想作结,抒发自己恬淡的自娱之情,再到《北征赋》以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的抒发,其发展轨迹是鲜明的。
作为纪行赋的成熟之作,《北征赋》确实表现出了与其在赋史地位上一致的优点。交待起行原因之简洁,借景抒情之恰切,叙史抒情结合之紧密,抒发感情之真挚,语言之平易晓畅,都是《涉江》、《遂初》所不能比拟的。萧统《文选》选赋,纪行一门首选《北征赋》;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亦列其为纪行赋第一篇。可见二人同选《北征赋》列为首篇,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