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即景生情、因事起意之作，以情深意真见长。从诗中可见作者同元稹的交情之深。全诗不事雕琢，以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极其深厚、极其真挚的情意。
诗的首句，据当时参加游宴的白行简在他写的《三梦记》中记作“春来无计破春愁”，照说应当是可靠的；但《白氏长庆集》中却作“花时同醉破春愁”。一首诗在传钞或刻印过程中会出现异文，而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也会反复推敲，多次易稿。就此诗来说，白行简所记可能是初稿的字句，《白氏长庆集》所录则是最后的定稿。诗人之所以要作这样的修改，是因为在章法上，诗的首句是“起”，次句是“承”，第三句当是“转”。
从首句与次句的关系看，把“春来无计”改为“花时同醉”，就与“醉折花枝”句承接得更紧密，而在上下两句中，“花”字与“醉”字重复颠倒运用，更有相映成趣之妙。再就首句与第三句的关系看，“春愁”原是“忆故人”的伏笔，但如果一开头就说“无计破春愁”，到第三句将无法显示转折。这样一改动，先说春愁已因花时同醉而破，再在第三句中用“忽忆”两字陡然一转，才见波澜起伏之美，从而跌宕出全篇的风神。
这首诗的特点是，即席拈来，不事雕琢，以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极其深厚、极其真挚的情意。而情意的表达，主要在篇末“计程今日到梁州”一句。“计程”由上句“忽忆”来，是“忆”的深化。故人相别，居者忆念行者时，随着忆念的深入，常会计算对方此时已否到达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这里，诗人意念所到，深情所注，信手写出这一生活中的实意常情，给人以特别真实、特别亲切之感。
白居易对元稹行程的计算是很准确的。当他写这首《醉忆元九》诗时，元稹正在梁州，而且写了一首《梁州梦》：“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元稹对这首诗的说明是：“是夜宿汉川驿，梦与杓直、乐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倏然而寤，则递乘及阶，邮吏已传呼报晓矣。”巧的是，白居易诗中写的真事竟与元稹写的梦境两相吻合。这件事，表面上有一层神秘色彩，其实是生活中完全可能出现的巧合，而这一巧合正是以元稹、白居易平日的友情为基础的。
唐代长安城东南的慈恩寺和曲江是当时的游赏胜地。而且，进士登科后，皇帝就在曲江赐宴；慈恩寺塔即雁塔，又是新进士题名之处。他们两人应当常到这两处共同游宴。对元稹说来，当他在孤寂的旅途中怀念故人、追思昔游时，这两处长安名胜，不仅在日间会时时浮上他的心头，当然也会在夜间进入他的梦境。由于这样一个梦原本来自对故人、对长安、对旧游的朝夕忆念，他也只是如实写来，未事渲染，而无限相思、一片真情已全在其中。其情深意真，是可以与白居易的诗比美的。
读者更可见两人的交谊之笃，也更可见白居易的这首诗虽像是偶然动念，随笔成篇，却有其深厚真挚的感情基础。如果把两人的诗合起来看：一写于长安，一写于梁州；一写居者之忆，一写行人之思；一写真事，一写梦境；诗中情事却如《本事诗》所说，“合若符契”。而且，两诗写于同一天，又用的是同一韵。这是两情的异地交流和相互感应。读者不仅可以领略诗篇的艺术魅力，而且可以从它的感情内容得到真和美的享受。
从此诗所表达的情绪与景物看，此诗应该作于安史之乱以后，贬低遍地烽火一片狼籍，不象是此前所作，没有那样的景遇。但是，安史之乱以后，李白已经到了江南，在江西九江一带。李白的子女却阻隔在曲阜那一带，因为当时李白的田地在那里。
所以，很难断定此诗的创作时间，难道又是李白梦游？帝图终冥没：难道指安禄山的失败？那李白叹息的是唐玄宗引起的巨乱？没有早听他的预言？
这首诗以概述屈原身世、名字、德操为开篇，倾诉了屈原空怀美德而不被信任任用的苦闷，以及被楚王放逐以后思君、念国、怀乡的情怀。全诗以浪漫之笔调，借古人之杯酒浇自己胸中的块垒。
这首诗一共可以分为四层。
第一层是从首句到“并光明于列星”。这一层，如屈原《离骚》的开头一段，夸耀屈原的血脉、身世、高贵的出身、姓名、美好的德行。如果，换了一个人这么说，那一定是狂妄的自我标榜。但这是屈原，凸显了屈原对自己极高的自我期许，同时，也是空前的自我要求。实际上，这也是屈原宁屈不弯、宁肯投江也不能不肯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得过且过的心理基础。
第二层是从“吸精粹而吐氛浊兮”到“躬速速其不吾亲”。这一层描写了屈原由于不愿意同流合污，导致受到权贵的排挤，受到奸邪的中伤。但屈原真正痛苦、忧伤、郁闷、失意和愤懑的，是失去了楚怀王的信任。而这，是屈原对自己原先特别期许为国分忧的高贵品德所不能容忍的。
