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由景起，写绝塞秋深，一片肃煞萧索景象，渲染了凄清冷寂的氛圈。过片点明佳节思亲之意、结句又承之以景，借雁南归而烘托、反衬出此刻的寂寥伤情的苦况。
上阙写秋光秋色，落笔壮阔，“六曲屏山和梦遥”点出边塞山势回环，路途漫长难行，遥应了“绝塞”一词，亦将眼前山色和梦联系起来，相思变得流水一样生动婉转，意境深广。下阙更翻王维诗意，道出了不为登高。只觉魂销这样仿佛雨打残荷般清凉警心的句子，轻描淡写地将王维诗意化解为词意，似有若无，如此恰到好处。结句亦如南雁远飞般空旷，余意不尽。大雁有自由飞回家乡，人却在这深秋绝塞路上渐行渐远。愁情沁体，心思深处，魂不堪重负，久久不消散。
“不为登高。只觉魂销”一句，词中有诗的意境。也非是用词这种格式流水潺潺地表达，换另一种都不会如此完美。“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是杜牧诗中意境；“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是王维诗中景象。而今，这一切尽归容若。容若此词，看似平淡，其实抬手间已化尽前人血骨。
纳兰容若一向柔情细腻，这阙《采桑子》却写得十分简练壮阔，将边塞秋景和旅人的秋思完美地结合起来。仅用聊聊数十字写透了天涯羁客的悲苦，十分利落。
上片写奇香，渲染烘托，韵趣传神。“公子眼花乱发，老夫鼻观先通。”先从香气刺激人的感官写起，突现出花香之奇特，它不仅袭击得友人曹子方“眼花乱发”，还冲通了词人堵塞的鼻孔，使嗅觉顿时灵敏起来。“领巾飘下瑞香风，惊起谪仙春梦”，则更夸张出香气的威力，其想象力之丰富，令人惊叹。二句用唐朝杨贵妃和李白的故事，以奇铸境。
下片专写瑞香花的浓艳，落想新巧，淋漓博喻。“后土祠中玉蕊，蓬莱殿后辊红。”牡丹历来被称为花中之王，无与伦比，但瑞香花却可与最名贵的牡丹品种相匹敌。人们都说古扬州后土祠中的玉蕊花极其艳丽，洛阳蓬莱殿后的富贵牡丹“程红”举世无双，但是，“此花清绝更纤秾”，瑞香花的“清绝”和它的纤柔浓艳，却都超过了“玉蕊”和“鞓红”。末句“把酒何人心动”意谓对花饮酒哪一个人不为之心动。最后由花过渡到人，暗喻出词人和友人曹子方的才华，都像瑞香花一般“灵草异芳，俟时乃出。词人时因在朝中被群小谗陷，被迫“补外”知杭州，内心郁闷怨愤，壮志难酬，而借古所未有的庐山瑞香花自喻，可谓豪气贯注，斫思灵运。含意深邃，象外有旨。
这是一首咏瑞香花词。极写瑞香花的奇香和浓艳，谓为花中祥瑞。全词咏物兀傲，渲染烘托，层层递进，环环相生，最后繁花落尽见真谛，感人至深。
诗中所写紫李黄瓜的乡村风光，与乌纱白葛道衣装束的诗人，搭配成一幅色彩清丽、情调脱俗的图画。而野寺的幽静清凉正宜于病中的诗人休息，于是诗人由此深深体悟了因病得闲的妙处，并借佛祖故事表明，此心安处是医治一切身体与灵魂创伤的良方。末二句归结到和僧侣自然而亲切的关系，以见诗人自己已经“近道”的内心境界。全诗写景有味，蕴含着更深的哲理。
诗的开头写到祖塔院去的村路景物和作者的服饰。在村路上看到紫李黄瓜的色彩和香味，作者戴着乌纱帽、穿着白葛衣，感觉凉快。《冷斋夜话》称：“哲宗间右珰陈衍：‘苏轼衬朝章者何衣？’衍对曰：‘是道衣。’”朝章是上朝穿的官服，道衣是民间有道者穿的便服，较为凉快。接下来写到了祖塔院，那是在野地里的寺庙，故称“野寺”。作者在病中，所以在寺里闭门靠枕，就入梦乡了。当时是夏天，所以开着轩窗迎风，称“风轩”；因为入梦的时间较长，所以醒来看到窗外的松阴转移了。这一联写在寺中的情景。
作者在杭州做通判，与知州共理政事，平时不可能到庙里去游息。所以说：“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因为有病，所以有闲到庙里来休息，也是不错的事情。有了病，安心就是药，不用再求药方了。佛家认为，人求安心在于自己，自己认为心安了就是，不用外求。作者更认为只要自己能安心就能治病，不用再求药方了，结尾联系虎跑泉，说和尚借给匏瓢，供他自由自在地喝泉水。
这首诗的构思，先写到寺前的路上景物，联系诗人自己的装束。次写到寺后的情景，结合诗人病中情事，再跟祖塔院的祖师慧可联系，从慧可询问安心的方法想到诗人自己的病。诗人把院僧同自己联系，归结到虎跑寺的泉水。这样的结构，容易形成一种可供后人摹仿的写诗样式。纪昀指出，苏轼这首诗“易于摹仿”，说明他的写法，按照游祖塔院的经过来写，可以供后人取法。钱钟书《宋诗选注》说，陆游除爱国诗外，还有“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纪昀讲“此种已居然剑南派”，就指这一方面的诗，苏轼这首诗正是例证。它的艺术特色，就是闲适细腻，像“因病得闲”，“歌枕客梦”，“松阴转”，“安心是药”等等都是。纪昀的批注指出，“剑南别有安身立命之地”，钱钟书又指出：“什么是诗家的生路、‘诗外’的‘工夫’呢？”“他说：‘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换句话说，要做好诗，该跟外面世界接触，不用说，该走出书本的字里行间，跳出蠹鱼蛀孔那种陷人坑。”就苏轼这首诗而言，虽然容易让后人摹仿，但它从生活中来，也是创造。后人摹仿这样的写法，这是后人的事，对苏轼来说却是他自己的创造。
这首诗非常有名，即便只读过很少几篇《诗经》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无非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诗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动。拿鲜艳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实在是写得好。谁读过这样的名句之后，眼前会不浮现出一个像桃花一样鲜艳，像小桃树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觉。写过《诗经通论》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并非过当的称誉。第二，短短的四字句，传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这很可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细细吟咏，一种喜气洋洋、让人快乐的气氛，充溢字里行间。