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事冥难测，闲心远作愁。
乱山高下碧，烟霭淡浮浮。
未事冥难测，闲心远作愁。
乱山高下碧，烟霭淡浮浮。
这首诗是咏物之作，但又有自寓自喻的况味。诗人赞美小白鹭具有纯洁自守、与众不同的高格调，祝愿着它有远大美好的前程。
“白鹭儿，最高格。”开头两句，就带有人类的道德评价色彩，作者套用到他所描写的动物身上去了，这就决定了这首诗所歌咏的实际对象，决不是现实世界中的无知的鸟，而是意象世界中的具有高尚情操的人。“毛衣新成雪不敌”，小白鹭的品格体现在羽毛的纯洁胜雪，而且不似众禽的喧呼叫噪，好于张扬自炫，而是宁静自守，修身养性，洁身自好。“孤眠芋芊草，久立潺潺石”两句，形象而具体地刻画出白鹭儿的居处环境和神态。它所居之处绿草丰美，芳馨清丽；所立之石乃在潺潺溪水之中，真可谓“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孤眠”、“久立”两句不仅写出白鹭儿的身姿神态，而且象征着不随声附和、不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独立不移的品格。“前山正无云，飞去入遥碧。”在“孤眠”、“久立”之后，前方没有阻挡，白鹭振翅飞向遥空，“云”在这里已经不是单纯的云彩了，在作者眼里“云”象征着革新的阻力，而“无云”两字寄托着作者的理想，希望在贬谪之后，前方能云雾消散，一片清明，给自己一片施展才华，实现理想的空间。“正无云”而“飞去”更象征着高远的理想，果敢的行动。一个具有高尚品格的人透过白鹭儿的外表清晰地呈现在人们前，诗人所描写的白鹭儿的形象与品格，也正是自己的人格操守的形象体现。从这一角度而言，此诗也具有拟人的表现手法。
白鹭儿的纯白无瑕，象征高尚品格，作者用它来比拟革新志士，比较准确、贴切。雪白的羽毛，象征他们的清白无垢；在众禽的喧哗中保持岑寂，象征他们在宦官嚣张跋扈时不随声附和；孤眠在草泽之间，久立在泉石之上，象征他们虽然被贬谪在荒僻远郡，但坚贞不屈，特然独立，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最后振翼高飞，直入碧霄，更象征他们远大的理想，希望能继续进行革新事业的雄心壮志。对白鹭形象的描写，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使读者从这只纯白的珍禽身上，看到了革新志士的最高尚的情操。
这首诗在《刘梦得文集》中入“乐府”类，是作者学习民歌结出的硕果之一。语言明白如话而流走生动，三、七、五字句相递出现，使句法显得富于变化而不呆板。全诗用入声韵，音长短促，产生直截明快的效果，与内容十分协调。
此词前四句写景，以景寄情；后两句以直接抒情的方式点破伤春怀人的题旨。全词以清丽宛转、柔美多情的笔触，以景起，以情结，情景交融，暗寄了词人如美人迟暮般的感慨。
南朝梁柳恽《江南曲》曰：“汀洲采白蘋，日暖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华复应晚。不道新知乐，只言行路远。”寇莱公对此诗似乎特有所爱，在他的诗词中一再化用其意。如所作《夜度娘》诗曰：“烟波渺渺一千里，白苹香散东风起。日暮汀洲一望时，柔情不断如春水。”题下自注云：“追思柳恽汀洲之咏，尚有余妍，因书一绝。”这首词，也明显地由柳恽汀洲诗化出，写女子怀人之情。
起首四句勾勒出一幅江南暮春图景：一泓春水，烟波渺渺，岸边杨柳，柔条飘飘。那绵绵不尽的萋萋芳草蔓伸到遥远的天涯。夕阳映照下，孤零零的村落阒寂无人，只见纷纷凋谢的杏花飘飞满地。以上四句含有丰富的意蕴和情思。“波渺渺”，水悠悠，含有佳人望穿秋水的深情。“柳依依”，使人触目伤怀，想起当年长亭惜别之时。“孤村”句说明主人公心情之孤寂，“斜阳”句则包含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凄凉和感伤。
