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
这首诗写诗人后湖晚坐时所见景致,及其悠闲情怀,大约作于诗人自颍州教授任上罢归后的几年家居赋闲之时。首联是写近景,通过浅水和荒城,描绘出一种静谧的环境。颔联是写远景,写青林和白鸟,充满自由和生机,成为名句。颈联是抒发诗人的感慨,远离官场,隐居山林,名列苏门,颇感欣慰。尾联写归雁和暮鸦,寄托了诗人耿介自守的志气。
全诗淡墨写景,诱人想象,情寓景中,耐人寻味。语言风格似陶渊明,淡而实绮,癯而实腴。
前面两联写景不涉及人,但字里行间却隐然有一诗人在。晚坐后湖,首先扑入诗人眼帘的是后湖,故首句即写“水净”,也是因水之明净而觉眼前一片明澈,极写水之清亮。用“偏”字反映出乎寻常或意料的意思,具有强烈的感受语气:“那湖水竟是非同寻常的清澈啊。”
次句写荒城。“城荒”,写诗人当时看见自己所居之城很荒僻。因城市荒僻而以为“可当山”,联系颈联的“身致江湖上”一句是说:尽管由于某种原因,不能隐于山林,只能隐于朝市,那么就把这座荒城权且当山吧。在意念之中,他便也就隐于山了。“偏”、“可当”,是诗人的感受、感觉,显示了在首联的带有主观感受色彩的景致外,还有诗人的存在。颔联写青林、写白鸟。暮色笼罩下,诗人看见远处青林中,不断地升腾起迷漫的雾气,蓊蓊郁郁,如同那青林怀着无限情意;又见白鸟时而停在湖边,时而集于树上,显得从容、悠然,仿佛极有余闲似的。其实,从这两句带拟人化色彩的景物描写中,读者又能够看到诗人自己:因为他遥望青林,其意无限,故觉青林似亦有无限之意;恰是他长时间(极有余闲地)瞩目白鸟,才以为白鸟也很有余闲。于写林、写鸟中,含蓄地写出了诗人自己的悠闲情怀。
颈联便明写诗人自己“身致江湖”,说明他此时正过着隐居生活,是一个无所羁绊的隐士(因而才能如此悠闲地长坐后湖,观赏着水、城与林、鸟)。“伯季间”,语本曹丕《典论·论文》:“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又《晋书·王湛传》:“王济对武帝曰:‘臣叔殊不痴,山涛以下、魏舒以上。’湛曰:‘欲处我于季孟之间乎?’”此处当指苏轼、苏辙门下诸君。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说:“子瞻、子由门下客最知名者,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世谓之‘四学士’。至若陈无己(无己,陈师道的字),文行虽高,以晚出东坡门,故不若四人之著。故陈无已作《佛指记》曰:‘余以辞义,名次四君。’”后来陈师道、李廌与“苏门四学士”并称“苏门六君子”。
尾联写景亦写诗人自己。天色已晚,暮空中,雁儿急急归去。诗人纵目追随着它们的归踪,直至在视野中完全消失。雁已归尽,人却不能兴尽而归,诗人还在饶有兴致地坐等着暮鸦归来。人的闲散,情的闲适,于此又体现出来了。
此诗重复运用“白鸟”、“归雁”、“暮鸦”三种禽鸟意象,应是白璧微瑕。
陈师道的诗在艺术上的最突出之处,便是表面淡而实际丰腴,此诗亦然。虽出以淡淡的笔墨,诗味却是极其丰腴醇厚的。诗人将自已那种无案牍劳形、无尔虞我诈伤神的无拘无束的悠闲之态、自得之情,蕴于淡墨描绘的景物之中,清神幽韵,而又苍劲雅健。
词的开篇两句是作者对春去的叹息。“池上”一问横空而来,充满了惋惜、无奈和迷惘。接着作者描写漫天的“落花飞絮”,背景也正是在“池上”。这些漫天的落花飞絮,飘洒下来,纷纷扬扬,坠落往池面上,随水流逝。而对这样一幕场景,滴居、漂泊多年的秦观,内心自然会涌起无限的春愁。这种“春愁”,不再是某些婉约词人所抒写的闲愁,此时在他心中的”春愁”,不仅有对岁月流逝的哀叹,更有对功业无成而生命渐渐走到尽又的无限悲凉。“孤馆”“梦断”二句,正是表现这种悲凉。“梦断”二字点明开篇两句描写的景象是作者从梦中醒来时一瞬间的所见。从下文还可以知道,作者醒来时才刚刚“五更”,天方微亮,“悄无人”正符合此时的场景。词人从“月堤归路”这一重回故乡的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仍旧是在“孤馆”之中,身边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放眼望去,屋外一派春去的落莫,此情此景,引发作者无穷的哀伤。
于是词人孤寂地坐着,静静地感受着哀伤,”无绪,无绪”四个字,把这种哀伤如吟唱一般地表达出来。“无绪”是“无奈”,是“无计”,是“无情”,是“无聊”,种种复杂的感情都包容在这两句简单叹息之中。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东坡言《如梦令》曲名,本唐庄宗制。一名《忆仙姿》。嫌其不雅。改名《如梦令》。庄宗作此词.卒章云‘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取以为之名。”《如梦令》这一词调的命名,正是因为下阕这两句,因此词家用这一词调时,往往在这两句上费尽心机,比如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用“知否,知否”,形象地写出疑问与感伤的语气,为人所激赏。秦观的《如梦令·遥夜沉沉如水》作“无寐,无寐”,非常警醒、精练。而此词中,“无绪,无绪”同样极为含蓄深沉,丝毫不逊于前人后人。
“帘外五更风雨”具有象征意义。作者在美梦破碎之后心绪不宁,听着帘外的风雨,预感到更坏的厄运将要到来。全同以此作结,显得极为绝望,可见这一时期秦观的思想。这一句同时也交代了整首词发生的时间、背景,读者因此可以知道,上文所描写的“落花飞絮”等场景,都是在五更时候,都是在风雨之中,更添一份落寞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