“嫩嫩的桃枝，鲜艳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你看，多么美好。这种情绪，这种祝愿，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点，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像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家世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这让我们想起孔子称赞《诗经》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的话内容当然十分丰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这样一种思想呢？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国风选译》）联系到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农民娶亲“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
《桃夭》篇的写法也很讲究。看似只变换了几个字，反复咏唱，实际上作者是很为用心的。头一章写“花”，二章写“实”，三章写“叶”，利用桃树的三变，表达了三层不同的意思。写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丽；写实，写叶，不是让读者想得更多更远吗？密密麻麻的桃子，郁郁葱葱的桃叶，真是一派兴旺景象啊！
这首诗不难懂，但其中蕴藏的道理，却值得我们探讨。
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美，《桃夭》篇所表达的先秦人美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很美，艳如桃花，还不美吗？但这还不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这才完满。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为流行。关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楚国的伍举就“何为美”的问题和楚灵王发生了争论。伍举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国语·楚语》）很清楚，伍举的观点是“无害即是美”，也就是说，善就是美。而且要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无害。这种观点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实际上赋予了美以强烈的政治、伦理意义。“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那意思是说，统治者重赋厚敛，浪费人力、物力，纵欲无度，就不是美。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否定了“善”与“美”的差别，否定了美的相对独立性，它不承认“目观”之美，是其严重局限。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虽然也有其对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观”之美，但这种善即是美的观点，在先秦美学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念，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孔子也持着这样一种美学观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赞赏“诗三百”，根本原因是因为“无邪”。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在评价人时，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善与美，善是主导方面。甚至连选择住处，孔子也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见，孔子关于美的判断，都是以善为前提的。
但孔子的美学观，毕竟是前进了。它已经不同于伍举的观点，已经开始把美与善区别开来，作为不同的两个标准来使用了。“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当然，通过对《韶》与《武》的评价，还是可以看出，“尽美”虽然被赋予在“尽善”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只是“尽美”，还不能说是美，“尽善”才是根本。
至此，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桃夭》篇，对它所反映的美学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艳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过是“目观”之美，这还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美的具体内容不仅仅是“艳如桃花”，还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与善之结合，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观念呢？先秦人为什么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么重要呢？
