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二句以春草起兴，第三至第六句极写春光之旖旎动人，第七至第十句，用名理语为写景部分作结，最后十句转入抒情写意，让全诗在感情最激越的高潮处完成了题意。这首诗，在语言上颇为精工密丽，巧用比兴，始终运用大量拟人化的动词，着力写出景物的神情意态，形成了篇中有句、句中有眼的特色。
诗以丽景衬托哀情。首二句以春草起兴，语出《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春天是万物萌发的季节，也最宜于怀人相思，青青的草色因此便逐渐成为离思的象征。楚辞之后，汉诗《饮马长城窟行》亦云“青青河畔草，緜緜思远道”，唐以降“春草”更成为诗人们习闻熟见的典型意象，如自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李后主的“离情恰似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等等。而在这一诗歌语言典型化的过程中，大谢无疑也是重要的一环。
第三至第六句极写春光之旖旎动人。“差池”指燕子的张舒尾翼、轻捷穿行，“夭袅”写桃花的舒枝展叶、婀娜多姿，这两句是从形态上着眼的；“灼灼”指花色的绚烂鲜丽，“飞飞”写燕语呢喃，这两句又是从声色上着眼的。这四句虽然写的只是寻常之景，但由于讲究选词造句，却增色不少。它们均以连绵字居首，其中“差池”、“夭袅”属双声、“灼灼”、“飞飞”属叠字，两两相对，从而造成一种暄妍热闹的声情；而“差池”和“灼灼”又均用《诗经》成语，这两个成语本来都是写亲人之情的，用其成语也就加强了反衬下文的意味。这四句中二、三两句紧承，一、四两句遥应，这种“丫叉句法”（钱钟书《管锥编》语）在烘染景物的同时，又有矫避平板之效。“檐上”、“涧下”两句又把笔触移到山中，景色也从浓丽一变而为清幽。“幽树虽改观，终始在初生”两句，用名理语为写景部分作结。“终始”出于《庄子·达生》：“游乎万物之所终始。”“初生”则本于《庄子·天地》郭象注：“初者，未生而得生。”意谓春天里林木的形貌变化虽然较为著眼，其实造化万物也莫不都在潜移默化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物理人情，消息相通，由此从目击之景过渡到心之所感。
以下十句转入抒情写意。这一部分仍以比兴发端。“松茑”、“樛葛”两句，取《诗经·小雅·颊弁》和《周南·樛木》的用语，以缠绕于松树、樛木上的茑藤和葛蔓，比喻家人亲密依存的关系。这两个取譬既上应了“幽树”，又反挑起下句的“眇然”。眇然，微细孤弱貌，这里指游子的茕茕独立。春光愈是骀荡暄妍，相形之下游子就愈发显得飘摇可怜，人与物乃在得不得时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禽鸟花木因得时而生意欣然，游子因不得时而意绪阑珊，故面对春色不以为喜，反以为悲。“鼻感”、“眼伤”两句，意同陆机诗中的“目感随气草，耳悲咏时禽”，“感”与“悲”、“伤”同义互文。而下两句的“侘傺”和“澶漫”则属反义对举。两句谓失意的痛苦刻骨铭心，而纵逸快乐则早就与自己无缘了。“侘傺”和“澶漫”二词是以双声和叠韵相对，四字均为去声，从而传达出愤懑的心声。诗的最后亦以比兴结。
末两句乃从前人化出，“风来”句本于陆机同题诗：“愿托归风响，寄言遗所钦。”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鸟去”句则略近于汉代的《别诗》：“欲寄一言去，托之笺彩缯。因风附轻翼，以遗心蕴蒸。鸟辞路悠长，羽翼不能胜。”古诗中素有临风送怀、托鸟寄音的说法，现在连此都不可得，可见其郁结的情怀非常深。全诗在感情最激越的高潮处完成了题意。
大谢的这首诗，在语言上颇为精工密丽。诗中用连绵词有七处，从典籍中取成语者约十处，远较陆机的原作为多。文字的琢炼也每多胜处，如“桃悦色”、“燕弄声”中的“悦”字、“弄”字，“松茑欢蔓延”、“樛葛欣虆萦”中的“欢”字、“欣”字，都以拟人化的动词，着力写出景物的神情意态，形成了篇中有句、句中有眼的特色。从这里不难看出晋宋之际诗歌语言在形式技巧方面所取得的长足进步。
这是一篇缅怀往事、抒发乱离之感的诗。在诗里杜甫怀念乱前宋中的繁华，伤盛世的消失，讽谕唐玄宗好武功所造成的恶果；忆恋同李白、高适游宋中时的友谊，痛挚友相继死亡，叹自身的衰老飘零。
全诗分四段，开头十二句为第一段写宋中地区的繁华；十三句至二十句为第二段写与高适、李白的邀游；二十一句至二十八句为第三段写唐明皇开边之事；最后十四句为第四段，叙写乱离死生，而深痛高李之亡。既有现实经历的生动描述，又有几十年来郁积于心中的主观情感的抒发。此诗纵横古今，雄视万代，畅谈历史，痛砭时弊，总结教训，秀而不冶，艳而不妖。
