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称曾巩的绝句“有王安石的风致”，从这首诗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首诗写在海边的高楼上欣赏暴风雨的状况。前两句为后两句蓄势，照例描写暴风雨到来前的风云雷电，因为在海边，便加上了浪，更显得气派场面的闳大。第一句把云与浪混写，说海浪像云一样，滚滚而去，又逆涌而回，暗藏了下句的风。“浪如云”是说浪大，而暴风雨前的乌云低垂海面，与浪相接，因此写了浪“去却回”，也就等于写了云“去却回”。第二句着意在风，带出了雷，便把暴风雨前应有的景况都写全了。诗写这派景象，仅淡笔以“如云”二字轻点浪，没有作过多的铺排，但自然能让人感受到雨前风吼、浪涌、云压、电闪、雷鸣等雄伟场面。比曾巩稍后的苏轼，写过很多首暴雨诗，名句如“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都以奇特的语句具体描写暴风雨飘骤迅猛的场面，令人震撼。曾巩这首诗虽然没用什么气势雄壮的语言来造成直观的形象，同样表现了暴风雨的壮观，也有很好的艺术效果。
“朱楼四面钩疏箔”，此句在全诗结构上位置颇为重要，起一种衬垫作用。有了这一句，全诗避免了一气直下，显得跌宕有致。西楼是处在海山之间，诗写景是由海（楼前）——楼侧——楼——山（楼后）的顺序。此句写“朱楼”既是点题，更是从楼前海景通向楼后山景的桥梁，也是由写景转向抒情的过渡。考察诗意，此楼当雄踞于某座近海的青山之上，视野开阔，可回顾千山。“四面钩疏箔”，指楼上人也即诗人把楼四面窗户垂挂的疏帘用钩卷起。按常理推测，风雨将至之际，应当闭窗才是。但诗人此刻偏要敞开四面窗户，这个动作颇出人意料，似乎觉得逆情悖理，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只有垂帘，一般不会挂帘。但这恰恰是真情的流露，诗人想“卧看千山急雨来”，已经到了痴情的地步，因而能够使人思而生奇趣。这和李益的“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张先的“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李白的“铲却君山好，平铺江水流”等一样，“愈无理而愈妙”（《词筌》）。
“卧看千山急雨来”，诗人于尾句道出了内心的豪情，也解除了疑问。前两句写风吹、云涌、浪卷、雷鸣，这是一支壮美的序曲，诗人最欲欣赏的乃是作为“主角”登场的“千山急雨来”的出色表演。他要看“急雨”打破雨前沉闷局面而呈现的新鲜境界，以开阔心胸。这种美学境界的追求，反映了诗人力求上进、欲有所作为的思想境界。诗中一个“卧”字亦耐人寻味，它把诗人那种雍容气度生动表现出来，动中寓静，以静衬动，跌宕有致之妙于此可见。
曾巩是有名的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不以诗名，宋惠洪《冷斋夜话》曾记有彭渊材说“恨曾子固不能作诗”的话，陈师道《后山诗话》也说他“短于韵语”。但平心而论，这首小诗置于宋诗佳作之中，是毫不比其他人的上乘之作逊色的。
前两句写雨后初晴的景色，后两句的景物描写是有寄托的。第三句的含意是：我不是因风起舞的柳絮，意即决不在政治上投机取巧，随便附和；我的心就像葵花那样向着太阳，意即对皇帝忠贞不贰。诗人托物言志，笔法委婉含蓄。
赏析一
客居它乡，在春尽夏初之际，一幅雨后乍晴清明和暖的秀丽画面跃入诗人的视野.而在这富于变化情趣的画面中，诗人不喜雨丝蒙蒙的南山，也不赞随风飞舞的柳絮，而把自己的独钟给了向日而倾的葵花，其意何在呢不难发现诗人非独爱葵花，而是性情使然，言在此而意在彼.诗人久在官场，自是看够了人云亦云的柳絮，却无论如何也不愿自己"摧眉折腰"随风飘摆，终而选择了做株向日的葵花，真金如色，笑脸为形，且懂得珍惜阳光，这也许才是葵花的可爱之处吧！
赏析二
本诗语言浅白，色彩明丽清新，犹如摄影师抓拍的一个镜头，"当户转分明""清和雨乍晴",作者调动我们熟悉的景物布置了一个清明和暖的气氛。“乍”“转”“起”“倾”，使这些景物鲜活生动，使整首诗充满了雨和夏的味道，从嗅觉，感觉，视觉各个方位来攻占读者的心.最后两句点明本诗主旨，作者的心犹如葵花向日，任雨打风吹，不动不摇，绝不改变自己的政治理想.
赏析三
这是一首寓情于景，状物抒怀的托物言志诗.起笔点明节令：初夏的一场细雨，驱散了春天的寒意，洗净了空气的尘埃，使得万里江山在经历了夏雨的洗礼后添得一份明朗，显得更加妩媚.紧接着转笔入近景：春去夏来，眼前已没有了那随风飞舞的柳絮，只有自始至终向着明媚阳光的葵花.诗人有意选择"柳絮"，"葵花"作比，言此意彼，恰恰要表明内心的情志：风雨之中我不会像称为"水性杨花"的败絮，我要做"永远向日"的葵花！
赏析四
一首平白如话的小诗，既无险字，也无丽词，似乎一览无余.初夏时节，一场清雨刚停，对着门的南山又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眼前.随风飘舞的柳絮杨花已不见，只有葵花对着太阳在开放.这其实只是字面上的意思.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决非如此浅薄；甚至用不着细细咀嚼，便可知其所指，其所托，其所寄寓着的深意.风风雨雨，雨雨风风，我（作者）也永不会像柳絮一样没有固定的操守，而会永远像葵一样忠心于国家.此诗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托物而言志。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这首《九日寄岑参》，属于寄赠之作，相当于一封诗歌体的书信。这一类诗作，应酬性色彩较浓，内容往往比较空泛。然而，这首寄赠诗却大不相同。杜甫的这首诗寄赠岑参，一方面表达重阳节不能共赏秋菊把酒论诗的遗憾与惋惜，一方面对于天灾给苍生带来的苦难抱有一定的关怀和同情。诗中既有寄赠之作的一般特点，对友人表示怀念和问候，又有涉及当时的社会生活，即因大雨成灾对苍生稼穑表示的关切和忧虑。
这首诗较长，按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段，从开头“出门复入门”，到“难为一相就”，叙述访岑而阻于雨，与岑参的住处曲江虽然不远，但却不能去探访，倍觉思念，表现出了与岑参的深厚友谊。
第二段，从“吁嗟乎苍生”，到“小人困驰骤”，由大雨而联想到这场雨给苍生百姓带来灾害。看起来，这一段似与岑参或杜岑友谊没有直接联系，像是节外生枝。但细想还是有其内在联系的。这倒不仅仅在于都是说大雨，而是他们都是诗人，民间的疾苦是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所以下一段内容，又回到作为诗人的岑参上来。
第三段，从“维南有崇山”到全诗的收尾，归结到岑参的诗歌创作活动。从诗歌本身来说，这里既写出了杜甫与岑参这两大诗人之间的友谊，也表现出杜甫对民间疾苦的关心。然而，过去有的诗论家认为这首诗的内容还不止于此，而是诗中喻指当时的朝政。据考，天宝十三载秋，大雨成灾，宰相杨国忠却取好庄稼来，向玄宗皇帝说：“雨虽多，不害稼也。”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当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无论有无寄托，杜甫对苍生百姓疾苦的关心和同情，则是没有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