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所作的三篇一组的寓言,包括《临江之麋》、《黔之驴》和《永某氏之鼠》。作者通过麋、驴、鼠这三种动物形象,借题发挥,揭露了当时一些达官贵人、得意小人的丑态,并预言其必然灭亡的命运。文章语言简洁凝练,以小见大,耐人寻味,具有强烈的现实讽刺意义。
《临江之麋》一篇以揶揄的口吻讽喻了社会上“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忘己之麋”任性妄为,冒犯外物,以寻得快乐,可当它失去了主人的庇护,轻而易举地就被外犬“共杀食之”。更加可悲的是它至死还没有明白个中原因。古往今来,行事不知推己之本,躺在别人怀抱里讨口饭吃还自鸣得意的人,并不少见。从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深刻的讽喻意义,正是它以小见大的艺术魅力所在。
《黔之驴》是这三篇中最广为流传的一篇。它深刻地批判了无才无能却又惯于逞能炫耀的“叫驴”式人物。结合柳宗元当时的遭遇,可见他是针对政敌而写,讽刺了当时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柳宗元通过想象、夸张的手法,抓住了驴、虎之物类的特征,刻画社会中某些人“出技以怒强”的行径,生动形象。同时,这篇寓言也为后人留下“庞然大物”、“黔驴技穷”两个成语。
《永某氏之鼠》嘲讽了社会上“窃时以肆暴”的一类人。这类人抓住侥幸得到的机会肆意胡作非为,以为能够“饱食无祸为可恒”,让人深恶痛绝。这则寓言,深刻有力地讽刺了纵恶逞凶的官僚和猖獗一时的丑类,巧妙地批判了封建社会丑恶的人情世态。
这三篇寓言在艺术表现上有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状物摹形生动形象,情景如见。如《临江之麋》写主人抱幼麋归家,一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八个字活画出群犬一拥而上,急欲啖食之态。下文写麋与犬狎戏,说“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写犬畏主人,一面与麋周旋,一面垂涎三尺之状,也十分传神。《永某氏之鼠》写在主人放纵下,群鼠猖獗之状说:“某氏室无完器,橇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可谓淋漓尽致,穷形尽相。
第二,虽属寓言,状写动物,叙写却入情入理。见出作者体味物情之细,文字叙述之工。如《临江之麋》写麇与犬相熟过程,开始入门,群犬垂涎,所以主人叱喝。之后,主人抱麋与犬习熟,由开始之不动,渐至与犬戏耍。进一步写麋渐大,与犬已熟,随意戏闹,竟忘了己之为麋,这个发展过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黔之驴》中对虎的心理描写也极其细腻逼真。开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所以“蔽林间窥之”。次后,“稍出近之”,然而“愁愁然莫相知”。下面写初听驴呜,大骇远遁,以为要吃自己。及至往来观察,终觉其似乎没有什么突出本事,于是做各种试探。到了摸清底细,乃跳踉大咽,尽食其肉而去。一笔笔写来,自然而真实。
第三,寓意深厚,对讽喻之意不作详尽展开,主要通过故事和形象本身体现出来,可让读者从不同角度玩味受教。如《临江之麋》末尾只一句收束,“麇至死不悟。”寓意深沉。《永某氏之鼠》结尾:“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也是意味深长,只有《黔之驴》结尾议论较透一些。
作者借麋、驴、鼠三种动物的可悲结局,对社会上那些倚仗人势、色厉内荏、擅威作福的人进行辛辣的讽刺,在当时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普遍意义。三篇寓言主题统一而又各自独立,形象生动而叉寓意深刻,篇幅短小,语言简练而又刻画细致、传神,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
