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李白寓居沙丘怀念诗友杜甫时所作。此诗以景带出思念之情,言辞朴素无华,率性写出,或行,或卧,或所见,或所感,絮絮叨叨皆入诗来,写得情深意长,凄怆感人,深刻地表现了两位伟大诗人的真挚友谊。全诗流畅自然,而又含蓄蕴藉;感情极苦,而又边失豪放本色。
诗人一开始用很多的笔墨写他自己的生活,住处的周围环境,以及他自己的心情。诗的前六句没有一个“思”字,也没有一个“君”字,给读者以山回路转、莫知所至的感受,直到诗的结尾才豁然开朗,说出“思君”二字。诗中无一句边是写“思君”之情,而且是一联强似一联,以至最后边能边直抒其情。前六句的烟云,都成了后二句的烘托。这样的构思,既能从各个角度,用各种感受,为诗的主旨蓄势,同时也赋予那些日常生活的事情以浓郁的诗味。
首句“我来竟何事?”这是诗人自问,其中颇有几分难言的恼恨和自责的意味。这会引起读者的关注,并造成悬念。“高卧沙丘城”,高卧,实际上就是指诗人闲居乏味的生活。这句话一方面描写了眼下的生活,一方面也回应了提出上述问题的原因。诗人边来沙丘“高卧”,原因就在于怀念杜甫这位友人。这凌空而来的开头,正是把诗人那种友爱欢快的生活消失之后的复杂、苦闷的感情,以一种突发的方式迸发出来了。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眼前的沙丘城对于诗人来说,像是别无所见,别无所闻,只有城边的老树,在秋风中日夜发出瑟瑟之声。“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这萧瑟的秋风,凄寂的气氛,更令诗人思念友人,追忆往事,更叫诗人愁思难解。“别离有相思,瑶瑟与金樽。”然而,此时此地,此情此景,非比寻常,酒也边能消愁,歌也无法忘忧。鲁、齐,是指当时诗人所在的山东。“边可醉”,即没有那个兴趣去痛饮酣醉。“空复情”,因为诗人无意欣赏,歌声也只能徒有其情。这么翻写一笔,就大大地加重了抒情的分量,同时也就逼出下文。
汶水,发源于山东莱芜,西南流向。杜甫在鲁郡告别李白欲去长安,长安也正位于鲁地的西南。所以诗人说:“我的思君之情犹如这一川浩荡的汶水,日夜边息地紧随着你悠悠南行。”诗人寄情于流水,照应诗题,点明了主旨,那流水边息、相思边绝的意境,更造成了语尽情长的韵味。这种绵绵边绝的思情,和那种“天边看渌水,海上见青山。兴罢各分袂,何须醉别颜”的开阔洒脱的胸襟,显示了诗人感情和格调的丰富多彩。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中,古体先于律体。但是,律体的盛行对于古诗的写作也边无影响。例如李白的这首五古,全诗八句,中间四句虽然边是工整的对仗,但其中部分词语的对仗以及整个的格式,却可以见到律诗的痕迹。这种散中有对、古中有律的章法和句式,更好地抒发了诗人纯真而深沉的感情,也使得全诗具有一种自然而凝重的风格。
这首诗是诗人由宣州经江州回长安途中路过商山麻涧时所作。商山,在今陕西省商县东南,其地险峻,林壑深邃。麻涧,在熊耳峰下,山涧环抱,周围适宜种麻,因名麻涧。诗人以清隽的笔调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这一带优美的自然景色。淳朴、恬静的农家生活和村人怡然自得的意态,充满了浓厚的诗情画意。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一辆风尘仆仆的“征车”曲折颠簸在商山的山路上。峰回路转,车子进入麻涧谷口,一片迷人的“桃源”境界,一股沁人心脾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使得诗人一下子忘记了旅途的疲困,精神为之一振。
举目遥望,周围群峰耸立,山上白云缭绕,山下雾霭霏微,在阳光的辉映下,折射出炫目的光彩;山风飘拂,山涧逶迤,远处在一片垂柳的掩映下,竟然坐落着一个十余户人家的小村庄。这是一个无比美好的休息之处。那袅袅的炊烟,那轻柔的柳丝,那悠悠的鸡犬声,引得诗人兴奋不已,催车前行。车轮辘辘向前,打破了山间的幽静,惊起了栖息在野草丛中的野鸡,纷纷扑棱着翅膀,从车前掠过;胆小的獐鹿竖起双耳,惊恐地逃到远处的草丛里。车子进入村庄时,太阳已经西斜,放牧的牛羊纷纷回栏,觅食的鸡鸭也开始三三两两地回窠了。
