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曰：“《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但古人对此多有争议。《国语·楚语》曰：“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道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暬（xiè）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三国吴韦昭注：“昭谓《懿》诗，《大雅·抑》之篇也，懿读曰抑。”是以此诗为卫武公自儆之诗，而非剌诗。宋朱熹《诗集传》也持此观点，云：“卫武公作此诗，使人日诵于其侧以自警。”而清姚际恒《诗经通论》驳《毛诗序》道：“刺王则刺王，自警则自警，未有两事可夹杂为文者。”近人亦多以为此系刺诗而非自儆之诗。其实《毛诗序》之说并无大误，只是措辞有些欠妥，如说成“卫武公藉自警以刺王”，就圆通无碍了。因为自儆与刺王两事看似无关，实则“乃诗人之狡猾手法，恰当赅括在奴隶制社会诗人首创主文谲谏技巧之中”（陈子展《诗经直解》）。
至于所刺的周王是否如《毛诗序》所说是周厉王，宋代以来学者对此考辨已详。宋戴埴《鼠璞》说：“武公之自警在于髦年，去厉王之世几九十载，谓诗为刺厉王，深所未晓。”清阎若璩《潜丘剳记》说：“卫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己丑即位，上距厉王流彘之年已三十载，安有刺厉王之诗？或曰追刺，尤非。虐君见在，始得出词，其人已逝，即当杜口，是也；《序》云刺厉王，非也。”他们都指出《抑》不可能是刺厉王。清魏源《诗古微》进一步分析说：“《抑》，卫武公作于为平王卿士之时，距幽（王）没三十余载，距厉（王）没八十余载。‘尔’、‘女’、‘小子’，皆武公自儆之词，而刺王室在其中矣。‘修尔车马，弓矢戎兵’，冀复镐京之旧，而慨平王不能也。”魏氏认为此诗所刺的周王不是厉王也不是幽王，而是平王，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周平王就是周幽王的儿子宜臼，幽王昏庸残暴，宠爱褒姒，最后被来犯的西戎军队杀死在骊山。幽王死后，宜臼被拥立为王。公元前770年（平王二年），晋文侯、郑武公、卫武公、秦襄公等以武力护送平王到洛邑，东周从此开始。其时周室衰微，诸侯坐大。平王施政不当，《王风·君子于役》、《王风·扬之水》就是刺平王使“君子行役无期度”，“不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申国）”之作。而此诗作者卫武公则是周的元老，经历了厉王、宣王、幽王、平王四朝。厉王流放，宣王中兴，幽王覆灭，他都是目击者，平王在位时，他已八九十岁，看到自己扶持的平王品行败坏，政治黑暗，不禁忧愤不已，写下了这首《抑》诗。
诗的前四章为第一部分。首章先从哲与愚的关系说起。《诗经》的艺术手法，通常说起来主要有赋比兴三种，此处用的是赋法，也就是直陈，但这种直陈却非较常见的叙事而是说理。“靡哲不愚”，看来是古人的格言，千虑一失，聪明人也会有失误，因此聪明人也要谨慎小心。普通人的愚蠢，是他们天生的缺陷；而聪明人的愚蠢，则显得违背常规，令人不解。在卫武公眼中，周平王不是一个傻瓜，但现在却偏生变得这么不明事理，眼看要将周王朝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卫武公是非常希望平王能够做到“抑抑威仪，维德之隅”的，可惜现实令人失望。于是接下去作者便开始从正反两方面来作规劝讽谏。
