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从前韩昭侯喝醉酒睡着了，掌管国君之冠的近侍见他冷，就给他身上盖了衣服。韩昭侯睡醒后很高兴，问近侍说：“是谁给我盖的衣服？”近侍回答说：“是掌帽官。”昭侯便同时处罚了掌衣官和掌帽官。他处罚掌衣官，是认为掌衣官失职；他处罚掌帽官，是认为掌帽官越权。（韩昭侯）并非不厌恶寒冷，而是认为臣下违反职责的危害比寒冷更大。
注释
这是一首五律，但不为格律所缚，写得新颖自然，曲尽山行情景。这首诗运用丰富的意象，动静结合，描绘了一幅斑斓多姿的山景图。山路崎岖，对于贪图安逸，怯于攀登的人来说，“山行”不可能有什么乐趣。山野荒寂，对于酷爱繁华，留恋都市的人来说，“山行”也不会有什么美感和诗意。
首联一开头就将这一类情况一扫而空，兴致勃勃地说：“适与野情惬”——恰恰跟作者爱好山野风光的情趣相合。下句对此作了说明：“千山高复低。”按时间顺序，两句为倒装。一倒装，既突出了爱山的情趣，又显得跌宕有致。“千山高复低”，这当然是“山行”所见。看见了山野非常喜爱，心中很满足，群山连绵起伏的，时高时低，一个“惬”字，足以体会出当时作者心满意足的心情。“适与野情惬”，则是 “山行”所感。首联只点“山”而“行”在其中。
颔联进一步写“山行”。“好峰”之“峰”即是“千山高复低”；“好峰”之“好”则包含了诗人的美感，又与“适与野情惬”契合。说“好峰随处改”，见得人在“千山”中继续行走，也继续看山，眼中的“好峰”也自然移步换形，不断变换美好的姿态。第四句才出“行”字，但不单是点题。“径”而曰“幽”，“行”而曰“独”，正合了诗人的“野情”。着一“迷”字，不仅传“幽”、“独”之神，而且以小景见大景，进一步展示了“千山高复低”的境界。山径幽深，容易“迷”；独行无伴，容易“迷”；“千山高复低”，更容易“迷”。著此“迷”字，更见野景之幽与野情之浓。
颈联“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互文见意，写“山行”所见的动景。“霜落”则“林空”，既点时，又写景。霜未落而林未空，林中之“熊”也会“升树”，林中之“鹿”也要“饮溪”；但树叶茂密，遮断视线，“山行”者很难看见“熊升树”与“鹿饮溪”的野景，作者特意写出“霜落”、“林空”与“熊升树”、“鹿饮溪”之间的因果关系，正是为了表现出那是“山行”者眼中的野景。惟其是“山行”者眼中的野景，所以饱含着“山行”者的“野情”。“霜落”而“熊升树”，“林空”而“鹿饮溪”，很是闲适，野趣盎然。
尾联“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让人感觉余味无穷。杜牧的“白云生处有人家”，是看见了人家。王维的“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是看不见人家，才询问樵夫。这里又是另一番情景：望近处，只见“熊升树”、“鹿饮溪”，没有人家；望远方，只见白云浮动，也不见人家；于是自己问自己：“人家在何许”呢？恰在这时，云外传来一声鸡叫，仿佛是有意回答诗人的提问：“这里有人家哩，快来休息吧！”两句诗，写“山行”者望云闻鸡的神态及其喜悦心情，都跃然可见、宛然可想。
这首词写桂花，并非只是咏物，词人身世之感，隐然其中。它不专门扣住桂花题材，而是能离开桂花本身，把自己的经历结合来写，意境更为开阔，感情更加亲切，写得别有情趣。
上片忆昔。起笔回顾痛饮吴江，酒酣沉醉，醉而复醒的情景。作者从自己的游踪引入桂花。少年时有个秋夜，在吴江痛饮醒来，看见一轮明月，中间映着团团的桂树影子；江边桂树，十里花香，飘散在烟波江上，倍添清冷之气：天上人间，都笼罩在桂香桂影之中。桂花虽身世如断梗飘蓬，而意气不衰。辛弃疾年轻时游过吴江，所以他对此地颇为怀念。团概吴江两岸，当时桂花颇盛，所以他咏桂花便想起吴江之游。“少年痛饮”，实有“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杜甫《赠李白》）之意。“明月”句，“团团”语意双关，既指月，又指地上高团的桂树，影像丰富而优美，也符合酔中奇妙的观赏状态。词人借自己一次客中酒醒后看桂影、闻桂香的经历来写桂花，情调豪放，生动自然。“十里”句，用“水沉”来指桂花馨香，引出下片专咏桂花芳香。
