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是在内容上相互衔接的姊妹篇，两篇赋都是写楚王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爱情故事，但两篇赋的神女形象差别很大。
《高唐赋》中的神女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她自由奔放、大胆追求爱情的举动，所谓“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这是一片赤裸裸的原始激情和欲望的自然流露，是未曾受到任何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束缚的人性的直接张扬。这种随意放任的性关系并非宋玉的凭空想像，而是原始初民爱情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对于原始时代“自由”婚姻的朦胧回忆。就是说，在原始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上，确实存在着无限制的随意婚姻和自由放任的性关系。并且，原始社会结束后，这种状况还有延续。不要说更远，即使是到了一夫一妻制已经建立起来，配偶关系相对稳定的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制社会初期，受传统习俗的影响，性关系还是相当自由和放任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旧时性交关系的相对自由，绝没有随着对偶婚制或者甚至个体婚制的胜利而消失。”至于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如一些重大的节日，性关系更是随意而放任。古罗马的沙特恩节要举行群众性的盛宴和狂欢，同时“盛行性关系的自由”，沙特恩节因而也就成为纵情欢乐的代名词。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郑玄注：“阴讼，争中冓之事以触法者。”从“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甚至有因婚媾而争讼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性关系也是相当自由的。《周礼》所记反映的大约是商周时代的事，是传统习俗的延续和发展，由此不难想像神话产生的原始时代性关系的更大自由和放任。从这个角度来看巫山神女“愿荐枕席”，主动寻求匹偶交欢的举动就很好理解了：既不是反常，也不是“淫惑”，而是她那个时代（即神话时代）的十分正常而普遍的行为。
巫山神女神话特征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她的神奇变化：“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巫山神女没有通过任何中间环节，即直接变为朝云和行雨，是非常神奇的。这种情况根本无法通过经验和理智去解释，而只能通过神话的逻辑——变形法则——去说明。在原始人看来，“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之间绝没有特别的差异。没有什么东西具有一种限定不变的静止状态：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如果神话世界有什么典型特点和突出特征的话，如果它有什么支配它的法则的话，那就是这种变形的法则。”原始初民的想像正是由于轻而易举地越过决定事物性质的界限而显得丰富和大胆。
以上两个方面即追求爱情的方式和神奇变化，充分说明《高唐赋》中的神女是一个具有明显原始神话特征的神话式人物，一个地地道道的女神。
而《神女赋》中的神女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这是一个服饰华美、容貌姣丽、举止端庄、神态娴静的女性。宋玉除了强调她的光彩照人的外貌之外，更强调她的内在的精神和气质，主要突出了两个方面：一是温柔和顺，安闲自得，骨法奇美，适于侍奉君上；一是贞谅清洁，意态高远，以礼自持，凛然难犯。可以看出，以上两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都与原始神话中的女神格格不入，她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高唐赋》的巫山神女和《神女赋》不是一个形象。
