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这首《添字采桑子》是纳兰写的词里的又一个谜团,许多人都在猜想这首词纳兰是为谁而作,参考大量史料,人们想要找出这首词背后的那个女子是否也如同这词一般美丽温婉。这段故事终究因为时间太长,湮没在了历史尘埃之中。
“闲愁似与斜阳约”,像是抒情,闲愁仿佛是与夕阳有约,当夕阳西下之时,愁绪便上来满怀。将愁绪与夕阳联系在一起,还拟人似的写闲愁与斜阳相约既写出了闲愁,又体现出了情趣。而后写道 “红点苍苔,蛱蝶飞回。”青苔为何能成为红色,让人忍不住想过之后,纳兰才给出答案,原来是蝴蝶停落在苔面上,让绿色的青苔看起来,犹如红花点缀,片片落红。闲愁的人儿还有心情看这不引人注目的青苔,可见这份闲愁也并不是真的无药可解。美丽的景色能够使人心旷神怡,这个观点应该是正确的。在上片最后,纳兰写道: “又是梧桐新绿影,上阶来。”单纯的描述,看不出不好的情绪,就连一开始抒发的闲愁,在这景色中,似乎也被化解掉了。绿色的树荫,映上台阶。山野情趣,有韵味,有雅致的味道。上片似在写愁,又不像在写愁,心绪与景色融合一起,一言以蔽之,是清冷中带着妙趣,妙趣中夹杂着孤寂,相得益彰,相互映衬。
下片开始一句便是“天涯望处音尘断”,字面上的意思是说,望断天涯却音信全无,杳无音信就是让词人产生闲愁的原因。但至于何人迟迟不给纳兰音信,纳兰又是在为什么人揪心,词中并无解释,人们也无从知晓。而后那句“花谢花开,懊恼离怀”更是写出了纳兰焦急的等待,想来那人对纳兰很重要,使得纳兰等过花开花谢后还依然翘首以盼。带着满腔的愁绪,等待着远方一个可能永远也不会到来的音信,词写到这里,闲愁的滋味再次涌出,比开篇更要浓厚。既然想念的人不在身旁,那只有睹物思人了。打开箱子,翻出那双金缕鞋,但是鞋子的主人而今身在何方呢。故事到这里便戛然而止。“空压钿筐金线缕,合欢鞋。”似乎是一个吸引人眼球的爱情故事,当刚刚讲到故事高潮时,却突然结尾。人们意犹未尽,但故事却已经结束。纳兰一向是把情爱表达得十分优美,十分含蓄。他在词中从来都是将再浓烈的情感,也用淡雅的词汇写出。仿佛那些情爱与他无关,他不过是在讲述一个旁人的故事。
首句“清明”后缀以“时节”二字,即将寒食包括在内。在此时节“出郊原”春游,是宋时风俗,如邵雍《春游》诗即有句云:“人间佳节唯寒食。”
第二句“山城”点明诗人出游的地点。“寂寂”,用叠词渲染周围的环境气氛。柳则是带季节气候特征的植物,不但唐人韩诩有“寒食东风御柳斜”名句传世,而且宋人每逢寒食,即以杨柳等物饰于轿顶之上,四垂遮蔽。每户且以“面造枣(饣固)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根”(《东京梦华录》卷七)。因此,“柳映门”是寒食特有之景。
颔联二句二景:一远一近,一朦胧一清晰,如画家构图,色调和谐,笔触错落有致。同是写寒食清明,柳永《木兰花慢》词:“拆桐花烂漫,乍疏映,洗清明.正艳杏烧林,湘桃绣野,芳景如屏。”而在杨徽之笔下,则是“水隔淡烟修竹寺,路经疏映落花村”,如此色调淡雅、风物凄清之景,与前“寂寂山城”相呼应,与都城寒食时繁华热闹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诗人被贬后的愁思。
颈联即景抒情。“天寒”,点出寒食节乍暖还寒的气侯特点。“酒薄”,暗示山城的荒僻。自唐至宋,均有寒食扫墓之俗。此时此景,登高见之,倍生思家之念。诗中“易断魂”,由“地迥”和“回首故山千里外”而来;而“难成醉”也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两句与范仲淹《御街行》词“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有异曲同工之妙。据说宋太宗很欣赏杨徽之的诗,特地挑出十联写于屏风,其中就有这一联。
尾联之妙,在以问句作结。诗人本有一腔“别离心绪”,喷涌欲出,这里以“向谁言”出之,于“露筋骨”之中,仍为唱叹之音,与全诗的基调和谐一致。
作者于西昆体盛行之时,能不雕金镂玉,不堆砌典故。额联平仄稍作变化,颈联虽对得很工,然而略有“流水对”之意,仍有自然流转之美。全诗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手法,都显得自然而清新。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怀才不遇者”,郁郁而终。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而斥文帝误才之庸。苏轼却一反《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从贾谊惜身的角度,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惜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结论,立论新异,见解深刻,富有启发性。
