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岁》，十六句，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六句：“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况欲鳞其尾，虽勤知奈何。”这里用生动的比喻说明守岁无益，从反面入题，跟前两首有所不同。这个比喻不但形象生动，而见辰龙巳蛇，以蛇比岁，不是泛泛设喻。这六句的前四句写岁已将近，后二句写虽欲尽力挽回，但徒劳无益。“鳞其尾”字面虽然用《晋书·贾后传》“鳞狗当鳞颈，今反鳞其尾”的话，但在行文中完全以“赴壑蛇”为喻：到了除夕，已经是末梢了，倒拔蛇已不大可能，何况只抓蛇尾巴梢，哪里能鳞得住呢？以这样六句开头，好像说这个风俗无道理。要写守岁，先写守不住，不必守，这是欲擒故纵，使文字多波澜的手法。
中间六句是第二个层次：“儿童强不睡，相守夜谌哗。晨鸡且勿唱，更鼓畏添挝。坐久灯烬落，起看北斗斜。”这个层次写守岁的情景。一个“强”字写出儿童过除夕的特点：明明想打磕睡，却还要勉强欢闹。这两句仍然是作者回味故乡的风俗，而不是他在凤翔时的情景。这一年苏轼才二十六岁（虚龄二十七岁），膝下只有一子苏迈，虚龄五岁，不可能有这两句所写的场景。“晨鸡”二句将守岁时的心理状态写得细腻入微，“坐久”两句将守岁时的情景写得很逼真。这两句主要是针对大人守岁所说的。纪昀很欣赏这十个字，说是“真景”。实际上这是人人守岁都有过的感受，他能不费力地写出来，增添不少亲切感。
最后四句是第三个层次：“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这个层次与开头第一个层次的欲擒故纵相对照，表明守岁有理，应该爱惜将逝的时光。正面交代应该守岁到除夕尽头。结尾两句化用白居易“犹有夸张少年处”，意在勉励苏辙。苏辙在京师侍奉父亲，苏轼希望两地守岁，共惜年华。这个结句含有积极奋发的意味，是点睛之笔，使全诗精神陡然振起。
苏轼的《守岁》，诗意明白易懂，旨在勉励自己惜时如金。作者用形象的蛇蜕皮喻时间不可留，暗示要自始至终抓紧时间做事，免得时间过半，虽勤也难补于事。努力应从今日始，不要让志向抱负付诸东流。
开头两句写景点题，写出山城深秋之夜的环境。第一句点明季节、景物，第二句写出时间、人物。秋天夜空晴朗，因而更使人感到景物的凄清，气氛的幽静。夜色渐浓，露水在渐渐凝结、垂落，楼下的江水，在静静地不断流淌。周围的山峰，像巨人一样屹立。夜风轻拂，一切都是那样柔和、安详。然而这寂静幽美的境界，却触拨了游子的心弦，引动了他的万千愁绪。
三、四两句进一步描写夜景：远处长江水面上，零星地闪烁着几点灯火，那是夜泊的客船和渔舟，新月高悬，万籁俱寂，这时从城中传来一阵阵捣衣的砧杵之声，回荡在夜空之中。两句写景和上联结合，增加了画面的优美。在这幅画面中，高天是深蓝的，疏灯是飘忽的，月光是柔和的，空山是黝黑的。秋夜、碧空、新月、露珠、江水、渔火、山峰，相互辉映，在这优美的画面之外，又传来断断续续的捣衣声，这岂能不触动诗人异乡作客的无限愁肠呢？
五、六两句由写景转到抒情。“南菊再逢”，是指诗人从成都东下至今已近两年。杜甫是永泰元年（765）四月从成都携家东下的，但秋天到达云安之后，因肺病、风痹等病复发，只得留下养病，次年夏初才抵达夔州。秋天，又从山腰客堂迁居西阁，因此说“南菊再逢”。此时诗人除了肺病和风湿痹症以外，还患有糖尿病，所以说“人卧病”。“南菊再逢人卧病”，刻划出了诗人流落他乡病卧山城无限悲凄的处境和心情。因为时局动乱，战争不断，诗人已经很久没有接到故乡亲人的来信了。夔州在长安和洛阳的南面，所以称故乡的来信为“北书”。“北书不至”，自然是有具体原因的，这里却说是“雁无情”，就取得了意在言外、言而无尽的艺术效果。
最后两句由个人的身世遭遇写到对故乡的思念。上句写自己走到室外，倚杖步檐，仰看星斗。下句写由银河想到长安，表明思念故乡的心情。“步檐”与西阁照应，“倚杖”与“人卧病”照应。由“牛斗”而到“银汉”，由“银汉”而到“凤城”，一层一层地表现出了诗人由仰望星斗到眺望故国的过程。诗人对故国长安的无限思念就蕴含在这伫立步檐倚杖远眺的老人形象之中。
仇兆鳌曾经指出，这首诗在内容上和《秋兴八首》相似，可以说是八首诗的一个总括。但这首诗和《秋兴八首》在艺术上又各具特色。《秋兴八首》写景壮丽，气魄雄伟，表达诗人对人生执着的追求和对祖国命运强烈的关心，风格更为抚郁悲壮，倾吐的爱国热忱更为深沉浩瀚。这首诗虽然写景如画而表达诗人对故乡的思念，体现了杜诗精警凝练、清丽含蓄的风格。把这首诗与《秋兴八首》加以比较，可进一步了解杜诗同中见异的创作风格，汲取丰富的艺术营养。