结拍两句直抒胸臆。前面作者花了很大力气，连续四句都是写景，实际上就是为了说出“江南春尽离肠断”这一层意思。因为有了前面写景的层层渲染铺垫，这句直抒胸臆之语，才显得情深意挚。接着又写“蘋满汀洲人未归”，将女主人公的离愁抒写得淋漓尽致，使人感觉到她的青春年华正在孤寂落寞的漫长等待中流逝。
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到超师院读佛经的感受，其主要内容是：清晨早起，他到住地附近一个名叫超的僧人（师）的寺院里去读佛经，有所感而写下这首五古抒情诗，既表达了他壮志未已而身遭贬谪，欲于佛经中寻求治世之道的心境，又流露出寻求一种超越尘世，流连于冲淡宁静的闲适佳境的复杂心情。
头四句总说“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诗人把研读佛典安排在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刻。“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清晨早起，空气清新，以井水漱牙可以清心，又弹冠振衣拂去灰尘，身心内外俱为清净方可读经。可见用心之虔诚，充分表现了诗人对佛教的倾心和崇信，其沉溺之深溢于言表，不啻教徒沐浴更衣以拜佛祖。“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贝叶书简称贝书，佛经之泛称。古印度人多用贝多罗树叶经水沤后代纸，用以写佛经，故名。一个“读”字，是全诗内容的纲领；一个“闲”字，是全诗抒情的主调。诗人贬居永州，官职虽名曰“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但只是个“闲官”而已。闲人闲官闲地，无政事之烦扰，亦无名利得失之拘牵，正是难得清闲，正好信步读经。就读经来说，闲而不闲；就处境而言，不闲而闲，其复杂心情曲曲传出。
中间四句承上文“读”字而来，正面写读“经”的感想。这里有两层意思：前二句“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是说书中真意不去领悟，妄诞之言世所追逐。诗人以自身崇信佛学的正确态度讽喻世俗之佞佛，即对于佛经中的真正本意全然不去领悟，而对于书中一切迷信荒诞的事迹却又尽力追求而津津乐道。正如诗人在《送琛上人南游序》中所批评的那样：“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柳宗元集》卷二五）言下之意正好表明自己学习佛经的正确态度和对佛经的深刻理解。后二句转写对待佛经的正确态度。“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意思是说：佛家遗言值得深思，修养本性怎能圆熟？“冀可”是希望能够的意思。言佛教教义艰深，必须深入钻研思考，如果只用修持本性去精通它，是不可能达到精审圆满的目的的。言下之意是说：愚妄地佞佛不足取，只有学习它于变革社会有益的内容才算真有所得。这反映了诗人对佛教教义及其社会作用的主观的特殊理解。对此，诗人也有批评说：“又有能言体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柳宗元集》卷二五）联系诗人在对待佛教问题上与韩愈的辩论就更清楚了。韩愈辟佛，是热心张扬“道统”的儒学家，主张对僧侣“人其人，火其书”；而柳宗元却认为在佛教教义中包含着与儒家圣人之道相通的有益于世的内容，否定“天命”的主宰。诗人自以为对佛教的精义和作用已有深刻的领会，殊不知结果不是他利用佛教以济世，而是佛教利用他作了宣传宗教唯心主义和宗教迷信的工具；而他自己最终也陷入了佛教识破尘缘、超脱苦海的消极境地。