首联“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从人石俱贬写到石存人亡,一开头就具有强烈的感伤色彩。诗人从“石”入手,自然浑成。石存人亡的衬托,突现了苏轼的不幸。当年,苏轼被贬南方,这块心爱的玩石,随其同往,可谓同病相怜;而如今人去石存,大有人不如石之慨。而赞美“石”质的“坚”与“重”,则暗含诗人对苏轼为人立世之本的钦佩。苏轼一生,在政治上从不因一己之利而朝三暮四,始终坚持独立的品行。石随人贬,一个“俱”字,道尽了当时的世态炎凉。更伤感的是,苏轼所欣赏的雪浪石虽“不闻”而“尚存”,雪浪斋还可重新“葺治”,而石和斋的主人苏轼却再也见不到了,充满了物是人非之感。
中间两联承“石尚存”生发。“坚重质”既是写雪浪石,又是苏轼的象征。苏轼一生爱石,在于石具有“震霆凛霜我不迁”的“节概”,也就是诗人所说的“坚重质”,而苏轼一生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正具有这种坚重不迁的高贵品质。颈联隐括苏轼《雪浪石》诗和《雪浪斋铭》入诗,写珍惜和复原友人遗物。“满酌中山酒”,是说诗人也要像当年苏轼那样“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重添丈八盆”,是说要重做“玉井芙蓉丈八盆”以盛装雪浪石。珍重友人遗物正表现了思念友人的深厚之情。
尾联承“人亡”。“不归北”,语意双关,既指苏轼卒于常州,又指苏轼鉴于政治原因,决意“不归北”。苏轼本来“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但行至真州,“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今已决计居常州。”所谓“北方事”是指宋徽宗上台仅一年多,就由调停新旧两党转为再次打击元祐党人。苏轼为“省力避害”,决意留在离京城较远的南方。不料突然卒于常州,失去了同弟弟和老友重见的机会,诗人也只能在遥远的定州为友人招魂而已。
这首诗在写法上别开生面,它睹石思旧,借物写人,以“贬”字领起全篇,以“亡”字,贯穿始终,层层递进,环环入扣,诗中无一“哀”字,而哀情则从隙缝中透露出来。
君主朝堂上会见百官,称之为临朝视事,百官朝见皇帝,向皇帝奏事称之为上朝。上朝对于百官来说,是他们每日的第一件大事。
当长安郊野曙色才分的时候,大明宫里的钟声就响彻长安上空了,钟声告诉散居在各街坊的百官们,朝见皇帝的时候到了。待到百官赶到蓬莱宫,钟声仍然响彻云霄。宫殿的大门虽已开启,又依稀听见宫里 "鸡人"报晓的声音,说明皇帝本人也已起身,要与百官们相会于朝堂上。
百官上朝,唐诗中也有说以"鼓声"为号令的。李贺《官街鼓》诗中说:"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王琦注:"《唐书》:“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其制盖始于马周。旧制:京城内金吾昏晓传呼,以戒行者。周上书令金吾每街隅悬鼓,夜击以止行李,以备窃盗,时人呼曰鼓,公私便焉。”可见置于街坊的鼓,当日暮、凌晨时敲响,主要用于警戒以防盗贼,也兼有报时的作用,以启坊门。原与百官上朝无关,但百官可以据鼓声判断时辰,所以唐诗中写到早朝的诗,多写钟声,也有钟鼓一齐写到的。
"官街鼓"凌晨 "五更二点"敲起,相当于今日的早上五时左右。古代天子讲究 "勤政",所谓谓 "夙兴夜寐",上朝理事,不敢懈怠。上朝的百官们当然更要早起,因为他们散居于长安各街坊,距上朝的宫殿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路程。《明皇杂录》:"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是晓色朦胧中百官上朝的真实写照。
