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爱国词，词的上片描写作者因为听到杜鹃“不如归去”的催促声，从而唤起了自己对往昔的回忆，对古今沧桑的感慨，尤其是对失去国家、被虏北上的宋恭帝的思念与惋惜。下片运用李商隐的诗句和苏秦的故事，表达对昔日繁华都城沦陷敌手、故国一片荒凉的愤恨不平，尤其是对抗金志士报国无门的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的无限悲哀与同情。这首词题为“闻杜鹃”，全篇词意都从“闻杜鹃”生发开去，由此发端，由此收煞，由此过变，由此转换。
词的上片写出作者自己少年时代上都门游学、求取仕进的心情，地在长亭，时在薄暮，听到杜鹃的叫声，勾引起了羁旅之愁，产生了“不如归去”的意念，这与秦观《踏莎行》“杜鹃声里斜阳暮”的意境是相似的。十八年间，词人来往于“都门路”上；一眨眼，又有十六年没到过杭州，其间的变化，诚有隔世之感。词人用“白首人间今古”，概括这种生活体验。昔日少年，今朝白首，人事沧桑有如“古”“今”之变。“又惊绝，五更一句”，一个“又”字，词意深进一层。
“五更”句，指的是刘将孙《摸鱼儿》词里的句子：“今又古。任啼到天明，清血流红雨。”本来已在为世事的变幻而感叹不已，又那堪忍受杜鹃一夜啼到天明，故曰“惊绝”。写作这首词时，词人已经五十三岁，此时听到杜鹃声的感受，与少年时代的感受已迥然不同，既产生“黍离”、“麦秀”之感，又产生许多联想：由杜宇联想到被掳北去的恭帝。恭帝在北方颠沛流离，与当年蜀天子的遭遇相似，故曰“道是流离蜀天子”；而当初他在临安时讲的是吴语，故曰“甚当初，一似吴儿语”。
前片结尾二句：“臣再拜，泪如雨。”隐括杜甫诗意。杜甫《杜鹃》：“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身病不能拜，泪下如迸泉。”词人效法杜甫，把杜鹃当作流离北方的恭帝，遥遥再拜，泪如雨下。
下片描写了临安的凋敝和抗元英雄的牺牲。当词人“桃花前度”，重来临安的时候，画堂依然，客馆无恙，但在画桥边哀民遍地，一派“黄竹歌声”。此用李商隐《瑶池》“黄竹歌声动地哀”诗意。过片这几句，因中有“记”这一领字衔接上下，又有“真无数”、“画桥”、“前度”等字样，所写乃是临安失陷前的繁华景象，这是虚写；而“黄竹歌声”，才是眼前所见的凄凉景象，这是实写。词人将昔日之繁华和今日之冷落对照起来，虚实相生，倍增伤感，语意极含蓄。
“风雨断魂苏季子”三句，以“苏季子”比喻抗元英雄。苏季子即苏秦，他当年游说六国以抗秦，意欲封侯万户，后乃金尽裘敝，落魄而归。南宋末年的爱国志士们为抗击元军，恢复失土，英勇献身，不能归乡，只得梦回家山。“谁不愿、封侯万户？”建功立业，本是封建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但在国家多难的时候，为国捐躯的人，虽未封侯拜爵，却得到人们的普遍崇敬和深深忆念。
“寂寞江南”二句，描写临安附近人迹稀少。京都道上，人烟萧瑟，江南寂寞，道路难行，词人触景生情，家国之痛，涌上心头，从而逼出结句“啼尽血，向谁诉”，重又回环到“杜鹃”上，用拟人化的口吻，说杜鹃终日啼鸣，纵然啼尽鲜血，又向谁去诉说这一切人间的悲苦呢？结局有不尽之意，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
这首词题为“闻杜鹃”，全篇词意都从“闻杜鹃”生发开去，由此发端，由此收煞，由此过变，由此转换。在羁旅者的耳中，杜鹃声声，犹如家人“不如归去”的催唤声；而在遗民的心灵上，杜鹃声声，却唤起了对旧帝、对抗元英雄、对苦难人民的深深忆念和同情。杜鹃声是贯串全篇的词脉。这首词采用了总起分承的过变手法，将下片看来似乎不相连属，与杜鹃毫无关涉的数层词意，绾合起来，具见作者的艺术匠心。
现代的读者接触古诗，常常认为具有现实批判性的作品名篇很多，而“颂”体诗歌难得佳作。杜甫《洗兵马》是个例外。诗中有句说“词人解撰河清颂”（424—453年期间，即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河、济俱清，鲍照作《河清颂》赞美），这首诗本身就可说是热情洋溢的《河清颂》。
第一段（从“中兴诸将收山东”至“万国军前草木风”）以歌颂战局的神变开端。唐室在中兴诸将的努力下，已光复华山以东包括河北大片土地，捷报昼夜频传。三句借用以说克敌极易，安史乱军的覆灭已成“破竹”之势。当时，安庆绪困守邺城，所以说“祗残邺城不日得”。复兴大业与善任将帅关系很大，“独任朔方无限功”既是肯定与赞扬当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在平叛战争中的地位和功绩，又是表达一种意愿，希望朝廷信赖诸将，以奏光复无限之功。以上有很多叙述的地方，“京师”二句则描绘了两个显示胜利喜庆气氛的画面：长安街上出入的官员们，都骑着产于边地的名马，春风得意；助战有功的回纥兵则在“蒲萄宫”备受款待，大吃大喝。“餧（喂）肉”二字描状生动，客观铺写中略微寓含讽意。从“捷书夜报”句至此，句句申明战争克捷的意思，节奏急促，几乎使读者应接不暇，也犹如带有破竹之势。以下意思略微转折，“已喜皇威清海岱”一句结束上面的意思，当时河北尚未完全克复，说“清海岱”显得用词有分寸；“常思仙仗过崆峒”一句启下，意在警告唐肃宗居安思危，勿忘当初“銮舆播迁”、往来于崆峒山的艰难日子。紧接以“三年笛里”一联，极概括地写出战争带来的创伤。安史之乱三年来，笛咽关山，兵惊草木，人民饱受乱离的痛苦。此联连同上联，抚今追昔，痛定思痛，淋漓悲壮，在欢快的用词中小作波折，而不一味流走，极尽抑扬顿挫的情致，将作者激动而复杂的心情写出。