关于《高唐赋》的主题思想，有学者认为高唐神女化为云雨是一种艺术想像，由于这种想像表现了男女交欢时那种像云一样飘忽，像雨一样空灵的感受，符合人们接受的心理基础，因而成为一种文学意象并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种艺术想像正是宋玉突发奇想的神来之笔，是宋玉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这些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并不符合实际。
事实上，把男女交欢与云雨联系起来并非宋玉的发明。有学者以中外古代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种联系实乃出于一种古老的宗教观念，是交媾致雨宗教观念的反映。原始宗教认为人与自然是交相感应的，人的主观意念和行为可以影响客观事物的发展，巫术“相似律”原理认为，“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而男女交媾诱发降雨正是这种神秘的交感观念的反映。他们认为，行云降雨是天地阴阳交会的结果，所谓“天地相会，以降甘露”。（《老子》第32章）《周易·系辞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而云雨则是使万物化生的最重要条件。原始初民的祈雨方式有多种多样，而交媾致雨的方式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便成为他们比较常用和普遍的一种方式，有的民族还因此形成了有关的宗教仪式。
有了雨露滋润，草木得以茂盛，五谷得以丰收，因而由交媾致雨又进一步发展为可以促进丰收、富足乃至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闻一多先生在研究《诗经》婚俗诗时曾指出：“初民根据其感应魔术原理，以为行夫妇之事，可以助五谷之蕃育，故嫁娶必于二月农事作始之时行之。”初民相信“如果没有人的两性的真正结合，树木花草的婚姻是不可能生长繁殖的”。弗雷泽在考察了中美洲、非洲、澳洲以及亚洲的原始民族之后得出结论：“他们仍然有意识地采用两性交媾的手段来确保大地丰产”，并相信与传说中的神灵交媾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类似的观点在其他宗教文化学和人类文化学著作中也时有所见。
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是特定宗教民俗背景下的产物，是多次发生过的“现实”，高唐神女与怀王交欢之后化为云雨的故事不过是它的神话反映而已，是宋玉对传统宗教和神话所做的比较忠实的记录。宋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大胆地吸收民间神话，巧妙地运用它为自己的立意构思服务：借助神话所固有的观念内涵和文化意蕴来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这就是说，《高唐赋》正是在这则神话所固有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基础上的再创作。明确了《高唐赋》与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文化观念意蕴之间的关系，实际也就找到了认识作品的思想指向。
《高唐赋》由序和正文构成，实际写了三个内容：一、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所体现的交媾致雨的宗教观念。之所以在作品的开头先讲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就是以它的文化观念意蕴统摄全文。二、云雨之后山河更加宏伟壮丽，万物充满勃勃生机。这部分篇幅最长，是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形象表现。三、鼓励襄王往会神女，希望通过与神女交欢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福祉。这部分是全文的结尾，表明往会神女的目的。这个目的与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是完全一致的。
