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展现了时景常情,但写得独行踽踽,空山寒寂,表现出清冷的诗风。
诗题四字概括揭示了全诗内容。诗中有雪,有晴,有晚,有望,画面就在“望”中一步步舒展于读者面前。
“倚杖望晴雪,溪云几万重。”起笔即点出“望”字。薄暮时分,雪霁天晴,诗人乘兴出游,倚着手杖向远处眺望。远山近水,显得更加秀丽素洁。极目遥天,在夕阳斜照下,溪水上空升腾起鱼鳞般的云朵,幻化多姿,几乎多至“万重”。
“樵人归白屋,寒日下危峰”,“归”、“下”二字勾勒出山间的生气和动态。在遍山皑皑白雪中,有采樵人沿着隐隐现出的一线羊肠小道,缓缓下山,回到白雪覆盖下的茅舍。白屋的背后则是冷光闪闪、含山欲下的夕阳。山峰在晚照中显得更加雄奇。樵人初归白屋,寒日欲下危峰,在动静光色的摹写中,透出了如作者贾岛诗风的那种清冷。
诗人视线又移向另一角度。那边是“野火烧冈草,断烟生石松”。远处山冈上,野草正在燃烧。劲松郁郁苍苍,日暮的烟霭似断断续续生于石松之间,而傲立的古松又冲破烟雾耸向云天。“野火”、“断烟”是一联远景,它一明一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冈草”貌似枯弱,而生命力特别旺盛,“野火”也不能烧尽。“石松”坚操劲节,形象高大纯洁,“断烟”也不遮掩。
诗人饱览了远近高低的雪后美景,夜幕渐渐降临,不能再盘桓延伫了。“却回山寺路,闻打暮天钟”,在这充满山野情趣的诗境中,骋目娱怀的归途上,诗人清晰地听到山寺响起清越的钟声,平添了更浓郁的诗意。这一收笔,吐露出诗人心灵深处的隐情。作者贾岛少年为僧,后虽还俗,但屡试不第,仕途偃蹇,此时在落第之后,栖身荒山古寺,暮游之余,恍如倦鸟归巢,听到山寺晚钟,禁不住心潮澎湃。“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陶渊明《归去来辞》),诗人顿萌瞿昙归来之念了。
就在写这首诗的圭峰草堂寺里,贾岛曾写过一首《送无可上人》,为无可南游庐山西林寺赠别,最后二句云:“终有烟霞约,天台作近邻。”尽管此后贾岛并未去天台山再度为僧,与无可结近邻,但在写诗当时,是起过这种念头的。这应是“闻打暮天钟”一语含义的绝好参证。同时,作者在那首诗“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之下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这几句在表现苦吟孤傲之中也明言有“归卧故山”的思想。
“闻打暮天钟”作为诗的尾声,又起着点活全诗的妙用。前六句逶迤写来,景色全是静谧的,是望景。七句一转,紧接着一声清脆的暮钟,由视觉转到了听觉。这钟声不仅惊醒默默赏景的诗人,而且钟鸣谷应,使前六句所有景色都随之飞动起来,整个诗境形成了有声有色,活泼泼的局面。读完末句,回味全诗,总觉绘色绘声,余韵无穷。
诗题《秋夕读书幽兴,献兵部李侍郎》表现了诗人于秋夕读书之时产生的微妙感觉。“夕”是个值得玩味的词。“夕”表示时间,指的是夜晚,如“除夕”是指大年三十晚上。杜牧《秋夕》诗:“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也是指夜里看星星。这首诗中和读书相关联的是“览卷试穿邻舍壁,明灯何惜借馀光”,这两句诗用了匡衡凿壁引光的典故,自然这也是夜晚。也有人认为“明灯何惜借馀光”是用了“余光”的典故。《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臣闻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绩,贫人女曰:我无以买烛,而子之烛光幸有余,子可分我余光,无损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也有一定道理。但匡衡凿壁便有“借光”的意思了,后句是申明前句之意,而不必叠床架屋,再用一个典故了。
审视岑参此诗的意思,其“幽兴”便是由读书借光联想到升迁靠关系了。诗人先写自己“四十”始“为郎”有自伤身世之感。接着一句“雨滋苔藓侵阶绿,秋始梧桐覆井黄”,使他悟到,没有外力的作用,没有他人的提携,要想使自己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走“干谒”这条道路了。干谒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求官方式,就连岑参的好友“诗圣”杜甫也曾经上诗权贵,献赋天子,“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那么向何人献诗进行干谒呢?岑参想到的是李进。“惊蝉也解求高树,旅雁还应厌后行”明白地表达了自己欲选调之意。据研究资料,岑参与李进有一年时间同时在雍王府供职,虽然一个是品低职轻的文官,一个则是品高职重的武官。但是,李进虽为宗室,官大品高,然他“好从当时贤士游”,且好“赒人之急”,何况岑参亦非等闲之辈,其“识度清运,议论雅正,佳名早应,时辈所仰”(杜甫、裴荐《为补遗荐岑参状》),因而同府供事,彼此慕名结识、相为友善,已是自然之事了。于是,岑参于秋夕读书之时,生幽思之兴,发慨叹之辞,遂成佳句以献之。这里才婉转地点出了由读书而产生的“幽兴”。