唐时帝王每日都要临朝视事。《唐会要》引《仪制令》:"诸在京文武官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参。"《唐会要》又载:“贞观十三年十月三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奏:'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请三日一临朝。'诏许之。至二十三年 (649年)九月十一日,太尉 (长孙)无忌等奏请视朝,坐日,上(高宗)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拥滞众务,自今以后每日常坐。""每日常坐"即谓之 "常朝",是汉以来留下的遗制,唐代帝王大都是严格遵守的,房玄龄的"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要求太宗改为三日一临朝视事,几乎可以看作是佞言,所以高宗即位之初 (高宗即位于贞观二十三年六月),为表示勤政,即恢复旧制。到高宗永徽二年 (651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诏:"来月一日,太极殿受朝。此后,每五日一度,太极殿视事,朔望朝,即永为常式。""受朝。即受朝贺,是在朔望日(每月初与每月中)皇帝会见在京所有官员规模更大、仪式更隆重的活动;"视事"即"每日常参"、"每日常坐",是皇帝会见五品以上"常参官"的日常事务。高宗即位始两年,即废务荒政,自坏体例,改 "每日常参"为"五日一度"了。至高宗显庆二年 (657年)三月,长孙无忌又奏请 "隔日视事";武则天时,敕 "每十日一朝",受到左台侍御史卢怀慎的批评。自玄宗以后,皇帝的 "每日常坐",虽然也偶有更改,但基本维持"每日常坐"的旧制。兴庆宫里有勤政务本楼,即有以勤于政事、励精图治自勉的意思在内。不过,到玄宗晚年,亦渐废务荒政,所以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批评他在宠杨妃之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常参官之数,大约不下数百近千人,每日凌晨即起,梳洗一毕,即要匆匆赶往皇帝临朝之处,休假和因其他特殊情况"辍朝"时可以例外。早朝是官员们的大事。一方面这是官员们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官员们深感荣耀之事。每日面见君王,与闻或参与处理天下大事,正是一种个人价值所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若早朝不至或迟到,处罚也是很严厉的。唐政府规定:"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文武常参官或有晚入 (即迟到),并全不到及班列失仪,委御史台录名,牒所由,夺一月俸;经三度以上者,弹奏。”
唐诗中写及早朝的诗格外多,本诗即是其中一首。
即事为诗,比较自由随便,不象军国大题目那么庄严。小斋即事.当然要与小斋生活情事相关。这首诗即从小斋常具之物琴,棋上着眼。不过诗并没有去描写琴棋生舌,而是借琴、棋二物以写志抒怀.显得机杼独出,别开生面。
首联单刀直入,直陈本意。但由于所言均出常情之外,便有一种新颖引入的力量。怜,是爱的意思。爱琴,一般说来,自然是因为喜音,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竹里馆》),是把琴弹出声来,意在音,而不在琴,传说陶渊明抚无弦琴,不一定可靠。即使确有其事,当其抚时,也是在意想中听到了琴声.作者则不然,爱琴不是为了听音,而是为其“弦直”。爱棋,一般说来,自然是为了较智消闲,作者又不然,爱棋不是为了对弈娱戏,而是因其“局方”。“局”即棋盘,方形。二句都是在琴、棋上寻其品。言在物“品”,意在人“品”。“直”就是正直,不邪僻;“方”就是有棱角,不圆滑。作者在宋徽宗宜和三年(1121)登进士第后,曾官监察御史,“封驳不避权贵”,他的为官态度正好作“方”、“直”的注脚。
次联二句分承首联,是对首联句意的补说。“未用较得失”承“爱棋”句,因为只爱“局方”,不在对弈,所以没有用它较量胜负输赢;“那能愈宫商”承“怜琴”句,因为只爱“弦直”,不在音声,所以没去愈宫商五音。有了这两句,上两句句意更加显豁,对“为弦直”、“因局方”具有突出和强调的作用,并非赘语。