《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可以概括如下：根据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宋玉在赋文中鼓励襄王往会神女，与神女交欢，希望借此达到政治清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以及个人身心强健、延年益寿的目的。同时，由衷赞美山河大地的宏伟壮丽和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赞美由神女所化的云雨给世界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可以看出，《高唐赋》的立意完全建立在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基础上，是按照古老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展开铺写的，因此，全文都以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为统摄。也正是因为如此，从文中对于山河大地和云雨的由衷赞美，依稀可以看到原始的自然崇拜观念的踪影。这样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使序和正文有机结合起来，从根本上避免了其他各种说法导致的“两回事”的缺欠，并可以从神话故事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渚宫旧事》之三引《襄阳耆旧传》写怀王游高唐梦神女与之交欢，神女临别时说：“妾处之，尚莫可言之。今遇君之灵，幸妾之搴。将抚君苗裔，藩乎江汉之间。”原文可能有脱误，大致意思是：“蒙你不弃我的陋质，爱幸于我，我将保佑你的子孙使他们世世代代藩昌于江水和汉水之间。”神话故事本身就说明与神女交欢即可受到神女的保佑，使人口繁衍，民族兴旺。这对于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很有启发。
这是一首送别诗，诗一开始用连城璧来比赵纵，以美玉比人，把赵纵的风貌、才能具体化了。后两句才由壁及人，说到送赵纵还旧府之事，一语双关，送还旧府的还有壁，只是人显里隐罢了。结句描绘在洒满月光的夜色中，沿着河川送别赵纵的情景，其中饱含着诗人对挚友的深厚情谊，点出送别的时间，且隐约表达了一路平安的祝愿。
首句“赵氏连城璧”，是诗人以国之瑰宝和氏璧比喻赵纵的品貌。次句“由来天下传”，借美玉的名传天下，进一步比喻赵纵的名气。他是名声远播四海之内的。诗人用比兴手法，明写和氏璧价值连城，盛名久传，暗比赵纵才华出众，天下闻名，符合地点，符合姓氏，显得非常贴切自然。诗人借助他人之口表达自己的心意，委婉地称赞朋友，仰慕之情由衷而发。
第三句“送君还旧府”，这本来是平铺直叙，但力托全诗，可举千斤。照应首句寓意深邃，扣住题目中的“送”字，含有“完璧归赵”的意思，让主题立意也就呼之而出，表达了诗人对友人一路顺风，平安到达的祝愿。诗人构思巧妙，立意高远，使人折服。从诗意推测，赵纵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名士，大概因仕途失意，辞归故里。在诗人眼中，他是远离尘嚣，冰清玉洁，“完璧归赵”。“送君还旧府”，这近似白话之句确是一个点睛之句，它使前面的喻句有落脚点，后面的景句有依托，能够充分地表达出主题内容。诗人对友人的同情、抚慰、称颂、仰慕之情，也都淋漓尽致再现出来。末句“明月满前川”，纯粹地描写景物，暗应题目中的“夜”字，以明月隐喻玉璧，璧如月洁，月如璧明，进一步称颂赵纵。同时，一个“满”字，既描绘了月光普照大地的景象，又抒发了诗人的满腹别情。诗句交待送别的时间在明月当空的夜晚，地点在奔流不息的河边。当朋友张帆远离之后，诗人伫立遥望，但见清冷的月光洒满大地，空旷孤寞之意袭人。结束语真实地表达出诗人送别故人后的深切感受：惆怅、虚渺。但他又庆幸朋友“完璧归赵”隐退故里，流露出憎恶官场、甚至逃避现实的情绪。
全诗融叙事、写景于一炉，巧用典故，比兴得体，语言明白晓畅，形象鲜明可感。深入浅出，比喻设譬通俗易懂，写景自然贴切，“猝然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借情写景，意境深邃，别有情致。
此曲描写久旱雨后，天地间充满生机，农民和作者自己都极为喜悦的心情，反映出作者对农民疾苦的关心和同情。全曲紧紧围绕着“喜雨”二字，充分表现了作者的忧民爱民之心、与民同乐之情。语言通俗易懂，朴实无华，一气呵成，浑然天成。
“万象欲焦枯，一雨足沾濡。天地回生意，风云起壮图。”四句概述久旱遇雨的情形。
久旱不雨，遍野的庄稼树木花草都快要枯死了，正在这时候下了一场大雨，万物都得到了滋润。这是老天爷起死回生救护万物生灵的心意，这场好雨使万物复苏遍地的庄稼又生机勃勃，茁壮地生长起来。
这里，开头两句中的“欲”“足”二字用得好。一个欲字，准确地表现了连年不雨的大旱象，写出了满山遍野的庄稼草木都半死不活，快要枯死的样子，这里的“欲枯焦”并不是俱枯焦，已枯焦，而是眼看就要枯焦了，所以大雨之后，才能马上复苏。
一个“足”字，又充分表现了这场大雨下得大，下得好，已经足足地够用了，救活了眼看要被旱死的庄稼，解除了旱象，遍野的庄稼，大雨之后，又昂起头，挺起胸，像憋足了劲一样，猛长起来；并且，也从中透露出作者压抑不住的满怀喜悦之情。
“农夫，舞破蓑衣绿。和余，欢喜的无是处！”四句，写作者与民同乐。