这首诗在江南秋雨成灾的背景下创作而成,诗中描绘了江浙一带农民的悲惨生活情景和作者的深切同情,以及对苛税弊政的揭露抨击。全诗分为二大段,前八句为第一大段,写雨灾造成的苦难,后八句为第二大段,写虐政害民更甚于秋涝。这首诗叙事抒情,间用议论,写得真实动人,含蓄而情深。
诗的开头二句写今年粳稻的成熟期甚晚,幸亏没有多时秋天就来到了。点明了秋收的季节。紧接着诗人运转笔锋,直写雨灾。“霜风”二句写滂沱大雨使快成熟的粳稻无法开镰收割。爬梳的农具因长期大雨潮湿而发了霉,镰刀也生了锈。这里用农具“出菌”、“生衣”来表现灾情之严重,使常景变成了奇句,显示出诗人独特的艺术才华。
“眼枯泪尽雨不尽”,这是化用杜甫《新安吏》:“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的诗意。在即将收割的秋季遇上连续如注的大雨,农民必定忧心如焚,伤心得落尽眼泪。必不忍心看着金黄色的稻穗倒伏在泥田里。“茅苫”二句由内心的伤痛转写抢收的行动。为了抢救粳稻,农民在田头边搭起了茅草棚,住宿在里面看管了一个月。好不容易盼到了晴天,赶紧抢收运载而归。然而他们却不能享受这辛勤劳动得来的果实。
“汗流”以下八句通过谷贱伤农的事实,抨击了造成钱荒的新法流弊。诗人先叙述农民担粮入市,汗流浃背,磨肿肩膀;后写米价低贱就同糠和碎米一样。经过多么艰苦的劳动,换来的却是那么微薄的收入。“卖牛”二句承上揭示了赋税的繁重。农民无奈只有卖牛凑钱纳税,为了烧饭,只得拆下屋里的木头,以解救燃眉之急,而顾不上明年的饥荒。这种夸张的笔墨,与司马光在熙宁七年(1074年)《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所写农民“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吏责其钱不已,故卖田,则家家卖田;欲卖屋,则家家卖屋;欲卖牛,则家家卖牛”一样,都是片面的夸大言辞。不过,在新法条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规定赋税要钱不收米。当时百姓有米而官府不要米,百姓无钱而必要钱。这就造成一时米贱钱荒的社会问题。诗中“官今要钱不要米”,触及时政流弊的实质。“西北”句是指当时为了抗击西夏,王安石采用王韶的建议,对西北沿边羌人蕃部进行招抚,虽有利于巩固边防,但也花费了不少钱。这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而官吏催逼,唯钱是求,使农民走投无路,难以为生。最后二句借用典故收结,把全诗的气氛推到了高潮。龚遂任勃海太守,黄霸任颍川太守,他们都是以恤民宽政著名的官吏。这里的“龚黄满朝”是带着明显嘲讽意味的。“河伯妇”,是用《史记》中西门豹传的故事。在战国时邺县豪绅与女巫假托“河伯娶妇”,敲诈勒索,残害百姓。西门豹任邺县令时,为民除害,施计把巫婆投入河中。作者借用来表明百姓被逼得无路可走,不如投河自尽。这种用意苏轼后来在元祐元年(1086年)写的《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中说得很明确:“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子、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
苏轼这首讥讪新法的诗篇,它的特点并不是用政治图解的方式来表达思想倾向,而是选取典型的生活情景和人物的行动,通过叙事抒情,间用议论的方式,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真实动人。全诗的结构布局紧紧扣住诗题的“叹”字,写得层次分明而又步步深入。首先叹息稻熟苦迟,其次哀叹秋雨成灾,复次喟叹谷贱伤农,末以嘲讽官吏,逼民投河作结,更令人怵目惊心。整个诗篇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对劳动农民苦难遭遇的深切同情,尽管这是与反对新法的偏见交织在一起,也是不能轻易抹煞的。
诗开头就表现了边亭告警的紧急情况:“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敌方入侵的信息接连传入京城,汉军征集马队,屯驻广武,分遣精兵,出救朔方。前两句“羽檄”、“烽火”用互文见义法,强化了军情的危急。后两句为一触即发的生死搏斗埋下了伏笔。
诗进而表现了胡焰嚣张,天子震怒的严重局势:“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胡方利用深秋弓坚矢劲,大举入犯,汉方天子震怒,使者促战,相望于道。四句有力地暗示一场激烈的战斗即将展开,很能唤起读者的兴趣。
