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绮怀》共有十六首。“绮怀”犹言丽情，但有的作品也寄托着作者的感慨。少年时代的那段美好爱情的破灭，在诗人的心头留下了永远难以愈合的创伤。步入中年之际，回首往事，风干的伤口，带来心痛依旧，诗人在对爱情的追求与绝望的痛苦中挣扎。所以，该组诗中的每一首，都是一首沉痛的恋歌，都回荡着诗人真挚的情感。而这最后一首，表明诗人已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不能自拨，他只有把美好的爱情连同幻想一起埋葬，然后带着无法排遣的如海的忧愁和苦难，尽快了此一生。真是伤心人别有怀抱。
“露槛星房各悄然，江湖秋枕当游仙”，“星房”，织女星的闺房，此指自己所喜欢的女子的住所，居住的地方。这句说自己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恋人已经结婚生子，往事已不堪回首，再回到她和自己曾经去过的地方，如今的地方（沾露的栏杆、她的住所）已经没人了，心上人早已远嫁他乡，回想起来真是感叹万千。十年来，诗人到处流浪，当时正值秋季，诗人只能靠游仙来回味梦中的甜密。
“有情皓月怜孤影”四句写我这孤单单、孤零零的游子的身影，在皎洁明亮的明月下，也应受到一些怜惜，可怜我这孤独的身影，想起这些无可奈何的事，就应该结束这段痛苦的恋情的回忆，让它作为将来回忆的一瞬间，否则长此下去，你的爱情生活的悲剧将进入你的全部生活。
“茫茫来日愁无海，寄语羲和快著鞭”，这是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写出了作者对将来的惶惑无所寄托的心情，自己过去的那种悲苦悲情的追忆是多么的让人回味，可是这“愁”如何了结、又何时是头呢？于是诗人使用神话色彩的传语，传语给驾日车之神羲和，请他赶快加鞭，让日子很快的过去，或许能减少我的愁思。诗人同大海作比喻非常恰当，恰到好处，极为贴切，贯用神话传话，加重悲苦色彩，想象奇特，读来令读者更加仔细品味，同时也启示我们应该丢掉自己的烦恼，去努力地争取，争取自己拥有一份美好的恋爱回忆。
首二句，写清军南下战后遗弃的武器狼藉满地，他们举步维艰，南中国岿然不动。“杂虏”，指满洲八旗军外，清军中尚有蒙古等其他民族。“南斗”，星名。即斗宿，有星六颗。在北斗以南，形似斗，故称。后以南斗借指南方。《隋书·高帝纪上》：“尉迥猖狂，称兵邺邑，欲长戟而指北阙，强弩而围南斗。”
三四句赞南京自古是有金银气的宝地，并想像抗清的张煌言会如张骞封博望侯，能攻城略地。“金银”，指所谓的金银气。古代传说，地下埋有金银财宝，则有气显于地上，所谓“蓝田日暖玉生烟”也。《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大水处，败军场，破国之虚，下有积钱，金宝之上，皆有气，不可不察。”又，《艺文类聚》差八十三引《地镜图》：“凡观金玉宝剑铜铁，皆以辛之日，待雨止，明日平旦，亦黄昏夜半观之，所见光白者玉也，赤者金，黄者铜，黑者铁。”杜甫《题张氏隐居二首》其一：“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麋鹿游。
“许嵩《建康实录》：“秦始皇三十七年东巡，自江乘渡，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因凿钟阜，断金陵长陇以流，至今呼为秦淮。”“云汉”，有多义，此指银河。《诗经·大雅·棫朴》：“倬彼云汉，为章千天。”晋代人传说，有人乘槎（木筏）从海上到达天河，见到牛郎织女，又返回人间。典出张华《博物志》卷十：“旧说云天河与海中。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赉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茫茫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由何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
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笑融《太湖石歌》：“用时应不称娲皇，将去可堪随博望。”
五六句设想清军惨败的情景。“黑水”，指黑龙江。“白山”，指长白山。均为清朝先祖发祥之地。“游魂”，古称游荡的鬼魂。陶潜《拟古九首》四：“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诗五六句类杜甫《兵车行》：“新鬼烦冤旧鬼哭。”极见战亡之众。
最后以事如过眼烟云，岁月蹉跎的感叹作结：“十年老眼重磨洗，坐看江豚蹴浪花。”据钱学增注云：“顺治三年丙戌，江阴黄毓祺自舟山起师，钱谦益使柳如是至海上犒师（见《江阴祝氏孤忠续录》），郑成功在夏门之鼓浪屿起兵。四年丁亥，黄毓祺海上遇风，师船漂没，黄为清巡抚所获，钱谦益也被捕入狱。当时钱谦益年六十六岁，至己亥年七十八岁，故云‘十年老眼重磨洗’。事已隔十二年，十年是约数”。许浑《金陵怀古》有“江豚吹浪夜还风”句，这首诗末句用其意。
南明弘光朝官礼部尚书，清军陷南京开门迎降的要员之一钱谦益，任新职不久即告归故里，秘密从事抗清活动，与瞿式耜、郑成功都有联系。上第一首满怀喜悦赞郑成功进军长江的胜利。第二首因战争失败，则为嗟叹之词了。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