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记述天子会同诸侯田猎故事的诗篇。《诗经》中涉及田猎的诗篇有许多,而描写场面之宏大,当首推此诗。全诗八章,艺术地再现了举行田猎会同诸侯的整个过程。
第一章是全诗的总貌,写车马盛备,将往东方狩猎。战马精良,猎车牢固,队伍强壮,字里行间流露出自豪与自信。第二、三章点明狩猎地点是圃田和敖山。在那里人欢马叫,旌旗蔽日,显示了周王朝的强大声威。第四章专写诸侯来会。个个车马齐整,服饰华美,显示了宣王中兴、平定外患、消除内忧后国内稳定的政治状况。第五、六两章描述射猎的场面。诸侯及随从士卒均逞强献艺,驾车不失法度,射箭百发百中。暗示周王朝军队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第七章写田猎结束,硕果累累,大获成功,气氛由紧张而缓和。第八章写射猎结束整队收兵,称颂军纪严明。赞语作结,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全诗结构完整,层次分明,按田猎过程依次道来,有条不紊,纹丝不乱。运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极富表现力的语言,生动传神地描写了射猎的场面及各种不同的景象,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写射猎,仅用四句十六字就绘声绘色地将大规模的场面呈现于读者眼前。“不失其驰,舍矢如破”凝炼传神;“萧萧马鸣,悠悠旌旆”,画出一幅队伍归来的景象,尤意境宏大而优美,真是充满了诗情画意。
全文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连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作者在说明问题时运用古今对比,农夫与富商大贾的对比,法令与实际情况的对比,使他的主张得到更鲜明的表现,让统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中特别是对农民现实生活的贫困穷苦的描写,揭露性很强。
所谓“谷贱伤农”,意思就是说,粮食太便宜了,就会挫伤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导致产量减少,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我国在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农业的发展问题。晁错认为蓄积多,则民心稳,统治稳固;而要增加蓄积,必须想办法使农民尽心于农业生产。但现状是农民忙活了一年,到头来却只有很少的收益,为了应付各种赋敛,有的甚至“卖田宅,鬻子孙”;而商人无农民之劳,却能“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这种差距不可能使农民安心于农业,作者由此提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的观点。他的观点对于扭转“谷贱伤农”的状况是有好处的,对现代社会解决“三农”(指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也是有借鉴意义的,但他尊崇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待商业和商人也有一些偏颇和不公正之处,读者阅读时要注意。
这首五言古诗是诗人早期的一首爱国诗篇,即事而言怀,自述研读兵书的心境和情怀,是一位不得志的爱国志生的自我写照。
“孤灯耿霜夕,穷山读兵书”,一个孤灯照耀的秋夜里,诗人独自在人烟稀少的深山里阅读研习兵书。茫茫夜色,漫天冷霜,一盏寒灯,孤寂清冷,但诗人的报国之志却没有丝毫消歇。
“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一生都抱有立功于千万里之外的雄心壮志。“万里”是虚数,形容极远之地,这里指边远的地方。手执锋利的兵器,为君王冲锋陷阵,奋勇杀敌,这是何等威猛雄壮。
“战死生所有,耻复守妻孥”,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是仁人志生应有之义,如果只想着厮守在妻子儿女身边,尽享天伦之乐,而忘掉报国之志,失去誓死杀敌的气概,则是万分可耻的。
“成功亦邂逅,逆料政自疏”,到这里诗歌的格调由高昂转为低沉。
“陂泽号饥鸿,岁月欺贫儒”,诗人一己的理想虽然不能实现,但他仍胸怀天下苍生。
“叹息镜中面,安得长肤腴”,诗人痛惜之余,在镜子中看到自己憔悴的面答,为之深深叹息。