第二章卫武公很有针对性地指出求贤与立德的重要性。求贤则能安邦治国，“訏谟定命，远犹辰告”二句便是求贤的效用，立德则能内外悦服，“敬慎威仪，维民之则”二句，便是立德的结果。第三章转入痛切的批评，“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虽（惟）湛乐从（纵）”、“弗念厥绍”、“罔敷求先王”，一下子列举了平王的六条罪状，可谓怵目惊心，仿佛是交响乐中由曲调和缓的弦乐一下子进到了音响强烈的铜管乐，痛之深亦见爱之深。第四章“首三句有挽回皇天之意，亦明其为王言之”（陈子展《诗经直解》），再转回正面告诫，要求执政者（从自儆角度说是卫武公，从刺王角度说是周平王）早起晚睡勤于政事，整顿国防随时准备抵御外寇。“用戒戎作，用逷蛮方”两句，对幽王覆灭的隐痛记忆犹新，故将军事部署作为提请平王注意的重大问题。
第五章至第八章，是诗的第二部分，进一步说明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作者特别在对待臣民的礼节态度，出言的谨慎不苟这两点上不惜翻来覆去诉说，这实际上也是第二章求贤、立德两大要务的进一步体现。后来孔子所谓的“仁恕”之心，以及传统格言的“敏于事而慎于言”的道理，已经在此得到了相当充分的阐发，从这一点上说，卫武公可称得上是一个伦理家、哲学家。在具体的修辞上，作者在纯粹的说理句中，不时注意插入形象性的语句，使文气不致过于板滞，可渭深有匠心。如第五章的“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是对比中的形象，第六章的“莫扪朕舌，言不可逝矣”，是动作中的形象，第七章的“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与第八章的“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是比喻中的形象，而“彼童而角，实虹小子”以无角公羊自夸有角的巧喻刺平王之昏聩，尤为神来之笔，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以之与《小雅·宾之初筵》“由醉之言，俾出童羖”句相提并论，说此诗“是无角者而言其有角”，《宾之初筵》是“有角者而欲其无角”，“二者相参，足见诗人寓言之妙”。
第九章至末章是诗的第三部分。在反覆申述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之后，卫武公便恳切地告诫平王应该认真听取自己的箴规，否则就将有亡国之祸。“荏染柔木，言緍之丝”为诗中惟一用兴法的两句，兴又兼比，拿有韧性的木料才能制作好琴，而上等的制琴木料还应配上柔顺的丝弦作比方，说明“温温恭人，维德之基”的道理，可谓语重心长。而作为对比的“其维愚人”、“其维哲人”几句的弦外之音，无非是这样的意思：大王啊，您听我的话就是明主，您不听我的话就是昏君，您可要三思啊！其言潜气内转，柔中带刚。下面第十章“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用两个递进式复句叙述，已是后世扇面对的雏形，极其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功勋卓著的老臣恨铁不成钢的忧愤。而第十一章连用四组叠字词，更增强了这种忧愤的烈度。于是末章作者再一次用“於乎小子”的呼告语气作最后的警告，将全诗的箴刺推向高潮。“取譬不远，昊天不忒”，就如《大雅·荡》的结尾“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一样，是痛心疾首的悲叹。今天的读者面对这样的忧愤之词，仍觉惊心动魄，不知当时周平王读此诗会有什么反应。但不管效果如何，此诗“千古箴铭之祖”（吴闿生《诗义会通》）的地位当是无法动摇的。并且，除了从文学角度说《抑》自有其审美价值外，从语言学角度说，它又是一座成语的矿藏，“夙兴夜寐”、“白圭之玷”、“舌不可扪”、“投桃报李”、“耳提面命”、“谆谆告戒”等成语，都出自此篇。
这首词从上元节临安道上行人稀少，引发了他的亡国之恨，词情凄苦，表现了一个士大夫对故国的忠贞。
