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代言体的诗，要“言”的是“春怨”。诗中无一“春”字，但从写景可见；至于“怨”字，则只能从字里行间细加品味，仔细琢磨了。本诗截写了思妇在一个早晨里的所闻所见所思。写出了她在暮春时节对久戍西疆的丈夫的离惜别绪。言辞虽无怨字，“怨意”却无形中流露了出来。
一二句中“朝日”，犹日日，时俗口语；春暮莺稀，故谓“残莺”。“朝日”、“残莺”不仅点出暮春之晨的季节，时间，也使人们的想象自然从今晨的镜头回溯昨夜以至整个春天。阳光八室，晓莺啼愁，又一个恼人的春夜度过了。“残”字流露出她的迟暮之忧， “伴”字更传达出她的孤凄之感。
时至暮春，独守空闺，自然怨忧满怀，偏偏几只残莺似乎也察知闺中思妇的孤寂，天天来陪伴着她叫个不停，更令人愁肠百结。愁之无奈，只好拉开窗帘，目之所见，芳草萋萋，碧色天涯。这无边的春色，既能勾起往日“草色青青送马蹄”的回忆，也可以引起草绿有期，征人难待的悲恨。眼前所见，心中所思，景、事相连，更惹动无限伤怀。她只得再次将视线移开。
三四句别具匠心。“时有东风入”为“千条尽向西”之因，在东风的吹拂下，杨柳千条向西摇摆，既写出了眼前景又传递出心中情。因为唐时征戍多在西陲，征人所在，妾之所向，“杨柳千条尽向西”，正形象概括了那离魂倩女，玉立亭亭，忧思万缕，终日西望的情景。如此终篇，收到了情深意挚，含而不露，扣人心弦，余味不尽的艺术效果。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暮春时节，独守空闺，每天都有几只残莺陪伴着叫个不停；卷起珠帘，目之所见草木繁茂，春色无边。
庭院里时时有东风吹入，千万条杨柳随风全都向西飘摆。
注释
残莺：春暮时之莺。春暮则莺稀，故称残莺。
萋萋：形容草生长得茂盛。暗用《楚辞·招隐士》春草、王孙意。意诣征人未归。
尽向西：唐时征战多在西陲。
这是一首代言体的诗，要“言”的是“春怨”。诗中无一“春”字，但从写景可见；至于“怨”字，则只能从字里行间细加品味，仔细琢磨了。本诗截写了思妇在一个早晨里的所闻所见所思。写出了她在暮春时节对久戍西疆的丈夫的离惜别绪。言辞虽无怨字，“怨意”却无形中流露了出来。
一二句中“朝日”，犹日日，时俗口语；春暮莺稀，故谓“残莺”。“朝日”、“残莺”不仅点出暮春之晨的季节，时间，也使人们的想象自然从今晨的镜头回溯昨夜以至整个春天。阳光八室，晓莺啼愁，又一个恼人的春夜度过了。“残”字流露出她的迟暮之忧， “伴”字更传达出她的孤凄之感。
时至暮春，独守空闺，自然怨忧满怀，偏偏几只残莺似乎也察知闺中思妇的孤寂，天天来陪伴着她叫个不停，更令人愁肠百结。愁之无奈，只好拉开窗帘，目之所见，芳草萋萋，碧色天涯。这无边的春色，既能勾起往日“草色青青送马蹄”的回忆，也可以引起草绿有期，征人难待的悲恨。眼前所见，心中所思，景、事相连，更惹动无限伤怀。她只得再次将视线移开。
三四句别具匠心。“时有东风入”为“千条尽向西”之因，在东风的吹拂下，杨柳千条向西摇摆，既写出了眼前景又传递出心中情。因为唐时征戍多在西陲，征人所在，妾之所向，“杨柳千条尽向西”，正形象概括了那离魂倩女，玉立亭亭，忧思万缕，终日西望的情景。如此终篇，收到了情深意挚，含而不露，扣人心弦，余味不尽的艺术效果。
此诗是作者隐居时所作，具体创作时间不详。由于隐士生活单调，取材范围狭窄，女性题材给了他探索另一个心灵世界，在故事化的虚构中施展才华的机会，所以他写下这首诗来表达久处深阁的妇女对丈夫的思念。
自古诗人以梅花入诗者不乏佳篇，有人咏梅的风姿，有人颂梅的神韵；这首咏梅诗，则侧重写一个“早”字。
首句既形容了寒梅的洁白如玉，又照应了“寒”字。写出了早梅凌寒独开的丰姿。第二句写这一树梅花远离人来车往的村路，临近溪水桥边。一个“迥”字，一个“傍”字，写出了“一树寒梅”独开的环境。这一句承上启下，是全诗发展必要的过渡，“溪桥”二字引出下句。第三句，说一树寒梅早发的原因是由于“近水”；第四句回应首句，是诗人把寒梅疑做是经冬而未消的白雪。一个“不知”加上一个“疑是”，写出诗人远望似雪非雪的迷离恍惚之境。最后定睛望去，才发现原来这是一树近水先发的寒梅，诗人的疑惑排除了，早梅之“早”也点出了。