雨还没有停止，农夫们就高兴地披上蓑衣，高歌狂舞起来，欢跳的蓑衣被扯破了，也不去管他，一直在雨中跳个没完，他们太高兴了，这里的一个“破”字，乍一看，实在并不美；不过，仔细琢磨，就会发现用得很推确，很好。因为此时的农夫是在高兴地狂舞，他们只顾高兴，把什么全忘了，所以把蓑衣扯破也不知道，这次关中大旱连续数年，灾情十分严重；甚至“杀子养母”、“饥民相食”，老百姓简直是活不下去了。这场大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突然而降的，这是救命雨，人们高兴地发狂。
这里的一个“破”字，把此时此刻农民们那种高兴到了发狂程度的情形准确地反映了出来，把管雨舞蹈的农民们的狂欢之情活托了出来。这就使人觉得，这里非用个“破”字不可，不能更易。这又与结句紧紧相连；因为农民们为此狂欢，所以作者也“高兴的无是处”。他和灾民们一样高兴，也高兴地不知道怎么好了。
作者在他生命最后的四个月里，为了治旱救灾，住宿公署，家都不回，白天东奔西跑，夜晚忧思难寐，把头发都愁白了。现在天降大雨，庄稼死而复生农民们个个欢欣若狂，作者也非常高兴。所以他“欢喜的无是处”。这表现了作者对农民的深挚感情。他真是急民之急，与民同急，乐民之乐，与民同乐。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这样的封建官僚非常少有。像这样的作品，也是很少见的。
这首曲，使读者感到情真意切，好像是在倾听作者的自述经历。最后两句，“和余，欢喜的无是处”，简直可以看见作者的纯真无邪的赤子之心。
苏轼的词具有多种风格，有的雄奇奔放，由此而创豪放一派；有的婉转多情，并不亚于柳、秦诸家。这首《蝶恋花》就是一首柔情似水的纯爱情词。它毫无掩饰地写出了一个男子的单相思。
上片回忆了恋爱的全过程：初遇——破灭——思念。“记得画屏初会遇”，写出这爱情的开端是美妙的，令人难忘的，与心爱的人在画屏之间的初次会遇，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情缘突然被割断了，这无异于一场美梦的破灭，一切幸福的向往都化为泡影，所以紧接着就说“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这里借高唐之典比喻再也不能与情人相会了。“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进一步写出男主人公的一片痴情。虽然是“高唐梦断”，情丝却还紧紧相连：梁间的双飞燕春来又秋去，美丽的春光几度从窗前悄悄走过，而对她的思念却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半分。其特别标举燕子是双飞，春光是从纱窗前走过，是因为这些物象最惹人相思，意在表明自己这几年是在极度的思念中度过的，是在没有希望的等待中度过的。
下片回过头来集中描述他们之间最甜蜜的一次会遇。“那日绣帘相见处”，点明相会的时间与地点。“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活画出女方的娇羞之态：低眉垂眼，假意要走开，却微笑着用手整理自己的鬓发。一个“佯”字，见出她的忸怩之态，一个“笑”字，传出钟情于他的心底秘密。当人理鬓自也是一种保持最佳容姿以取悦于人的亲昵表示。“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进一步写出女方的内心活动：敛起眉头不说话，不是对他无情，实在出于害羞。一个姑娘家当然不好在人前轻率地倾吐自己的爱情，可愈是如此，愈见其纯真，愈是招人疼爱。全词就以此甜蜜的回忆的结束而结束，活泼而有分寸，细腻而有余味。
作者在这里描写的相思之情是赤裸裸的，热乎乎的，可也是健康的，朴素的，就像爱情本身那么健康，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朴素。女主人公自然是青楼中人物，男主人公是封建社会中的青年士子无疑。他们可以向意中人表示自己的爱情，但无权决定自己的婚姻。他们之间的爱情的中断，决不是女方的变心，更不是男方的负情，而是受着外力的压迫与阻挠。
此词在艺术上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顺叙、倒叙的交叉运用，使结构错落有致。上片先写爱情的“好梦惊回”，下片再写甜蜜的欢会，自然是倒叙。单就上片说，从初会写到破裂，再写到无穷尽的思念，自然又是顺叙。如此交叉安排，使其具有简单的情节，颇有点像现代的抒情性短篇小说的梗概，收到了曲折生情、摇曳生姿的艺术效果。二是运用了反衬手法，即以相见之欢反衬相离之苦。此词下片特意集中笔墨将勾魂摄魄的欢会详加描述，就正是为了反衬男主人公失恋的痛苦。因为只有爱得如此之深，才能思得如此之切；只有享受过如此的欢愉，才能产生如此的痛苦。这比说任何伤心的话更伤心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