文章首段即开门见山地表明观点:一个人要有才能并不难,怎么使惜己的才能获得发挥却是很难,而贾谊正是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却不能够让惜己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利用。“非才之难,所以惜用者实难”,是写虚;“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惜用其才也。”是写实。虚与实相辅相成,互为印证,使虚有所依,实有提高,相得益彰。
第二段,由强烈的惋惜进入舒缓的说理。提出“有所待”、“有所忍”是君子施展抱负必须经历的艰苦过程,而古代贤人郁郁不得志,不一定是当时君主不识贤才,或许是他们惜己造成的。此两段将焦点集中在贾谊不得汉文帝重用,乃是因为惜身对政治的修养不够。文中的正面描写“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成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其惜取也”的假设,都反映苏轼对贾谊的看法。“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是围绕开头中心论点而抛出的一个分论点。
第三段,举史例说明贤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对分论点进行论证,是“所待”、“所忍”的具体化。孔子、孟子做到了如此仁至义尽,尚且未能如他们惜己所愿,“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一句紧扣文题之后,顺水推舟地得出这个结论。后者并非分论点,而是论点的延伸形态,形式虽然变了,但实际上还是指“不能惜用其才”,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变化,一个论点从不同角度去论证。由“不能惜用其才”引申为“或者其惜取也”,再引申为“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论点逐层推进,一个比一个的含义更具体,论述一步比一步更深入。而对贾谊的具体情况,文章却并没做展开对比论述,而是采用“旁(孔、孟例)详本(贾谊事)略”的手法,语言精炼,不重复罗嗦。
第四段紧承上文,以当时历史背景出发,说明汉文帝不用贾谊的客观原因,情同骨肉的开国功臣和初出茅庐的洛阳少年,通过对比为汉文帝的决定做出强而有力的支持。而贾谊在政治失意后,郁郁寡欢、惜伤惜怜,不能够趁此修养其身,最后失意而终,这也是苏轼对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批评。写绛侯、灌婴和贾谊的对比,前者用了较多的描述,极言其功高势大,同文帝关系非同一般,后者仅用”洛阳之少年“五个字,由于详略处理得巧妙,二者的对比也就非常鲜明了。
最后一段,再次讨论君主与贤人之间的关系,千里马必须遇到伯乐才有施展大志的机会,因此贤臣要有名主才能大展怀抱。而人君获得像贾谊这样的臣子,要了解他的个性若不被见用则会惜伤不振,为此要做出适切的考虑,否则便是折损了一名人才。然而,贾谊这样的人也应该谨慎地对待惜己的立身处事,人要有才,还要有所忍耐、等待,才能使惜己的才能得到发挥。苏轼清醒地认识并指出贾谊惜身的问题,显示出他独到的眼光,个性鲜明、见解透辟、切中肯綮。
全文紧扣着贾谊之失意而终,对贾谊的人格特质分析得非常深入,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剖析也令人信服,用这样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与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从文章内容看,主要是针对人才惜身而言;但从文末看,他的主要用意,又在于借以提醒为人君者,希望他们正确对待和使用像贾谊这类“有狷介之操”的特殊人才,注意用其所长,以免造成浪费人才。