梅与雪常常在诗人笔下结成不解之缘，如许浑《早梅》诗云：“素艳雪凝树”，这是形容梅花似雪，而张谓的诗句则是疑梅为雪，着意点是不同的。对寒梅花发，形色的似玉如雪，不少诗人也都产生过类似的疑真的错觉。宋代王安石有诗云：“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也是先疑为雪，只因暗香袭来，才知是梅而非雪，和此篇意境可谓异曲同工。而张谓此诗，从似玉非雪、近水先发的梅花着笔，写出了早梅的形神，同时也写出了诗人探索寻觅的认识过程。并且透过表面，写出了诗人与寒梅在精神上的契合。读者透过转折交错、首尾照应的笔法，自可领略到诗中悠然的韵味和不尽的意蕴。
《苏秦以连横说秦》颇能代表《战国策》的风格，与《左传》文风迥异。《左传》凝练，言简意赅；《国策》舒放，铺陈夸张。《左传》深沉含蓄，耐人寻味；《国策》则驰辩骋说，富于气势。此外，本文在语言方面还大量使用排偶句，渲染气氛，使文气贯通，气势奔放，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充分显示了纵横家的风格。
善于选取典型生动的故事情节来刻画人物形象，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它并没有全面地叙写苏秦的一生，而是选取赴秦受挫、发愤读书、游说赵王、位极人臣以及家人前倨后卑几个典型情节，构成大悲大喜、冷热悬殊的曲折故事，描绘这位著名纵横家的独特经历与个性。
在谋篇构思上，通过对比手法的运用来描写人物，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其一，说秦说赵的鲜明对比：游说秦王，驰辩骋说，引古论今，高谈阔论，颇显辩士的口若悬河之才，结果却是“书十上，而说不行”。游说赵王，则隐其辞锋，简言“抵掌而谈”，正面浓墨重彩地描写他受封拜相后的尊宠。其二，说秦失败与说赵成功的对比之外，是家人态度的前后对比：说秦不成，家人冷落至极；在赵尊宠，家人礼遇有加。其三，苏秦自身的形象与心态的对比：说秦失败后的穷困潦倒的形象与失意羞愧的心境，说赵成功后,以卿相之尊，“炫煌于道”的威仪与得意忘形的心态，栩栩如生。“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一语道出纵横家们人生追求的肺腑之言。昨天还是“穷巷掘门、桑户栳枢”的穷光蛋，一夜之间暴富暴贵。
本文记载了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苏秦发迹的经过。他最初主张连横，想帮助秦国攻打六国，秦惠王不用他，他就转而主张合纵，造成六国联合、共同抗秦的局面。全文叙事层次清晰，可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了苏秦游说秦王失败。苏秦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做过认真的研究，也知道秦王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因而投其所好，强调用战争统一天下。然而，由于秦国内部的矛盾，秦王认为条件不成熟，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第二部分写苏秦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经过。苏秦游说秦国失败以后，穷困潦倒，狼狈不堪，饱尝炎凉世态，这反而强化了他追求功名富贵的决心。他刻苦读书，引锥刺股，终于得到谋略，使合纵成功，以致秦国十多年不敢出兵。