此诗前十二句，写昔时宋中梁孝王都的风物人情。当时的商丘古城名声仅次于陈留，而与贝州、魏州齐名。这里人口众多，有高楼、大道；水陆交通便利，以至于“舟车半天下”；人们热情好客、行侠仗义。次八句，回顾与高适、李白游览的情景。他们在酒瓮的土台跟前畅饮，“登文台”赋诗，观梁园雁池，望芒砀云烟，追思汉高祖斩蛇起义创业、梁孝王主宾相得作赋。再十句，写唐玄宗当年穷兵黩武、四方征伐，致使生灵涂炭、天下混乱。后十一句，表达对高、李的悲念和哀思。由于岁月流逝、遭逢离乱，朋友已经亡故。李白死于宝应元年（762年），高适也卒于永泰元年（765年），而今自己亦到了衰落之暮年，又“独在天一隅”“系舟卧荆巫”，真是“存殁两呜呼”。诗人以“乘黄”“颜鲍”指高、李，以“凡马”自比，而且常常愿尽“抚孤”的义务，对高、李的尊恭和思念，也表明了三人之间的情深意笃，同时也看出商丘之游对诗人来说是美好，不能忘怀。
这首诗写的是初夏风景，文字通俗易懂，而构思上却独具匠心。
诗人选取了黄莺、桑树、蚕三个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意象，又把三者巧妙串连在一起，上承下启，前呼后应，构成一个严谨有序的艺术整体。就在这幅通俗、浅显的乡土风情画中，诗人寄托了他浪迹江湖、一事无成的悲哀。所谓“我行不记日，误作阳春时”、“蚕老客未不”，言下之意是阳春已过，初夏来临，而自己大业未就，虚掷光阴，空度岁月。
正是桑间黄莺的啼鸣惊醒了诗人，时临收获的季节，应当珍惜年华，不能再作无目的漫游了。但是，驱马向前，扪心自问，前途是如此渺茫，令诗人倍感悲凉，尾联收笔联系深层的现实，而表达的情感正是一种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思想情绪，其中也含有羁旅的愁苦以及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全诗先扬后抑，借景抒情，将情与景交融在一起，体现了一位浪漫主义诗人的博大情怀。
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说：爱情对于男子只是生活中的一段插曲，而对于女人则是生命的全部。确实，一个姑娘生活中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反复证实小伙子的爱情是执着专一，永恒不变的。因而，恋爱中的姑娘永远没有精神的安宁。对方一个异常的表情，会激起她心中的波澜；对方一个失爱的举动，更会使她痛苦无比，寝食难安。《郑风·狡童》中的这位女子就是如此，或许是一次口角，或许是一个误会，小伙子两个失爱的举动，她竟为之寝食不安，直言痛呼。
首先，诗的两章通过循序渐进的结构方式，有层次地表现了这对恋人之间已经出现的疏离过程。第一章曰：“不与我言”，第二章承之曰：“不与我食”，这不是同时并举，而是逐步发展。所谓“不与我言”，并非道途相遇，掉头不顾，而当理解为共食之时，不瞅不睬；所谓“不与我食”，是指始而为共食之时，不瞅不睬，继而至分而居之，不与共食。爱情的小舟，遇到了急风狂浪，正面临倾覆的危险。与此相应，女子失恋的痛苦也随之步步加深。共食不睬，虽一日三餐不宁而长夜同寝尚安；而分居离食，就食不甘味更寝不安席了。因此这位女子要直言呼告，痛诉怨恨。
其次，诗篇通过直言痛呼的人物语言，刻画了一个初遭失恋而情感缠绵，对恋人仍一往情深的女子形象。《诗经》中刻划了许多遭遇情变的形象，情变程度有别，痛苦感受不同。《郑风·狡童》中的女子面临失恋的情况，听她的呼告，能感觉在怨恨与焦虑中，仍对恋人充满了渴望与深情。“狡童”的“狡”，一说通“佼”，亦即强壮俊美之意；如此理解，“彼狡童兮”，亦即“那个强壮漂亮的小伙子啊”。这就是骂中有爱，恨中带恋了。所谓“若忿，若憾，若谑，若真，情之至也”（陈继揆《读风臆补》）。而两章的后两句“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则由前两句第三人称的“彼”，转变为第二人称的直面式的呼告了，从而把对“狡童”的恋慕期待之情表现得缠绵难割。
古老的《诗经》，传达的是古今相通之情，只因语言简奥，才会艰深难解。《郑风·狡童》则不然，不仅女子的感情哀伤动人，女子的呼告也是明白如话，句句入耳。可是，一首直抒胸臆之诗，千百年来却久遭曲解。“诗必取足于己，空诸依傍而词意相宣，庶几斐然成章；……尽舍诗中所言而别求诗外之物，不屑眉睫之间而上穷碧落、下及黄泉，以冀弋获，此可以考史，可以说教，然而非谈艺之当务也”（《管锥编》第一册）。钱钟书对“《诗》作诗读”之旨作了淋漓透辟的发挥，读《郑风·狡童》然，读一切古诗均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