上片前二句叙事，后二句写景，绘出少年辛弃疾的意气风发，雄放挥洒，情景谐和，是一幅诗中有画的境界。
词转入下片“意脉不断”，由写作者自己的经历，转到桂花本身。“团都”两句赞赏桂花，即小见团。田艺蘅《留青日扎》卷二十一：“额上涂黄，汉宫妆也。”《西神脞说》则谓“妇人匀面，惟施朱傅粉而已。至六朝乃兼尚黄。”梁简文帝《戏赠丽人诗》：“同安鬟里拨，异作额间黄。”李商隐《蝶》诗云：“寿阳宫主嫁时妆，八字宫眉捧额黄。”桂花体积小，金黄色，宛如妇女淡施“宫黄”，星星点点，可是开在人间，竟然这般芬芳。花小、色黄、香浓，正是桂花特征。这几句把桂花特征都写到，但着重写它的香味，抓住重点，与上片相呼应。最后别出新意：“怕是秋天风露，染教世界都香。”激情满怀，放言凭借秋天风露的传播，桂花会将整个世界都熏染得浓郁芬芳。江顺诒《词学集成》卷六引张砥中曰：“后结如泉流归海，回环通首，源流有尽而不尽之意”。这里正是“有尽而不尽”，词已写完，而意未尽。
此词不只是赞美桂花的芳香十里。作者一生都“志在塞北江南”，为“了却君王天下事”，而竭尽全力恢复宋室山河。旧说“招摇之山，其上多桂”（《山海经》），“物之美者，招摇之桂”（《吕氏春秋》）。无论是异香的桂花，或“纷纷如烟雾，回旋成穗，散坠如牵牛子，黄白相间，咀之无味”（《词林纪事》）卷一引）的桂子，一向是崇高、美好、吉祥的象征。李清照咏桂花词《摊破浣溪沙》云：“揉破黄金万点轻，剪成碧玉叶层层，风度精神如彦辅，太鲜明”。人们总是既称颂桂花的形态美，又赞扬它的精神美。辛弃疾以“染教世界都香”来歌赞，似隐寓有他“达则兼善天下”的宏愿的。
况周颐云：“以性灵语咏物，以沉着之笔达出，斯为无上上乘”（《蕙风词话》卷五）。此词的佳处正在于咏物与性灵融为一体，即性灵即咏物，词人将自己淡化到不露痕迹的地步，而又非沾沾然咏一物矣。全词非寄托之作，但结句并不排斥似为作者济世怀抱的自然流露。
这首词意境优美，写桂花能抓住其特征，联想自然，用词简练，不愧为词中佳品。
分句分析
“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孤坟。”既在他乡复值行役之中，公事在身，行色匆匆。尽管如此，诗人还是驻马暂留，来到孤坟前，向亡友致哀。先前堂堂宰相之墓，如今已是茕茕“孤坟”，表现了房琯晚年的坎坷和身后的凄凉。
“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无干土”的缘由是“近泪”。诗人在坟前洒下许多伤悼之泪，以至于身旁周围的土都湿润了。诗人哭墓之哀，似乎使天上的云也不忍离去。天低云断，空气里都带着愁惨凝滞之感，使诗人倍觉寂寥哀伤。
“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诗人下句则用了另一典故。《说苑》载：吴季札聘晋过徐国，心知徐君爱其宝剑，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徐君已经去世，于是解剑挂在徐君坟的树上而去。诗人以延陵季子自比，表示对亡友的深情厚谊，虽死不忘。这又照应前两联，道出他为何痛悼的原因。诗篇布局严谨，前后关联十分紧密。
“唯见林花落，莺啼送客闻。”“唯”字贯两句，意思是，只看见林花纷纷落下，只听见莺啼送客之声。这两句收尾，显得余韵悠扬不尽。诗人着意刻画出一个幽静肃穆之极的氛围：林花飘落似珠泪纷纷，啼莺送客，也似哀乐阵阵。此时此地，诗人只看见这样的场景，只听见这样的声音，格外衬托出孤零零的坟地与孤零零的吊客的悲哀。
意境分析
此诗极不易写，因为房琯不是一般的人，所以句句都要得体；而杜甫与房琯又非一般之交，所以句句要有情谊。而此诗写得既雍容典雅，又一往情深，十分切合题旨。
思想感情
诗人表达的感情十分深沉而含蓄，这是因为房琯的问题，事干政局，诗人已经为此吃了苦头，自有难言之苦。但诗中那阴郁的氛围，那深沉的哀痛，还是表现出诗人不只是悼念亡友而已，更多的是内心对国事的殷忧和叹息。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