在写作上,宕开一笔,收放惜如,极富特色。首先亮明全文观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总揽下文论述。紧接着,一个“惜乎”的深沉感叹句,以贾谊其人其事,紧紧印证所提观点,而且紧扣文题。接下来又暂时先放开贾谊其人,谈古之君子和贤人。第四段又回到贾谊,文章前后相顾,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苦寒行》在《乐府诗集》中属《相和歌·清调曲》。《乐府解题》说:“晋乐奏魏武帝《北上篇》,备言冰雪溪谷之苦。其后或谓之《北上行》,盖因武帝辞而拟之也。”原辞为曹操所作,是公元206年(建安十一年)春正月北征高干时写,表现了行军时的艰苦情况。陆机的这首诗即是对曹操原辞的模拟。全诗的主题是刻划“行役人”,也即北征战士在寒冷季节忍饥受冻、餐风露宿的凄苦景况,因此诗人的用笔着色都围绕这一点而展开。
开篇两句,是全诗的交待,有地点(幽朔)、时间(凉冬)以及所要描写的重心(多险难),以下十四句就针对“险”和“难”二字进行铺陈排比。北征战士穿行于北方的山谷中,一会儿深入谷底,一会儿仰攀高峰,道路崎岖不平,又凝结了厚厚的坚冰,积雪笼罩着起伏的山峦。山岩缠绕浓重的阴云,阵阵寒风在树林中穿越,发出凄厉的悲鸣。天色阴沉,不见日光,偶有几声寒鸟的哀叫以及野兽的吼声。天色晚了,战士们凭树支帐而宿,渴饮坚冰,饥餐风露。更兼长年征战在外,对故乡亲人的思念,绵绵无尽,却又难通消息,对方是死是活都不得知,于是诗人充满了同情地长叹一声:“剧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结尾与开头紧密地照应在一起。
这首诗比较鲜明地体现了陆机诗歌创作的特色。首先是对偶的使用。清代叶矫然说:“六朝排偶,始于士衡”。排偶不一定始于陆机,但陆机确于此最见特色。这首诗除了开首二句和结尾四句,中间部分几全用对偶,显示了陆机过人的才思。不过,陆机虽有意写对偶,却不十分板整,往往在轮廓上整对,而字与字之间并不讲究。如“不睹白日景”两句。明代何景明说:“陆诗体俳语不俳”,很得其实。所以虽全篇为对,读去并不觉很呆板,古朴之气穿插其间,使诗歌具有一种感人的气势。其次,是赋法的采用。赋法就是铺叙,铺陈排比、罗列事物,这本是汉大赋的主要手法,陆机却吸收来运用在诗歌里,这样就使诗歌获得繁褥厚重和光采辉煌的效果。当时人说读他的诗好像“玄圃积压,莫非夜光”就是夸赞这一点。这首诗在开头交待出“险”和“难”之后,即从俯、仰、闻、睹以及战士们的饥渴、住宿等多方面进行铺陈,欲说尽说透,不仅加深了读者的印象,也增加了诗歌的容量。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他的诗“缛旨星稠,繁文绮合”,萧绎《金楼子·立言篇》说他“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有序,遗言无失。”刘勰《文心雕龙》说他“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可见这一种特色为前人所公认并多有奖饰。第三,此诗还表现了陆机语言上的特色。陆机诗歌基本不用常语、口语、俗语,而大量使用书面辞汇、成辞等。将此诗与曹操的那首相比即可见出二者的区别。曹诗用了许多口语、散句、如“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陆机此诗则用许多对偶代替,并且字词也工于锻炼,如“凝冰”、“积雪”、“恒鲜欢”等等。曹诗有大量的虚字,陆诗则几舍弃不用,而以实词代之,文人化特色很鲜明。另外,陆机还善于锻炼动词,以加强警动的效果。如“结”、“被”、“兴”、“鸣”、“凭”、“临”等。清人厉志说他“字字有力,语语欲飞”,虽略有夸张,也还是反映了陆诗的总体面貌的。
不过陆机有时过于侧重技巧,而忽略了对诗情的疏通,尤其是他的一些拟古诗,本来的目的就是通过模拟以锻炼自己某一方面的技巧,因此对其余就不顾及。如这首诗,“离思”应该是最易出诗情,也最应为诗人全力把握的重点,但陆机却仅以淡淡的两句带过,是很可惜的。
陆机对于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法规,他加强了诗歌的文人化倾向,促进了诗歌向格律体的进展,他是由古诗向近体诗发展过程中的开启者之一,因此,他应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