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晋后期到东晋前期，正是文学史上玄言诗风形成和开始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学界的情状，如《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郭璞是两晋之交的人物，他在这一时期文学中的地位又是如何呢？《世说新语》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说：“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这等于说郭是玄言诗的倡导者。然而钟嵘《诗品》却说：“（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意见截然相反。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评价，是从不同角度来看郭璞诗的特点而得到的不同结论。郭璞的代表作《游仙诗》十四首，既有表述老庄旨趣的玄言成份，却慷慨多气而非“辞意夷泰”，文采华茂而非平淡寡味。也就是说，它顺应了时代风尚而又超拔于时代风尚。
这里介绍的《游仙诗》十四首的第一首，具有总括全部组诗的纲领性意义。可以看出，诗虽以“游仙”为题，却并不沉迷于完全与人世相脱离的虚幻的仙境。作者把隐逸和游仙合为一体来写，两者常常密不可分。抒发的情绪，是生活于动乱时代的痛苦，和高蹈遗世的向往，但内中又深藏着不能真正忘怀人世的矛盾。这就是所谓慷慨之气的由来。
开头两句双起，以“京华游侠窟”与“山林隐遁栖”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相互对照。“游侠”的现象，古人常从不同角度去看它。在这里，主要是指贵族子弟呼啸酒市、奢华放浪的行径，就像曹植《名都篇》所写的“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那种景象。相比于这一种热烈浪漫、尽情享乐的人生，山林中的隐者，却是孤独而清冷，远隔于尘世之外。两者之间，作者如何取舍？“朱门何足荣”是对前者的否定，“未若托蓬莱”是对后者的肯定。双起之后，一扬一抑，转入主题。“蓬莱”为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它与“朱门”的对照，隐含着这样的意味：朱门虽荣，贵游虽乐，却是倏忽迁变，过眼烟云，不具有仙界超世的永恒。那么，“山林”与“蓬莱”又是何种关系呢？既可以说，隐逸是求仙的前提，又可以说，隐逸和求仙，在超越尘世的浮华喧嚣，探寻生存之本质的意义上，原是一回事。并不一定真的要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
“临源”以下四句，具体描写隐士的生活。他们在澄澈的水源上掬饮清波，又攀上高高的山岗采食初生的灵芝——据说食灵芝可以延年益寿。“灵溪”，《文选》李善注引庾仲雍《荆州记》云：“大城西九里有灵溪水。”“云梯”，李善注谓：“言仙人升天，因云而上。”这二条注有些问题。“灵溪”未必是专名，应只是泛指幽深山谷中的溪流。山水钟天地之灵气，可以养性，故谓“灵溪”。“云梯”更不能指成仙之路，否则“安事登云梯”作为否定的句子，与诗题直接冲突。其实，乘云而上作为政治上飞黄腾达的比喻，由来已久。《史记·范雎传》中，“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便是此意。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山巅水涯，深可流连，无需费心求禄，自致于青云之上。
然则，仕宦的道路，究竟为何是必须抛弃的呢？接着，诗人引用古代贤哲的事例，加以说明。“漆园有傲吏”指庄子，他做过漆园地方的小吏。注意“傲吏”为了与“逸妻”相对，重在“傲”不重在“吏”。因为庄子做漆园吏，根本还够不上“仕宦”，且他也是根本反对仕宦的。据《史记》，楚威王听说庄子贤能，派使者带了重金聘庄子到楚国去任国相。他回答说：卿相固然很尊荣，但就像祭祀所用的牺牛，养得肥肥壮壮，到了宰杀的时候，想要做一头野猪，再也不能够了！“莱氏”指老莱子。据《列女传》，他避世隐居，躬耕蒙山，后应楚王之请，准备出仕。他的妻子劝告说：你今日食人酒肉，受人官禄，明日就被人制约，难免于祸患了。老莱子就听了妻子的话，仍旧过着隐遁生活。这两个故事，都强调了在仕宦道路上，丧失自由，并隐伏巨大危险。因之，所谓富贵尊荣，只是使人失去自由天性的诱饵罢了。联系魏晋以来政治生活中风波险恶的情状，不难想像诗人心中深深的忧惧。
在诗歌的字面上，这些意思都没有明白说出，只是表彰漆园“傲吏”、莱氏“逸妻”，作为自己的楷模。而后用《周易》中典故，点出其中道理。《周易·乾》之“九二”云：“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周易·大壮》之“上六”云：“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蕃羝”两句，意思是说：隐居的贤士，如果进而求仕，固然可能如潜龙之出现，风光一时，为天下所重，然一旦陷入困境，就再也由不得自己，犹如壮羊的角卡在了篱笆上，进不得，退不得。所以在人生的选择上，不能只看到进而“龙见”的辉煌，更要预想退而“触蕃”的窘境。这里都包涵着动乱时代的“忧生”之感。