第三段是从“辞灵修而陨志兮”到“魂长逝而常愁”。这一层描写了屈原在流放过程当中的情感跌宕，正因为屈原有着高洁的品德，却遭逢混乱浊世，为庸众所排挤，为谗佞所中伤，为昏君所不信，报国无门，志不得申，所以屈原更感到示意和伤感。
第四层是从“叹曰：譬彼流水”到末句。整段就是一个意思：表达了屈原为国砥柱，矢志不渝，宁死不屈的高贵精神。
元稹的这首《行宫》是一首抒发盛衰之感的诗，这首短小精悍的五绝具有深邃的意境，富有隽永的诗味，倾诉了宫女无穷的哀怨之情，寄托了诗人深沉的盛衰之感。
诗人先写环境。首句中“寥落”已点出行宫的空虚冷落，又着一“古”字，更显其破旧之象。这样的环境本身就暗示着昔盛今衰的变迁。而后以“宫花寂寞红”续接，此处可见运思缜密。娇艳红花与古旧行宫相映衬，更见行宫“寥落”，加强了时移世迁的盛衰之感。两句景语，令人心无旁骛，只有沉沉的感伤。
后两句由景及人，写宫女，“白头”与第二句中的红花相映衬。宫中花开如旧，而当年花容月貌的宫女已变成了白发老妇。物是人非，此间包含着多少哀怨、多少凄凉便不言而喻了。末句“闲”字与上文“寂寞”相照应，写出宫女们长年受冷落的孤寂与无奈。过去她们的一颦一笑、盛装丽服只为取悦君王，而今再无缘见龙颜，她们还能做什么呢？ 只能无聊地“闲”在冷宫。而这些宫女们所谈的仍旧是玄宗盛世。这一方面表现了她们对往昔生活的追忆，另方面也证明了如今无可言说的空虚。比较之下，那种深沉的盛衰之感越发鲜明突出而具体了。
这里，寥落古行宫中的白头宫女，还是唐玄宗时代历史的见证人。唐玄宗在其继位后期，宠幸杨贵妃，终日沉溺在淫乐酒色之中，把政务全部委给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朝纲紊乱，谄佞当道，终于酿成安史之乱。乱后，玄宗被迫退位，赫赫不可一世的大唐王朝亦从此一蹶不振，日益走向下坡路。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曾深致感慨说：“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四句诗，已形象地概括出玄宗昏愦好色与亡国致乱的历史因由，其讽刺与揭露是十分深刻的。元稹这首短诗当然不可能象白诗那样铺张扬厉，极尽渲染之能事，他只能采取对照、暗示点染等方法，把这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高度浓缩，加以典型化的处理，从而让人回味咀嚼。寥落的古行宫，那在寂寞之中随岁月更替而自生自落的宫花，那红颜的少女变为白发老人，都深深地带有时代盛衰迁移的痕迹。白头宫女亲历开元、天宝之世，本身就是历史的见证人，“闲坐说玄宗”的由治而乱。这本是诗篇主旨所在，也是诗人认为应引以为戒的地方，却以貌似悠闲实则深沉的笔调加以表现，语少意多，有无穷之味。
二十个字，地点、时间、人物、动作，全都表现出来了，构成了一幅非常生动的画面。这个画面触发读者联翩的浮想：宫女们年轻时都是花容月貌，娇姿艳质，这些美丽的宫女被禁闭在这冷落的古行宫中，成日寂寞无聊，看着宫花，花开花落，年复一年，青春消逝，红颜憔悴，白发频添，如此被摧残，往事岂堪重新回顾！然而，她们被幽闭冷宫，与世隔绝，别无话题，却只能回顾天宝时代玄宗遗事，此景此情，令人凄绝。“寥落”、“寂寞”、“闲坐”，既描绘当时的情景，也反映诗人的倾向。凄凉的身世，哀怨的情怀，盛衰的感慨，二十个字描绘出那样生动的画面，表现出那样深刻的思想。这首诗正是运用以少总多的表现手法，语少意足，有无穷味。
另一个表现手法是以乐景写哀情。我国古典诗歌，其所写景物，有时从对立面的角度反衬心理，利用忧思愁苦的心情同良辰美景气氛之间的矛盾，以乐景写哀情，却能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这首诗也运用了这一手法。诗所要表现的是凄凉哀怨的心境，但却着意描绘红艳的宫花。红花一般是表现热闹场面，烘托欢乐情绪的，但在这里却起了很重要的反衬作用：盛开的红花和寥落的行宫相映衬，加强了时移世迁的盛衰之感；春天的红花和宫女的白发相映衬，表现了红颜易老的人生感慨；红花美景与凄寂心境相映衬，突出了宫女被禁闭的哀怨情绪。红花，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都是利用好景致与恶心情的矛盾，来突出中心思想，即王夫之《姜斋诗话》所谓“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也可以说是以乐写哀。不过白居易的写法直接揭示了乐景写哀情的矛盾，而元稹《行宫》则是以乐景作比较含蓄的反衬，显得更有余味。
这首绝句语言平实，但很有概括力，精警动人，也很含蓄，给人以想象的天地，历史沧桑之感尽在不言之中，寓意深刻，自来评价很高。王建的《宫词》，白居易的《长恨歌》，元稹的《连昌宫词》，都是长达千字左右的宏篇巨制，详尽地描述了唐玄宗时代治乱兴衰的历史过程，感叹兴亡。总结教训，内容广博而深刻。元稹这首小诗总共不过二十个字，能入选《唐诗三百首》，与这些长篇巨作比美，可谓短小精悍，字字珠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