上片触景生情，写上元节凄凉景象。南宋都城临安，上元节多繁华热闹，《梦梁录》曾有这样的记载：“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装，竞夸华丽。公子王孙，王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尤未已。”这样的通宵欢乐，词人是记忆犹新的，就引起了与当今的对比。如今的上元节风雪交加，遮天盖地，故都内外，一片苍凉。词人起笔，就以故都烧灯节极度的繁华欢乐与现实中的风雪酷寒、无限凄凉进行强烈的对比，烘托出严酷冷寂的气氛。“风和雪，江山如旧，朝京人绝。”这里的“风和雪”，不单是自然景象的实写，更成了元蒙统治下那种严酷气氛的象征。正因如此，“风和雪”的再次复述，既是适应词牌格式的需要，更是词人着意的强调。有了这着意的强调，作者一腔亡国之痛就顺势而出了。“江山如旧”的“如”字，已蕴含着“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世说新语》）的深哀大痛；“朝京人绝”的“绝”字，又秦寓着故都易主、人心绝望的深仇大恨。字里行间，充满了悲苦凄怆的情调。
上片写景，景以引情，描写元宵之夜故部路上风雪交加行人断绝的凄凉景象；下片抒情，景以衬情，抒发物是人非、怀念故国的悲苦心情。
“百年”二句，承上生发，直抒胸臆，感慨系之。人生百年，本已十分短暂，偏又经受了国破家亡、生离死别的深哀大痛；尽管人们都不再去故都观灯欢度佳节了，自己却还要跟知己好友面对故国的明月“感旧”“秦情”。使词人锥心泣血的“兴亡别”，不仅指“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永遇乐》）的一去不返，更指南宋覆亡之后“无花只落空悲”（《汉宫春》）的眼前处境。江山剧变，明月如故，只能对月凭吊，秦怀故国了。一个“犹”字，既表达了永念故国的执着深情，也流露出莫可奈何的悲凉心境。词意发展到此，可谓沉痛至极。词人面对着“当时月”，故国情景，纷拥而来，眼前处境，却无比悲凉。这里的“当时月”，当然也不仅是适应词牌格式的需要，更是词人着意的强调，突出了他对故国的耿耿丹心和对元蒙统治的强烈厌恶。词人对月凭吊，秦情故国，“当时月”又在默默地照人如烛之泪，照人如梅之发。这两句对仗工整，情景交融，把“当时月”之善解人意和词人之悲凄坚贞交织起来了，意境苍凉，余味绵绵。
全词辞情哀苦，音调悲怆，表达了深沉的兴亡之感，体现了宋亡后遗民作家的惨痛心情，是《须溪词》中的名篇。
燕子是古诗词中常用的意象，诗如杜甫，词如晏殊等，然古典诗词中全篇咏燕的妙词，则要首推史达祖的这首《双双燕》了。
这首词对燕子的描写是极为精彩的。通篇不出“燕”字，而句句写燕，极妍尽态，神形毕肖。而又不觉繁复。“过春社了”，“春社”在春分前后，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相传燕子这时候由南方北归，词人只点明节候，让读者自然联想到燕子归来了。此处妙在暗示，有未雨绸缪的朦胧，既节省了文字，又使诗意含蓄蕴藉，调动读者的想象力。“度帘幕中间”，进一步暗示燕子的回归。“去年尘冷”暗示出是旧燕重归及新变化。在大自然一派美好春光里，北归的燕子飞入旧家帘幕，红楼华屋、雕梁藻井依旧，所不同的，空屋无人，满目尘封，不免使燕子感到有些冷落凄情。
“差池欲住”四句，写双燕欲住而又犹豫的情景。由于燕子离开旧巢有些日子了，“去年尘冷”，好像有些变化，所以要先在帘幕之间“穿”来“度”去，仔细看一看似曾相识的环境。燕子毕竟恋旧巢，于是“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尘”。因“欲住”而“试入”，犹豫未决，所以还把“雕梁藻井”仔细相视一番，又“软语商量不定”。小小情事，写得细腻而曲折，像一对小两口居家度日，颇有情趣。沈际飞评这几句词说：“‘欲’字、‘试’字、‘还’字、‘又’字入妙。”（《草堂诗馀正集》）妙就妙在这四个虚字一层又一层地把双燕的心理感情变化栩栩如生地传达出来。
“软语商量不定”，形容燕语呢喃，传神入妙。“商量不定”，写出了双燕你一句、我一句，亲昵商量的情状。“软语”，其声音之轻细柔和、温情脉脉形象生动，把双燕描绘得就像一对充满柔情密意的情侣。人们常用燕子双栖，比喻夫妻，这种描写是很切合燕侣的特点的。恐正是从诗词的妙写中得到的启发吧！果然，“商量”的结果，这对燕侣决定在这里定居下来了。于是，它们“飘然快拂花销，翠尾分开红影”，在美好的春光中开始了繁忙紧张快活的新生活。