以“方”、“直”自守,其结果如何呢?便过渡到下两联。
前两联言心之所尚,后两联言行之结局。古谣谚云:“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在南北宋之交腐败现实中,方直自然更无容身之地。所以,年纪愈长,世也愈加疏远。不是诗人有意疏世,而是正直乃为浊世所疏,“拙”是与“巧”相对的。便佞应世,自能圆转自如,所以为“巧”;直道而行,百途不通,所以为“拙”。因此,一拙万事皆妨。二句字字是说己,却无字不是讽世,反语藏锋,颇多余韵。
末联将诗意再推进一步。虽然琴棋二物始终相随,方直之品持守不变,却只落得小斋独处,无关乎国家兴亡了。感慨由一己浮沉提升到了家国兴亡的高度,诗境更高了。方直主人无关国家兴亡,那么什么样人占据着有系国家兴亡之重位呢?联系到徽宗以来,蔡京等“六贼”当路,国事日非的时局,更可体会到这联感慨之深。但表现上又是多么含而不露.这联同时又回扣首联的琴棋,使首尾紧密关合。
全诗主要是以陈述语说理抒慨,这样的诗最不易写好。由于作者抓住琴棋二物生发,便饶有趣味,并赋予琴、棋的品格以鲜明的形象性,构思极巧。吕本中、陈与义曾评沦刘一止的诗说:“语不自人来”,大约也正是感受到了诗人标格甚高,较少俗味吧。
借酒浇愁,大概是中国文人最常见的消愁方式了。一生沉浮于牛李党争旋涡之中的李商隐,常年寄人篱下,满腹忧郁,一直坎坷不遇,自然也与酒结成了好友。这首《夜饮》诗,就抒发了他远在异乡,身患疾病,借酒消愁的苦闷、悲凉心情。
“卜夜容衰鬓,开筵属异方”,诗的头两句就道出了他心中的这种苦闷,为全诗打上了一层哀怨、凄凉的底色。诗的首句用的是《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的典故,陈敬仲为齐国工正(春秋时掌管百工和官营手工业的官),一次,他请桓公饮酒。桓公在酒宴上喝得很痛快,天黑时,桓公命令举火继饮。陈敬仲辞谢说:“臣卜其昼,未卜其夜。”后来便称畅饮无度、昼夜不休的饮酒为“卜昼卜夜”。当然,李商隐这里的“卜夜”并非指夜以继日寻欢作乐的饮酒,而是用此典以扣诗题“夜饮”。对夜饮的原因诗人作了两个解释,一是“容衰鬓”。酒能伤身,催人衰老,尤其在心情不畅之时,更是如此,而自己此时虽然刚过四十,就已两鬓斑白,恐怕只有在夜的玄衣之下,才能掩盖自己未老先衰的情景了。二是“属异方”。身为幕僚,远在梓州,夜晚寂寞苦闷之时,自然更加思念家中的亲人。当初“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的美好想像,早已被现实击得粉碎。此时诗人感受最为强烈的却是“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诗经·君子于役》),在这个最易引起游子感伤的时刻,更促使他举杯消愁。同时,这两句诗还与那些“卜昼卜夜”欢快的饮酒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进一步衬托出此时此地的夜饮不过仅仅是为了解脱“衰鬓”与“属异方”的内心苦闷而已,其中深深地蕴含着诗人不得志而又难以道出的隐忧。
在这种心境状况下饮酒,自然一切都是悲凉的,所以诗人接下去写道:“烛分歌扇泪,雨送酒船香。”这两句在手法上说是承“开筵”说夜饮,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承“容衰鬓”与“属异方”,更深一层地写自己的心情。酒席筵上的歌舞在他人听来、看来是欢快的,有着“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晏几道《鹧鸪天》)的兴奋。但在诗人耳中、眼中,歌声是悲怆的,舞蹈是忧伤的,无心的蜡烛似乎也在垂泪,惟有酒飘散着醉人的芳香。诗的第四句用了《晋书·毕卓传》中的典故:“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典中之酒船,指的是盛酒之船,意思是嗜酒畅饮者以沉浸酒乡为人生第一乐事。“酒船”还指船形的酒盏,如《松窗杂记》说:“一少年持酒船,……上连饮三银船。”这里的“酒船”当即指酒盏,也同时借用了毕卓“拍浮酒船中”之意。不过,诗人却没有毕卓那样看透一切、放浪形骸的胸怀,只是欲象毕卓那样沉浸酒乡之中而忘却现实的一切,忘却胸中的烦恼与苦闷,这就决定了他只能举“酒船”闻酒香、品酒香,而不会象毕卓那样“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他还要走仕途、奔功名。所以,接下去的两句诗,诗人笔锋一转,曲折含蓄地点出他夜饮,他心情苦闷的根本原因。