经过以上的思考，作者得出明确的结论：“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伯夷、叔齐，是古人称颂的贤者，曾互让王位而逃到西伯昌（周文王）那里；后来武王伐纣，他们又为了忠于商朝而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但在魏晋人看来，这种大忠大贤，仍然是牵绊于世网，伤残人生的本性，正是羝羊触蕃的可怜相。远不如高蹈于人世风尘之外，摆脱一切世俗的羁绊。
令人感叹的是：郭璞虽有高蹈的志向，却并不能摆脱仕宦，入隐山林。后更因反对王敦谋叛，遭致杀身之祸，“游仙”的豪情，化作刀下的哀吟。只是在他的诗歌里，留下那一代文人感时伤世的情怀，追求解脱的期望，和进退失据的叹息。在写作手法上，这首诗引用庄子的事迹和思想，引用《周易》的成言，借以表述自己的人生观念，体现了玄言诗兴起时代的文学风气。
让我抓住不放的是“钟山”这个词。后主对“钟山”这个词很有爱，自号钟隐、钟山隐者。“钟山”对后主来说，意味着出世、隐居、清逸。因此联系全文，“钟山”一次并非实指而是虚指。无乃见钟山并非说见不到钟山，而是说无法继续目前这种类似隐居的闲逸的状态。这首诗的中心思想应该是，有一件事他不想去做。不想做的理由是因为环境恶劣，无法像现在这样清逸闲散。
他说“不想去”，意味着有选择的余地。又说不想去的理由是因为“不能这么安逸”，意味着他目前的生活状态是相当安逸舒适的。如果是亡国前后期的作品，是否去汴京，是他可以选择的吗？他当前的生活状态，能用“安逸”来描述吗？显然不能。所以这不是亡国前后的作品。
将这首诗和后主的生平相联系，可以作以下猜测：所谓异国，并非指某个国家，而是指自己灭亡的唐朝。所谓惊涛，并非是说渡江的情景，而是自己现状。所谓钟山，并非是说某座山，而是说隐居的生活。而在后主心目中，隐居不代表清苦，而代表清逸。
他现在正过着十分安逸的生活，很舒服满足，不想放弃这种生活去过另外一种类似于“惊涛骇浪”般的，有别于现在的生活。
这是一首田园景物诗，诗的首联领起全诗，总括杨村不同一般的美景；颔联、颈联具体描绘所见景观，原野开阔，色彩鲜明，景物如画，令人欣漾；尾联笔锋转向自身，抒发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情感。此诗词语对仗工整，语言晓畅自然。
首联“石桥两畔好人烟，匹似诸村别一川”总括杨村的美好景致。江西属多山丘陵地带，虽不至于“地无三尺平”，但平原也并不多见。诗人此刻走上石桥，看到的不是陵岭蜿蜒而是一片平川，炊烟袅袅，心中惬意畅然之感顿生，旅途疲惫也被这阔寥的景色荡涤一空。
颔、颈两联对杨村加以具体描绘。“杨柳荫中新酒店，蒲别架下小渔船。红红白白花临水，碧碧黄黄麦际天”四句勾勒出一幅如诗如画，似幻亦真的田园风光美景。绿绿的杨柳，紫色的葡别，红白相间的鲜花，金黄的麦田、蔚黄的天空，象是重彩渲染的民间年画，色调对比十分鲜明。开阔的画面，丰收的景象，令人陶然欲醉。并非诗人重笔渲染，大肆泼墨，而是纯为白描勾勒，平铺直叙。在颔联中，诗人以导游的身份向人们娓娓介绍，指点杨村景物。颈联的“红红白白”，“碧碧黄黄”则是将诗句口语化，浅显通俗，朗朗上口。正如陈与义所说：“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春日》）诗人沉迷于田园美景，赞美之词脱口而出，这种不假修饰，随意自然赞美反而更能显出诗人溢于言表的喜悦之情，也就是在这种平淡自然的描述中，农家远离尘嚣、自足自乐的田园生活乐趣得以更深刻的体现。新酒店的开张，渔人无拘无束的生活，丰收的麦田，鲜鱼美酒，多么令人神往。画面上并未出现人物，但诗人渲染的笔锋，让人感受到他们宁静而幸福的生活。
最后一联写自己的感想，他说了许多农村如何如何好的话，主要目的，就在于最后这一句话，以田园乐趣来反衬他不太想做官的思想。
律诗讲究起承转合。一般来说，颔、颈联之间需有“转”的关系。而本诗颔、颈两联却为并列关系。这便是诗人对“活法”的具体运用。杨万里有意打破律诗格式的框架窠臼，力求变通，求新求活，以两联并列同去描绘色彩纷呈的生活画面，从而使全诗意象更为丰满充实，富有立体感，为诗人产生退隐之念作了铺垫。的确，这般田园美景，如此生活乐趣，何必在仕途上奔波忙碌。大自然新茗一般的清新早将诗人追逐功名利禄的世俗之心涤除得干干净净。这便是《过杨村》于平淡之中透出的醇厚韵味。
这是一首咏史诗，是诗人早年间游历汉高祖故乡时有感而发的即兴之作。这一时期，李商隐初涉仕途，政治热情极高，尽管屡因朋党争斗而遭排斥打击，但并没有灰心丧气，对前途充满信心。
诗人在这里用了很鲜明的色调来赞誉汉高祖，并以项羽作陪衬突出了高祖建汉的恢弘气势。刘邦和项羽虽然都同为反秦义军的领袖人物，可最后的胜利还是不可避免地归了刘邦，这是一种王者之风的胜利，项羽大败垓下是历史的必然。全诗对汉高祖的崇羡之情溢于言表，并立志要效仿汉高祖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