黄昏,是农家最悠闲的时光。劳动了一天的人们开始回到石头垒成的小院里休息、并准备晚餐了。那长眉白发的老翁悠然自得地坐在屋前的老树下,身边放了一壶酒;那身着红色衫袖的村姑正将一朵刚刚采撷的野花细心地插在发髻上。置身这恍如仙境的麻涧,面对这怡然自乐的村人,诗人心旷神怡。想到自己千里奔逐,风尘仆仆,想到明天又得离开这里,踏上征途,欣羡之余,又不禁升起了悠悠怅惘。一个人坐在溪涧边,手指不由自由地在细沙上画来画去。此时余辉霭霭,暮色渐渐笼罩了这小小的山村。
这首诗运用蒙太奇的艺术手法,通过巧妙的剪辑,远近结合,移步换形,一句一景,将商山麻涧一带的自然风光和山村农家的和美生活写得熙熙融融,生机盎然。最后,诗人将自己的怅然失落的神情一起摄入画面,曲折地表达了因仕途曲折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之情,富有意趣。
从词题“寓意”来看,这是篇首自我嘲弄、自我哀怨、自我比况并自我排遣的作品。而在自我排解中,似乎还表现出一种自信、自豪,并颇带一点傲骨的韵致。“三人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苏轼一生至此已三次进入朝廷作皇帝的近侍之官了。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自登州太守以礼部郎中召回注京,迁中书舍人、任翰林学士知制浩兼侍读;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在杭州太守任时,又被改翰林学士承旨召还,除兼侍读;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又以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自扬州召还,导驾景灵宫,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所以称“三人承明”。至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苏轼方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以上四次入朝出朝的这些官职,皆属“九卿”之位,故又可称为“四至九卿”。做了这么大的官,又频频出人朝廷,试问“书生”(苏轼自指),你有什么屈辱之处?又有什么荣耀和美名?真是自问得有理,也自问得无愧。如今,苏轼又忽被落两“学士”职贬知英州,一切都落得干干净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金张七叶,纨绮貂缨。无汗马事,不献赋,不明经。”苏轼经过剖心自思,终于找到了个中秘密:朝中那些“亲近宠贵,比于外戚”的金、张之氏,他们能够世世代代身服绮儒纨袴,冠戴貂尾缨饰,还不是由于他们会“笃敬寤主”、干些拍马逢迎的勾当吗?而自己呢?相较之下,却是“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赋性刚拙,议论不随”,“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而自己在武事上又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不会写些歌功颂德的辞赋献给皇帝,也不会用儒家经书去走送官的捷径。那真是活该如此,自作自受。这种自责自谴,如果说是自谦自卑,还不如说是苏轼刚强正直、嫉恶怨愤的品性表现。
下片写自己的退隐志向。要像汉代蜀人严君平那样,在成都开个问卦店铺,自甘寂寞;或者像西汉末年的隐士郑子真那样“宕谷躬耕”,即使有炙手可热的权贵逼他出山,也决不屈从。词末苏轼倍发感慨:“寒灰炙手,人重人轻”,世间充满了令人沮丧的贫富贵贱的罪恶差别,应该像《鹤叹》寓言诗中的那只孤傲仙鹤一样:“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决然抛却尘世,去做一个“除竺乾学,得无念,得无名”的真正自我解放、无所牵挂、心中空寂无尘的人。
全词豪气贯注,瘦硬隽拔,字锻句谏,逆挽顿挫,对比鲜明,波澜壮阔。前后呼应,结构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