全诗蕴含着炽热而深挚的感情,同时能把一己之情和广大人民的悲惨境况联系起来,使得诗篇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诗的开篇描绘读兵书的时间和环境,烘托出一种孤寂的氛围,接下来发表感想。首先自述立志厮杀疆场、报效祖国,其次感叹人民的悲惨境遇和自己壮志未酬,最后喟叹岁月蹉跎,希望在有限的生命中去实现、完成理想和事业。诗中情景相互衬托,身处萧瑟之境,而心在万里之外的沙场上;流离失所的民众的哀号又把诗人拉回现实的情境中,通过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强烈对比,读者可以真切体会到诗人壮志难酬的心情。诗人的豪情壮志在现实中不免遭受拘迫,于是时而会生发出一种“骏马宝刀俱一梦”的失落之感。这种失落的情怀在诗中又主要表现为悲壮之情。
全文围绕“取其实而去其名”的中心论点,分为两大部分展开论述:前平论师道,后半论创作。虽前后侧重点不同,但其内在筋脉却终始一贯,浑灏流转。
开篇即针对韦中立提出的“欲柑=相师”明确作答,说自己“不敢为人师”。下文连举两例,陈述不敢、也不愿为师的理由。其一是韩愈为师之例,其而是孙昌胤行冠礼之例,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二例共同说明一个问题:流俗不问是非,见怪即吠,倘若独为众所不为之事,必然招致厄运。
韩愈为师事是最有力的址明。魏晋以降,世风日下,人们耻于言师。而韩愈却不顺流俗,收召后学,作《师说》,抗颜为师,结果招致众人笑骂,被目为狂人,不得不匆匆东行。由此见出为人师者的下场,也见出世风的浇薄。为了更形象地印证世俗的少见多怪及其严重危害:“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这就是说,为师者并无过错,问题出往那些见怪即吠的世人身上,而且这些人是如此之多,能量是如此之大,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忧惧,并力避“召闹取怒”。进一步看,“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遭群犬之吠,那么,“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就不是明智之举了。更何况作者身为被贬之人,已蒙罪名;谪居九年,病疾不断;又有什么必要仅为一个为师的名号而自取其辱,让那此“呶呶者”一天到晚住耳边聒噪,扰乱心境呢?在这里,作者所举之例、所说之话看似带着谐谑味道,但其内里实则隐含着无比的悲凄和沉痛,隐含着对韩愈的同情理解以及对浮薄世风的愤懑。
柳宗元之不为师,并非否定师道,实在是因为怕遭世人非议而不愿空担一个为师的名号。在此后所作《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巾,他曾这样说道:“仆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虽若是,当叫无师弟子之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由此可知,柳宗元当年在长安时就已经一方面避师之名,一方面行师之实了。证因为如此,所以下文话题一转,回到韦中立身上-,非常客气地表明可以行师之实——“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後,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但决不愿担为师之名 “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
既然可行师之实,就有必要将自己为文的心得告诉对方。于是,下文开始专力论为文之道。从少年时的“以辞为工”,到成年后理解的“文者以明道”;从作文的基本技法到其取法之源,再到可供参考的对象,娓娓道来,有条不紊,深刻惊警,启蒙发凡。作者是既重“道”又重“文”的,虽然“文”的目的在“明道”,但“文”本身又有其独立自主性,要将全副精神投入,才能将之作好,才能有所创新。这就要求为文者既要去除“轻心”、“怠心”、“昏气”、“矜气”,避免浮华、松散、杂乱等弊端,又要根据不同情形,或抑或扬,或疏通文气,或删繁就简;与此同时,还要扩大视野,遍览《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以及《庄子》、《国语》、《离骚》、《史记》等文史精品,充分吸收古人创作上的经验,借以磨砺气势,畅达条理,纵横思绪,增多意趣,使其既含蓄深沉义简洁明净。这段论文之浯,是作者多年来的创作心得,堪称一篇精到的创作论,如今和盘托出,以示韦中立,这种做法,不正是老师淳谆教诲弟子的行为么?但作者虽行师之实,仍坚决不要师之名,因而在文章结束处再次告诫对方:“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既回应前文,又一笔点题,曲包余蕴,令人回味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