文中使用对比手法来描写人物，十分形象、鲜明、生动。作者通过苏秦的几段说辞，读书时的自白，以及先颓废后得意的情态细节描写，从正面塑造了一个坚韧不拔、刻苦好学、有胆有识、能言善辩的策士形象。但字里行间又流露了更隽永的意味。比如，文末作者高度赞扬了苏秦的合纵使人民免于战争的流血灾难，这和文章第一部分中苏秦在游说秦王时反复阐述用战争统一天下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说明了苏秦的初衷只不过是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再如，游说秦王失败后，累计“说秦王书十上”，旷日持久，直拖到裘弊金尽，无可奈何，才“去秦而归”；心犹未死，而后回去下苦功，“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前后文的不同表现也足以反映其利欲熏心、投机取巧的政客本性。对比的手法不但用于塑造人物，还用于反映当时的庸俗世态。苏秦失意归家，妻目中无夫，不下织布机，嫂目中无叔，不为炊，父母目中无子，不与言；而苏秦得志归家，这些至亲之人全然另一副嘴脸，父母隆重远迎，妻子不敢仰视正听，嫂子则匍匐拜谢。这里通过对比，十分生动地刻画出了世态炎凉。作者还善于运用夸张铺陈手法和排比错综句式来体现纵横家谈笑风生、纵论横议的风格。如开篇部分，为了迎合秦王，分别从东西南北分叙秦的农桑猎牧、山岭关塞，又合写田肥民富、车多卒众，使文章气势奔放，辞意飞扬。再如批评“今之嗣主”，连续以六个三字排比句直逼惠王，有不可挡之势。
作者与孟浩然是老朋友了，如今老朋友永远离去了，因此诗一开头就说“故人不可见”。这是直抒胸臆，直抒对故人长逝的哀悼之意。对于老朋友的去世，作者无限悲痛，站在汉水边上，望着滔滔江水东流不胜悲伤。这第二句“汉水日东流”是借景抒情，借汉水日夜奔流不息抒发老朋友一去不复返，也是比喻自己的哀痛与思念之情就像东流之水绵绵不绝。“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两句，兼具直抒胸臆和借景抒情两种手法。上句可看作即景之语，下句景中含情，江山，景象广阔，著一“空”字，显示出物是人非人去楼空的无限感慨和遗憾，借此表达了作者对老朋友的无限思念。直抒胸臆和借景抒情手法并用，使诗篇直中有曲，语短情深。故人长逝，悼惜深情与凄怆涕泪，随诗行奔迸而出。朋友已矣，如江水东流，唯能追寻遗踪以寄哀思。
王孟为知交，王维是深知孟浩然的情意的。孟浩然在《与诸子登岘山》中有“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之句，正是王维这首诗所寄托的感慨。
王维这首诗并无华辞丽藻，其动人心魄处全在于情深。诚如明末清初黄宗羲所言：“情者，可以贯金石，动鬼神。”
首联“潭州官舍暮楼空，今古无端入望中”，“空”字传神，诗人身居潭州官舍，暮色中独登空楼，远眺之中，古今多少事一起涌上心头。“今古无端入望中”，已暗示明为吊古，实为伤今。陆昆曾谓“言之所及在古，心之所伤在今，故曰今古无端”，颇能道出诗人用意及构思特点。
颔联“湘泪浅深滋竹色，楚歌重叠怨兰丛”，浅深与重迭，为反义连用词与同义连用词相对，竹色与兰丛，草木名相对。望“竹色”而怀“湘泪”，借二妃事而哭武宗；见“兰丛”而怀“楚歌”，借屈原事而刺宣宗、白敏中。所谓“怨兰丛”，就是怨排斥异己，贬逐会昌有功旧臣的白敏中、令狐绚辈。
颈联“陶公战舰空滩雨，贾傅承尘破庙风”，上句借陶侃暗寓会昌有功之将帅之遭冷遇，下句则以贾谊长沙事暗寓会昌有功文臣之遭贬斥。李德裕的功高陶侃，规划同于贾谊，却被罢斥，引起诗人无限感慨。
尾联“目断故园人不至，松醪一醉与谁同”联与首联照应，进一步表现自己的孤寂的情怀，慨叹世无知音，无人了解自己的心意，抒发自己身世凄凉的怨愤。
这首诗用典使文辞妍丽，声调和谐，对仗工整，结构谨严，而增加外形之美，与丰富之内涵。如陶公句，借当年陶侃之战功显赫，以暗讽当今之摒弃贤能。贾傅句，借贾谊祠中之蛛网尘封，风雨侵凌景象，而寓人才埋没之感，又切合潭州之地，典中情景，与诗人当时之情景，融成一体。
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