末六句承上文“闲”字而来，抒发诗人对寺院清净幽闲的景物的流连赏玩，到了忘言的境界。这里也写了二层意思：前四句写景，后二句抒情。先看前四句：“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意谓超师寺院何其幽静，苔色青青连着翠竹。旭日东升晨雾滋润，梳洗青松涂以膏沐。“道人”实指“超师”，“庭宇”呼应“东斋”，既言“步出”则寺院环境尽收眼内，一个“静”字总括了它的幽静无声和诗人的闲适心境。是景物之静，也是诗人内心之静。而苔色青青，翠竹森森，一片青绿，又从色调上渲染了这环境的葱茏幽深。“日出”照应“晨”，紧扣题目，再次点明时间。旭日冉冉，雾露濛濛，青松经雾露滋润后仿佛象人经过梳洗、上过油脂一样。这是用拟人法写青松，也是用“青松如膏沐”进一步写环境的清新。这就使读者体会到诗人通过优美宁静的寺院之景传达出一种独特的心境和思想感情。这是“闲人”眼中才能看得出的静谧清幽之景，抒发的是“闲人”胸中才有的超逸旷达之情。再看结尾二句：“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意思谓宁静冲淡难以言说，悟道之乐心满意足。诗人触景生情，直抒胸臆，看来似乏含蓄，有蛇足之嫌，但一经道破，又觉意味更深一层。它既与前面的景物相连，写出“闲人”欣喜愉悦而又多少带点落寞孤寂的韵味；又与前面的读“经”相呼应，诗人自认为是精通了禅经三昧，与当时的佞佛者大相径庭，其悟道之乐自然心满意足了。这就又透露出诗人卑视尘俗、讽喻佞佛者的孤傲之情。而这两者——情景与读经，前后呼应，融为一体。诗人巧妙地把自然景物契合进自己主观的“禅悟”之中，其感受之深，妙不可言，真是达到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境界。从章法上看，全诗自晨起读经始，至末以日出赏景惮悟终，浑然无痕，相映成趣。读完此诗，姑且抛开诗人对佛经所持的错误态度不论，不能不为诗人的于逆境中读经养性、追求事理而又超脱尘俗、寄情山水、怡然自适的复杂心境所感动，从而进到那种“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幽深寂静的艺术境界中去。诗中有禅味而又托情于景，情趣浓郁。
按周时庙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文王为穆，则武王为昭，故称昭考。因此，“载见辟王”的辟王便是成王。“载”训始，助祭诸侯的朝见则在成王即位之时。成王是由周公辅佐即位的，只是名义或形式上的君主，实权则掌握在摄政的周公之手，诸侯助祭的隆重仪式当亦是周公一手策划安排，其用意自然是让成王牢记先王遗训，继承并光大先王遗业。周公极尽摄政之职，时时注意对成王的规劝乃至管教，《尚书》中的一篇《无逸》便是明证。诸侯“曰求厥章”，恐怕年幼的成王也无法应付，只能由周公作出权威性的答复。旧说《周礼》为周公所作，法度典章他当了然于胸。如此看来，《周颂·载见》的祭祀对象与《周颂·雝》不同，祭祀时的背景也大不一样。《诗经传说汇纂》所说“一以显耆定之大烈弥光，一以彰万国之欢心如一”的祭祀目的，便道出了成王新即位的时局特点与急务。
和《周颂·雝》所描写的“肃肃”“穆穆”的神态不同，《周颂·载见》重点在于描写助祭诸侯来朝的队伍，朱熹评之曰“赋”也。诗中“龙旂阳阳”四句，确实具有赋的铺叙特点：鲜明的旗帜飘扬，铃声连续不断响成一片，马匹也装饰得金碧辉煌，热烈隆重的气氛，浩大磅礴的气势，有声有色；八方汇集，分明是对周王室权威的臣服与敬意。周颂中的许多祭祀诗，是只求道出目的，不惜屡用套语，丝毫不考虑文学性的，而《周颂·载见》却安排了极为生动的铺叙，在一般说来枯燥乏味的颂诗中令人刮目相看。这也足以说明，在有助于实现政治目的的情况下，统治者不仅不排斥，而且会充分调动积极的文学手段。