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侬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主要描写边疆安宁时战士们的生活情景。
前二句，“气亦粗”写出战士们征战极为辛苦劳累，又可见战士们因战胜敌人而士气高昂，欢欣鼓舞，还可见战士们为来之不易的安宁而高兴的同时，也有稍加休憩的愿望。如此复杂的思想感情，诗人准确地抓住了人马都大口呼吸的典型细节，并纤毫毕现地表现出来。想必当时诗人和战士们一样，也是“气亦粗”，于是抑制不住内心那份创作冲动，感而为义，发而为诗。
后二句，“净”字极言边塞十分安宁，也饱含着胜利的喜悦，还饱含着对艰苦征战的回味咀嚼。“孤”字既写出了天山突兀而出的奇景，更是诗人面对边疆安宁、寂寞的景象时放达心境的体现。“虏尘净”、“天山孤”两相对照，生动地反映了以前胡人驰骋天山，曾经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如今天山依旧，胡人已遁迹远去这一变化过程。
全诗读来，如闻战阵的战鼓之声，短促有力，铿锵动人，掷地有声，毫不拖泥带水，于极短的篇幅中，有叙事、有写景，形象地刻画出边塞平静时的生活情景，表现了诗人奋战边塞的万丈豪情和卓越的艺术水平。
这首小词通过对塞外古战场的描写，抒发了对历代兴亡和历史变迁的感慨。
词的上片写景，描写塞外古战场的荒凉景象。“今古河山无定据”，首句以议论开篇，简朴的文字有一种历史纵深感，而且形成一种笼罩全篇的氛围。“今古”二字，包括古往今来。面对大好河山，多少风云人物，你争我夺，或长期或短暂地占据它，但谁也没有永久地据有这些地方。“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二句白描，描绘出一幅塞外和平图景，画角声声，矫健的牧马频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二句仍用描写，放眼望去，整个塞北，平沙万里，荒漠凄凉，连个说话的人也很难找到。西风飒飒，只有那几株枫树，又一次被吹红了叶子。使人联想起为争夺这块土地鏖战厮杀时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惨象。这些红叶，又一次把人带进了对历史的回忆，加深了作品的纵深的历史感。
词的下片抒情，写自己出塞的感触。“从前幽怨应无数”。首句议论，直接承上阕对古战场描写而来。面对古战场的凄凉景色，郁结在心头的愁恨无法计算。正如唐·李颀《古从军行》所说：“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接下二句叙事：“金戈铁马，青冢黄昏路。”“金戈铁马”，代表战争。“青冢黄昏路”，用汉王昭君和亲故事，代表和亲。二句概括了战、和两种办法。说明自古以来，为了争夺江山，时战时和，或二者并用，这就是历史。“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末二句以景结情，抒发了作者的感触：回顾历史，面对这塞外古战场，诗人对自己的祖国一往情深。这深情犹如夕阳余辉照射下，深山之中的绵绵秋雨。词意深沉含蓄，有弦外之音。
汉元帝时，昭君奉旨出塞和番，在她的沟通和调和下，匈奴和汉朝和睦相处了六十年。她死后就葬在胡地，因其墓依大青山，傍黄河水，所以昭君墓又被称为“青冢”，杜甫有诗“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纳兰由青冢想到王昭君，问她说：“曾经的一往情深能有多深，是否深似这山中的夕阳与深秋的苦雨呢。”作为康熙帝的贴身侍卫，作者经常要随圣驾出巡，所以他的心中也充满了报国之心，但他显然不想通过“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方式来成就自己的理想抱负，所以在尾句中作者又恢复了多情的本色，他以景语结束，将自己的无限深情都融人到无言的景物之中，在这其中，既包含了豪放，又充满了柔情，甚至我们还会体味到些许的凄凉与无奈。
这首词通过诗人“出塞”所见，描绘了眼前荒凉的和平景象，回顾历史，总结出战争与和平两种情况，是对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的规律性概括。因此毛泽东批注：“看出兴亡”，肯定了这首词的思想意义。
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中曾说过：“长短调并工者，难矣哉。国朝其惟竹坨、迦陵、容若乎。竹坨以学胜，迦陵以才胜，容若以情胜。”而读完作者这首词风苍凉慷慨的词作，可以得知谢氏此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