第二段（从“成王功大心转小”到“鸡鸣问寝龙楼晓”）逆接开篇“中兴诸将”四字，以铺张排比句式，对李豫、郭子仪等人致词赞美。“成王”收复两京时为天下兵马元帅，“功大心转小”，赞颂其成大功后更加小心谨慎。随后盛赞郭子仪的谋略、司徒李光弼的明察、尚书王思礼的高远气度。四句中，前两句平直叙来，后两句略作譬喻，铺述排比中有变化。赞语既切合各人身份事迹，又表达出对光复大业卓有贡献的“豪俊”的钦仰。“二三豪俊为时出”，总束前意，说他们本来就是为重整乾坤，应运而生的。“东走无复”以下六句承接“整顿乾坤济时了”而展开描写，从普天下的喜庆写到宫禁中的新气象，调子轻快：做官的人弹冠庆贺，不必弃官避乱；平民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如鸟归巢；春天的繁华景象正随朝仪之再整而重新回到宫禁，天子与上皇也能实施“昏定晨省”的宫廷故事。上上下下都是一派熙洽气象。
第三段（从“攀龙附凤势莫当”至“后汉今周喜再昌”）一开头就揭示一种政治弊端：朝廷赏爵太滥，许多投机者无功受禄，一时有“天下尽化为侯王”之虞。“汝等”二句即对此辈作申斥语，声调一变而为愤激。继而又将张镐、房琯等作为上述腐朽势力的对立面来歌颂，声调复转为轻快，这样一张一弛，极富擒纵唱叹之致。“青袍白马”句以南朝北来降将侯景来对比安史之乱中的叛将，说明叛将不堪一击；“后汉今周”句则以周、汉的中兴比喻时局。当时，房琯、张镐都已经罢相，诗人希望朝廷能复用他们，所以特加表彰，与赞扬“中兴诸将”互为表里。张镐于758年（乾元元年）五月罢相，改任荆王府长史。这里说“幕下复用”，措意深婉。这一段表明杜甫的政治眼光。
第四段（从“寸地尺天皆入贡”到篇终）先用六句申明“后汉今周喜再昌”之意，说四方皆来入贡，海内遍呈祥瑞，举国称贺。以下继续说：隐士们也不必再避乱遁世，文人们都在大写歌颂诗文。至此，诗人是“颂其已然”，同时他又并未忘记民生忧患，从而又“祷其将然”：时值春耕逢旱，农夫盼雨；而“健儿”、“思妇”还未得团圆，社会的安定，生产的恢复，均有赖战争的最后胜利。诗人勉励围困邺城的“淇上健儿”要“归莫懒”，寄托着希望他们早日成功的殷勤之意。这几句话虽不多，却唱出诗人对人民的关切，表明他是把战争胜利作为安定社会与发展生产的重要前提来歌颂的。正由于这样，诗人在篇末唱出了他的强烈愿望和诗章的最强音：“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
这首诗的基调是歌颂祝愿性的，热烈欢畅，兴致淋漓，将诗人那种热切关怀国家命运、充满乐观信念的感情传达出来了，是一曲展望胜利的颂歌。诗中对大好形势下出现的某些不良现象也有批评和忧虑，但并不影响诗人对整体形势的兴奋与乐观。诗章以宏亮的声调，壮丽的词句，浪漫夸张的语气，表达了极大的喜悦和歌颂。杜甫的诗原本以“沉郁”的诗风见称，而此篇是杜甫古风中的别调。
从艺术形式看，采用了华丽严整、兼有古近体之长的“四杰体”。词藻富赡，对偶工整，用典精切，气势雄浑阔大，与诗歌表达的喜庆内容完全相宜。诗的韵脚，逐段平仄互换；声调上忽疾忽徐，忽翕忽张，热情奔放中富有顿挫之致，词句清丽而能有苍劲之气，诗句跌宕生姿，大大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感染力。
这篇记从批评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层层演进，引出对张希元爱好书法却怀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会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表现了苏轼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此文不循常理，不守成规，将一篇普通的记述散文写得纵横开阖，出人意表。