“芳径，芹泥雨润”，紫燕常用芹泥来筑巢，正因为这里风调雨顺，芹泥也特别润湿，真是安家立业的好地方啊，燕子得其所哉，双双从天空中直冲下来，贴近地面飞着，你追我赶，好像比赛着谁飞得更轻盈漂亮。广阔丰饶的北方又远不止芹泥好，这里花啊柳啊，样样都好，风景是观赏不完的。燕子陶醉了，到处飞游观光，一直玩到天黑了才飞回来。
“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春光多美，而它们的生活又多么快乐、自由、美满。傍晚归来，双栖双息，其乐无穷。可是，这一高兴啊，“便忘了、天涯芳信”。在双燕回归前，一位天涯游子曾托它俩给家人捎一封书信回来，它们全给忘记了！这天外飞来的一笔，出人意料。随着这一转折，便出现了红楼思妇倚栏眺望的画面：“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栏独凭”。由于双燕的玩忽害得受书人愁损盼望。
这结尾两句，似乎离开了通篇所咏的燕子，转而去写红楼思妇了。看似离题，其实不然，这正是词人匠心独到之处。试想词人为什么花了那么多的笔墨，描写燕子徘徊旧巢，欲住还休？对燕子来说，是有感于“去年尘冷”的新变化，实际上这是暗示人去境清，深闺寂寥的人事变化，只是一直没有道破。到了最后，将意思推开一层，融入闺情更有馀韵。
原来词人描写这双双燕，是意在言先地放在红楼清冷、思妇伤春的环境中来写的，他是用双双燕子形影不离的美满生活，暗暗与思妇“画栏独凭”的寂寞生活相对照；接着他又极写双双燕子尽情游赏大自然的美好风光，暗暗与思妇“愁损翠黛双蛾”的命运相对照。显然，作者对燕子那种自由、愉快、美满的生活的描写，是隐含着某种人生的感慨与寄托的。这种写法，打破宋词题材结构以写人为主体的常规，而以写燕为主，写人为宾；写红楼思妇的愁苦，只是为了反衬双燕的美满生活，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读者自会从燕的幸福想到人的悲剧，不过作者有意留给读者自己去体会罢了。这种写法，因多一层曲折而饶有韵味，因而能更含蓄更深沉地反映人生，煞是别出心裁。但写燕子与人的对照互喻又粘连相接，不即不离，确是咏燕词的绝境。
作为一首咏物词，《双双燕》获得了前人最高的评价。王士祯说：“咏物至此，人巧极天工错矣！”（《花草蒙拾》）这首词成功地刻画了燕子双栖双宿恩爱羡人的优美形象，把燕子拟人化的同时，描写它们的动态与神情，又处处力求符合燕子的特征，达到了形神俱似的地步，真的把燕子写活了。例如同是写燕子飞翔，就有几种不同姿态。“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是写燕子在飞行中捕捉昆虫、从花木枝头一掠而过的情状。“飘然”，既写出燕子的轻，但又不是在空中漫无目的地悠然飞翔，而是在捕食，所以又说“快拂花销”。正因为燕子飞行轻捷，体形又小，飞起来那翠尾像一把张开的剪刀掠过“花梢”，就好似“分开红影”了。“爱贴地争飞”，是燕子又一种特有的飞翔姿态，天阴欲雨时，燕子飞得很低。由此可见词人对燕子观察异常细腻，用词非常精刻。词中写燕子衔泥筑巢的习性，写软语呢喃的声音，也无一不肖。“帘幕”、“雕梁藻井”、“芳径”、“芹泥雨润”等等，也都是诗词中常见的描写燕子的常典。“差池欲住”，“差池”二字本出《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芹泥雨润”，“芹泥”出杜甫《徐步》诗：“芹泥随燕嘴”。“便忘了天涯芳信”则是化用南朝梁代江淹《杂体诗·拟李都尉从军》“而我在万里，结发不相见；袖中有短愿寄双飞燕”诗意，反从双燕忘了寄书一面来写。
这首词刻划双燕，有环奇警迈之长，不愧为咏物词之上品。至于求更深的托喻，则是没有的，有的论者认为，“红楼归晚”四句，有弦外之音隐喻韩侂胄之事，虽可备一说，但总不免穿凿太深，反而损害了这首词深广细致的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