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由梅岭的梅花开放，联想到遥远的边塞，仍然处于严寒之中，忽发奇想，觉得仿佛眼前花似雪，彼处雪似花，于是遥远的空间阻隔便消弥于错觉之中。然而一旦清醒，才想起征人远在万里之外的冰天雪地之中，春天到了也不知归来。诗人从小处入手，细腻婉转，但笔锋一转，描写塞外征人，升华了诗的主旨。
卢照邻此诗在梅花和雪花的形态颜色相似上做文章，利用这一简单的比喻构成了两个白色世界的奇异混淆，读来既新颖又奇特，描绘了一幅美丽奇妙的画卷。
虽说是混淆的，分不清是梅是雪，但梅和雪的世界却是对立的：冰天雪地的匈奴地区和婉约柔美的中原地区。
诗中的“开”字也起到了双关的作用：在北方，雪尚未“开”，“开”指“雪尚未融化”，也指“开化”，即谓匈奴的边塞地区处于较落后的境地，还没有得到中华文明的开化。
归诗词中常将春和雨以及花和雨联系起来。不过由于时间与气候的变化，有的风雨是送春归，有的风雨则是催春来。而李好古的这首词说：“花过雨，又是一番红素”。大概是属于催春来。“燕子归来愁不语”一句，承上启下，春来燕归，春色依旧，而归来的燕子为什么却闷闷无语呢？自然引出下文——“旧巢无觅处”。“旧巢无觅处”的原因，作者没有直说，犹露犹藏发人深思。这首词有的本调名下有题——《怀故居》，因而有人说，燕子旧巢，比喻自己故居，春来到来了，人无归处，表现了一种无处可归的飘泊之感。其中还寓有家国之感，所以把它理解为那个特定社会现象的典型概括，则更为合适。上片结句，就字面看补足了上文，完成了对“燕子”的描写，就其喻意而言，则引向社会现实，这就为下片预作好了铺奠。
国家山河支离破碎，百姓流离失所，归这样艰难的时局里，“谁归玉关劳苦？谁归玉楼歌舞？”这句话深刻尖锐，咄咄逼人，“玉关（玉门关，这里泛指边塞）劳苦”者，指的是那些守边的士卒。而归玉楼上取乐的，却是那班不思抗敌、不恤士卒的将领，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一大批“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于西湖畔上的、南宋朝廷里的显官达贵。一苦一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读者从对比中，感受到振憾人心的艺术力量！下文词人没有顺着这个调子再把弦儿绷紧，也没有用一般乏味的文字，敷衍成篇，而是别开生面，用假设和推想，从容作结：“若使胡尘吹得去，东风侯万户。”东风“吹去”胡尘“，已是一奇；再进一步，还要封”东风“为万户侯，更是奇特非凡，令人耳目一新。然而最妙则于不经意之中，用这种丰趣活泼的文字，翻空出奇，涉笔成趣。同时，它又归诙谐之中包含着某种庄重，其中隐含了一个重大的严肃的社会政治问题，即朝中无人抗金，而百姓则渴望统一。归天真之处展现真情，风趣之中包含着冷峻。
春日，多有“东风”，“旧巢无觅”，才有“东风”吹去“胡尘”盼想，前后照应，此外，词人兼用明快、严肃、含蓄、幽默的多种手法，浑然成篇，自成一格，更是它的独特之处。
该首怀古曲高度赞美王昭君和西施。虽然她们都是被统治阶级所利用的人物，但在客观上却对民族的和好和祖国的安全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肯为苍生计”、“千古光辉”，是极有见地的评价。结尾说“战马空肥”又深刻讽刺了封建统治者的昏庸无能。
小令开首两句，以十分简洁、形象的语言点出了环境和事件。写塞外旅骑，壮豪中颇多凄凉意味；写灵岩歌舞，清冷间不乏妩媚之处。细细品味，使人如身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读者的视听感官似乎全被调动起来，深深为句中的意象所感动。第二层中间五句，前两句问肯为苍生着想，以救天下为己任的“红妆”、“妖娆”能有几人，后三句答引出昭君和番、西施入吴的故事。昭君和西施的事迹妇孺皆知，将两人事迹同时容纳在舞狮子的短短作品中，可见诗人构思文气之奇兀了。作者先用“红妆”言装束之盛，继用“妖娆”描体态之媚，再用“蛾眉”赞容貌之丽，最后才点出昭君和西子的名字和她们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壮举，并冠以“千古光辉”二字，至此，昭君和西子，既是绝世佳人，又是巾帼英雄的形象才完美地突现在读者面前。有夺目之艳丽，有凛然之浩气，形象之完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第三层，最后一句“战马空肥”，是整首小令的点睛之笔，是对怯懦无能的封建统治者的猛烈抨击，是对饱食终日，只会“山呼万岁，舞蹈扬尘，道那声诚惶诚恐”，而一旦国难当头却夭夭逃之的文臣武将们的尖刻嘲讽。“战马空肥”，封建帝王和那文臣武将，国祸临门，都是不仅不思报国，反而“央及煞娘娘”，求助于裙钗，实在是昏庸已极，无能已极。“战马空肥”，一字千钧，揭开了封建社会痈疽之所在，表现了作者无比的愤慨。
五十字的小令，有挚着的赞美，有无情的鞭笞，倾注了诗人全部的爱和憎。虽曰怀古，焉能无有讽讥现实之意。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