这篇文章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延伸开来，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无法避免他人的嘲笑。因为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过眼云烟，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从来未曾停止。苏轼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连生命都可放弃；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加无法理解他们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是怎么样的。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要耗费大量的纸张；学医术会因医术未精而伤害他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苏轼对张希元是否希望从政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好坏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以“记”的本色而论，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此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句句写堂，句句写人。
词作于丁酉，道光十七年（1837年）五月五日端午，太清三十九岁。
这是一首咏花词。菊在秋季开放，但这里所咏的盆中菊在端午开放，词人在初夏欣赏到了秋季的花卉，自然格外欣喜。上片首先渲染盆中所菊所开放的夏日气候，“薰风殿阁樱桃节”，说温暖的南风吹满殿阁，樱桃也成熟了。“碧纱窗下沈檀爇”，屋内燃着驱暑的熏香。再以“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凸写菊花开放时节。下片以“檀人知趣甚，不向炎凉问”，写出因花开而洋溢欣喜之情。她在欣喜之余，唯有赞叹栽培它的花匠：“老圃好栽培，菊花五月开”。全词最后才说出这一“菊”字，而惊叹、欣喜之情灵动地展现在其中。
这首诗是诗人写赠给好友刘景文的。诗的前两句写景，抓住“荷尽”、“菊残”描绘出秋末冬初的萧瑟景象。“已无”与“犹有”形成强烈对比，突出菊花傲霜斗寒的形象。后两句议景，揭示赠诗的目的。说明秋景虽然萧瑟冷落，但也有硕果累累、成熟丰收的一面，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季节无法相比的。诗人这样写，是用来比喻人到壮年，虽已青春流逝，但也是人生成熟、大有作为的黄金阶段，勉励朋友珍惜这大好时光，乐观向上、努力不懈，切不要意志消沉、妄自菲薄。
苏轼的《赠刘景文》，是在元祐五年 (1090)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作的。《苕溪渔隐丛话》说此诗咏初冬景致，“曲尽其妙”。诗虽为赠刘景文而作，所咏却是深秋景物，了无一字涉及刘氏本人的道德文章。这似乎不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实际上，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将对刘氏品格和节操的称颂。不着痕迹地糅合在对初冬景物的描写中。因为在作者看来，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莫过于橙黄橘绿的初冬景色。而橘树和松柏一样，是最足以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坚贞的节操。
古人写秋景，大多气象衰飒，渗透悲秋情绪。然此处却一反常情，写出了深秋时节的丰硕景象，显露了勃勃生机，给人以昂扬之感。因此宋人胡仔以之与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诗中“正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两句相提并论，说是“二诗意思颇同而词殊，皆曲尽其妙”（《苕溪渔隐丛话》）。
荷与菊是历代诗家的吟咏对象，常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可是为什么此诗一开头却高度概括地描绘了荷败菊残的形象，展示了一幅深秋的画面？这全然是为了强调和突出一年之中的最好景象：橙黄橘绿之时。虽然橙和橘相提并论，但事实上世人正偏重于橘，因为“橘”象征着许多美德，故屈原写《橘颂》而颂之，主要赞其“独立不迁”、“精色内白”、“秉德无私”、“行比伯夷”。此诗的结句正有此意，在表达上融写景、咏物、赞人于一炉，含蓄地赞扬了刘景文的品格和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