接着用两联工整对句极写汉军准备投入战斗的壮阔场面,颇有先声夺人气势。“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粱。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石径迂折,飞粱直跨,大军行进,秩序井然。但闻箫鼓中传出汉军的豪情壮思,旌甲上沾满胡地的霜露雪花。前两句用雁行、鱼贯两个比喻刻画汉军跋涉辛苦,纪律严明的英雄风貌。后两句则突出将士们战胜恶劣环境的大无畏精神。缘、度、流、被四字,分别起了传神点睛作用。
然后着重描写进入实战状态时气候剧变的特殊情况:“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疾风冲塞而起,沙砾满天飘扬。战马瑟缩,不能奔驰,劲弓冻结,难以开张。这四句把边塞风光与战地生活紧紧衔联,很自然地为英勇顽强的壮士安排好一个典型环境,使他们在艰苦条件下表现的可贵战斗精神有效地得到显示。
最后四句是全诗的精华:“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自古以来的忠节之士,都是在严峻考验中察“见”和“识”别出来的。他们必须在紧急关头付出最大牺牲。诗人用《九歌·国殇》礼赞勇武刚强、死于国事的“鬼雄”的辞语,颂扬为国捐躯的壮士,寄托了他对英烈的无比崇敬之情。这两联流传万口,几乎成了封建时代衡量忠良行为准则的诗句,产生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此诗在思想与艺术上能达到较完美的统一,是由于紧凑曲折的情节,不断变化的画面和鲜明突出的形象在诗里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其中紧凑的情节,更起了重要作用。它由边亭告警,征骑分兵,加强防卫,进而写到虏阵精强,天子按剑,使者促战。然后着重写了汉军壮伟场面和战地自然风光。最后以壮士捐躯,死为国殇的高潮作结。
贯串于上述紧凑情节中的,是各种生活画面,如边亭、咸阳、广武、朔方、虏阵、胡霜,包括了胡汉双方的广阔空间。活跃其中的,有交驰的羽檄,连天的烽火,雁行的队列,鱼贯的军容,箫鼓的节奏,旌甲的辉光等。尤其是疾风起,沙砾场,马瑟缩,弓冻凝的边塞风光画面,“神气光舞”(陈祚明语),“分明说出边塞之状”(朱熹语),更为此诗增添了艺术光彩,是鲍照表现边塞生活的重要艺术标志。
上述画面从多角度进行描绘,而位于其中心的,则是壮士的英雄群像。不只征骑、分兵、缘石径、度飞粱、吹箫伐鼓、执旌被的严峻时刻,他们的形象也十分耀眼。尤其是时危世乱之际表现的忠节,更突出地闪现了英烈们为国献身的思想亮光。
鲍照没有边塞生活的直接经验,却写出了成功的边塞作品,很可能是因为他善于把自己积累的北方边塞生活的间接知识和前辈作家的创作经验艺术地结合起来,他能自出心裁,自显身手,为南朝诗坛开出一朵奇葩,说明他对庄子《逍遥游》“有待”、“无待”的境界,是很领会的。
全诗以一征人口吻凄凄惨惨道来,别有一份无奈中的苦楚。一、二两章以“何草不黄”、“何草不玄”比兴征人无日不在行役之中,似乎“经营四方”已是征夫的宿定命运。既然草木注定要黄、要玄,那么征人也就注定要走下去。统帅者丝毫没有想到:草黄草玄乃物之必然本性,而人却不是为行役而生于世,人非草木,当不能以草木视之。而一句“何人不将”,又把这一人为的宿命扩展到整个社会。可见,此诗所写绝不是“念吾一身,飘然旷野”的个人悲剧,而是“碛里征人三十万”(唐李益《从军北征》)的社会悲剧。这是一轮旷日持久而又殃及全民的大兵役,家与国在征人眼里只是连天的衰草与无息的奔波。
因此,三、四两章作者发出了久压心底的怨怼:我们不是野牛、老虎,更不是那越林穿莽的狐狸,为何却与这些野兽一样长年在旷野、幽草中度日?难道我们生来就与野兽同命?别忘了,我们也是人!
不过,怨终归是怨,命如草芥,生同禽兽的征夫们并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他们注定要在征途中结束自己的一生。他们之所以过着非人的行役生活是因为在统治者眼中他们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群战争的工具而已。所以,怨的结局仍然是“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这种毫无希望、无从改变的痛苦泣诉,深得风诗之旨,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征人的悲苦,故清方玉润慨道:“盖怨之至也!周衰至此,其亡岂能久待?编诗者以此奠《小雅》之终,亦《易》卦纯阴之象。”(《诗经原始》)一首如泣如诉的征人小诗,后人看到的却是周室的灭亡,这也许是“用兵不息”者万万没有想到的。
此诗的后两章很善于借景寄情,方玉润云:“纯是一种阴幽荒凉景象,写来可畏。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诗境至此,穷仄极矣。”(同上)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