诗的后半部分，奉献祭品，祈求福佑，纯属祭祀诗的惯用套路，本无须赘辞，但其中“烈文辟公”一句颇值得注意。在诗的结尾用诸侯压轴，这与成王的新即位，而且是年幼的君王即位有关。古代归根结蒂是人治社会：就臣子而言，先王驾驭得了他，他服先王，但未必即如服先王一般无二地服新主；就新主而言，也可能会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在最高统治者更换之时，臣下的离心与疑虑往往是同时并存，且成为政局动荡的因素。诗中赞扬诸侯，委以辅佐重任，寄以厚望，便是打消诸侯的疑虑，防止其离心，达到稳定政局的目的。可见，《周颂·载见》始以诸侯，结以诸侯，助祭诸侯在诗中成了着墨最多的主人公，实在并非出于偶然。
此诗可分为三个部分，前面六句是第一部分。两位驾车的少年（由歌者所扮），在长安的狭窄小路上迎面而遇。路实在太窄了，谁也过不去，于是他俩就干脆停下车，攀起话来了。素不相识，没有太多的共同话题好谈。于是就面对酒宴上的主人夸起他家的声势显赫和无比豪富来。“君家”即“你的主人家”，“你的主人家是那么容易让人知道，知道后又是那么难以忘却”——这两句巧妙的恭维话，自然让坐在那里听歌的主人满心欢喜。这一部分可以算是引子，往下十八句，是第二部分。两位少年一唱一和，争着夸说主人家的种种富贵之状。“您家外部是黄金为门，内里是白玉为堂。”一金一玉，其建筑之富丽堂皇可知。“您家中是樽中酒常满，座上客常有，待客时，还有产于邯郸的美丽歌伎供驱遣献歌献舞。此时庭中桂树正在飘香，堂内华灯煌煌，照得通室明亮。”有酒有客，有美女有华灯，其权势地位、荣乐享受可知。以家僮身份出现的少年则说：“我家乃官宦之家，家中兄弟三人，别人不提，就说老二吧，他在朝中做侍郎，每当休沐日回家，一路上好不气派，马笼头全是黄金为饰，道路生光；路旁观者如云，啧啧赞叹，挤满路旁。”有正面写，有侧面写，其显赫之势可知。再说到家情况：进得家门，左顾右盼，只见庭前池中一大群鸳鸯，双双对对排列成行；又闻家中所养白鹤，于东西厢发出噰噰鸣声。它们都在欢迎主人的归来。有禽则有池，其庭院之广大可知。这一段，分四层对这一豪富之家的富贵、气派、享受极意铺排渲染，以见其不同寻常，从而与上文“君家诚易知，易知复难忘”的话相照应，以见言之不虚。至此，这位豪富在长安城中的权势、地位是如何，便不言而喻了。“大妇织绮罗”六句是第三部分，写家中三妇所为。“我主人家中三子各有一妇，大妇、中妇长于织作，能织绫罗绸缎。小妇另有所长，一到全家团聚之日，便以鼓瑟来为全家助兴。”“丈人且安坐，调丝方未央。”二句有双重含义，一是承小妇挟瑟说，是转述小妇语：“请公公高堂安坐（当然也包括家中其他成员），听我奏一曲。”这层意思显得亲切风趣，气氛活跃。二是借此语兼而表白歌者自己奏曲献歌的心愿。丈人，从前一层意思说，是称公公，从后一层意思说，是尊称主人。这一段写三妇之所为，以见这一豪富之家的家礼家风和家庭之乐，同时也暗示媳妇们能有如此才能，把家事操持得井井有条，则家中其他人员的才干，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六句，后代诗人多敷衍其诗意，形成了《三妇艳》等一系列新的乐府诗。
这首诗的重点在于对那位主人家的富贵享乐作铺排渲染，写得气氛热烈、生动夸张，笔法犹如汉代大赋，尽管没有佳句妙语，但其气势也足以打动和感染读者。这种玉堂金马的重叠堆积，正是汉代国力强盛的折光反映；而这种层层铺排、极力渲染的笔法，使诗歌充满着力度和厚度，这也正是汉代民族力量浑厚、民族精神旺健的反映，从中读者可以形象地感受到汉代被称为封建社会之“盛世”是信然不诬的。这，就是此诗所具有的社会认识价值。它和《东门行》、《妇病行》等反映贫苦人民生活的乐府诗一样，都是后人了解汉代社会真貌的不可缺少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