“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这两句诗直道身世。大中五年(851年),李商隐四十岁时,由徐州幕府归京,又受聘于梓州幕府,至此在蜀地已三个年头。但柳仲郢也并没有格外重用他,三年来,李商隐仍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幕僚而已。这里的“三年客”可以是实指,指在梓州幕中已经三年。同时,“三”在中国的数目字中含有多的意思,也可以指他多年在“江海”为客。可见,这一句诗实际又吐露了他一生大半时间为幕僚的身世。下句点明“江海三年客”的原因,是“乾坤百战场”,意思是说,是天下的战乱才使他多年为客在外。晚唐时期,世事多艰,外族入侵,宦官专政,藩镇割据,战火连年不息,而朝廷之内的党争又愈演愈烈,大唐王朝已明显地露出日薄西山的局面。这句诗是感叹时事,但也在感慨自己的身世。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卷二说此诗“指事中兼含身世之感,非强摹悲壮之钝汉也”,“借时事以兼慨世途也。”这两句将自己的身世之感与国家前途联结在一起,具有杜诗感慨世事的悲壮风格。但与杜诗相比,李商隐的重心似乎更多地落在个人多艰的命运上,故而又缺少杜诗的那种忧国忧民、振奋人心的精神。尽管如此,这两句诗也在全诗忧怨的声调中注入了悲壮的音响,显示了诗人并非仅仅在感慨个人命运的多虞,沉醉于酒乡。有此二句,全诗基调为之一振。
如果说,诗的五、六两句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加以感叹的话,具有悲壮的色彩,那么,最后两句又完全落到了诗人自己身上:“谁能辞酩酊,淹卧剧清漳。”这两句诗的意思当为“淹卧剧清漳,谁能辞酩酊”,之所以如此写,是为了押韵,使句法有所变化。“淹卧剧清漳”是用三国时刘桢之典。刘桢是东平(今属山东)人,他寄居山西时作的《赠五官中郎将》诗说:“佘婴沈痼疾,窜身清漳滨。自夏涉玄冬,弥旷十余旬。”抒发了久病异乡内心的凄凉。此后,人们便以久病异乡称为“卧清漳”。也许这个典故太符合李商隐的身世了,因而他对此典有着特殊的爱好,在诗作中屡屡用及:“可怜漳浦卧,愁绪独如麻”(《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口占寄上》);“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滨卧病竟无憀”(《梓州罢吟寄同舍》);“刘桢元抱病,虞寄数辞官”(《楚泽》);“如何此幽胜,淹卧剧清漳”(《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倘若不曾特别触动他的身世,他是不会在诗中这样三番五次地用同一典故,而且还有完全相同的诗句出现在不同的诗中。同时;这也说明不论是入谁的幕府,诗人的心情也始终都是凄凉、悲伤的,在这首诗里,他不禁又借用此典吟咏身世,可以想见他的心境是何等地悲苦,何等地凄凉,这又怎能不使他要以酩酊大醉来消遣自己的愁怀,来获得暂时的解脱呢!结尾两句,既扣题,又沉郁蕴藉,十字当中包含了无限的辛酸悲痛,无限的身世之慨,命运之叹,耐人回味。
李商隐的诗以喜用典、善用典而著称,曾被后人称为“獭祭”。在这首短短的四联八句诗中就用了三个典故。但这里的用典却并无堆砌的痕迹,而能将典故自然地融化在自己所要表达的情感之中,浑然无迹,恰到好处地写出了他的身世,他的抑郁情怀,增加了这首诗的含量。同时,这首诗句句写饮酒,句句又不离自己的身世之慨,一唱三叹,抑扬转合,“欲回天地”(《安定城楼》)而不能,却不得不侧身显贵之列迎送应酬,强做笑脸的辛酸之泪,深深地浸透在字里行间,读来令人有回肠荡气,凄断欲绝之感,堪称感慨身世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