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还不仅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说在整部《诗经》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说，《诗经》是把这方面的内容放在头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说它在《诗经》中的地位是很为突出的。如果我们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内容摆一摆，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诗经》中确实是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关雎》，讲的是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与她结发为妻。
第二篇《葛覃》，写女子归宁，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写她的勤、俭、孝、敬。
第三篇《卷耳》，写丈夫远役，妻子思念。
第五篇《螽斯》，祝贺人多生子女。
第六篇，即《桃夭》，贺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头几篇（除掉第四篇），它们写了恋爱，结婚，夫妻离别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等，可以说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
一部《诗经》，三百零五篇，开卷头几篇几乎全部是写婚姻家庭问题的，岂不令人深思？不论是谁编辑的“诗三百篇”，不论孔子是删诗了、还是整理诗了，抑或是为“诗三百篇”作了些正乐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他们是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问题的。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论这个问题呢？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每个人都仰仗着家庭迎接困难，战胜天灾，争取幸福生活，当然希望家庭和睦、团结。娶亲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未来的前途，所以，对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这很容易理解。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汉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为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不论自古以来多少解经者就《桃夭》作过多少文章，但像小桃树那样年轻，像春日骄阳下桃花那样鲜艳、美丽的少女，却永远活在读者心里。人们衷心祝愿她：“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吟诵《桃夭》，不喝也醉了。
清姚际恒评论此诗说：“桃花色最艳，故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自古，漂亮的女子总是受到超常的宠爱，文学更是不吝字墨，推波助澜。无论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还是“玉腕枕香腮，桃花藕上开。”，读起来，总不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更意浓神近，耐人玩味。
默默的读几遍，然后展开想象的画卷，你会看到千年前，在那桃花盛开的时候，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千年的风从那片“灼灼”的桃林中穿过，摇曳着艳丽的桃花，婀娜着多姿的桃枝，似乎有醉人的馨香随风破卷，扑面而来。但你分不清这是什么香，因为你仔细去看，在桃花丛中，隐约着一个款款移动的女子，少女的清香与花香混揉在一起，这是快乐的味道。
画中的女子两颊绯红，可以听到女子的心声：“今天我要嫁给你啦，今天我要嫁给你啦......”
之子与归，是说这个美丽的新娘就要出嫁了。归，妇人谓嫁曰归。在夸了即将出嫁的新娘的美貌之后，诗意开始延伸，人们随之将目光投向婚后的生活，那是怎样的呢？诗里唱到“宜其室家”、“ 宜其家室”、“ 宜其家人”。
宜，和顺美满的意思，室谓夫妻所居，家为一门之内。如果说对新娘容比桃花是毫不掩饰的赞美的话，这里就是含蓄的将女子的“善”，掩藏在宜家宜室宜人中了。试想，新人过门后，若能让一大家子都和睦幸福，仅有美丽的脸蛋是不够的，必得有颗善良的心，才能让公婆姑嫂叔伯接受，才能被夫家的人所接纳，日子才能和顺美满，其乐融融。
从桃花到桃实，再到桃叶，三次变换比兴，勾勒出男婚女嫁一派兴旺的景象。古人通过桃花似的外“美”，巧妙地和“宜”的内“善”结合起来，表达着人们对家庭和睦安居乐业生活的美好向往。“诗三百”开篇，写尽了爱情与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说明家庭和婚姻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期盼，也是统治者的希望，所谓“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说白了，就是建立在“宜家”、“ 宜室”、“ 宜人”上的“宜国”。
不管怎样，“桃夭”是中华民族延续到现在的喜庆与祝福，就是今天，我们也同样祝愿着如桃花般的女子，“之子于归”，能够生活美满，家庭幸福，“宜其室家”。
晚唐绝句自杜牧、李商隐以后，单纯议论之风渐炽，抒情性、形象性和音乐性都大为减弱。而郑谷的这首七绝则仍然保持了长于抒情、富于风韵的特点。
“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扬子江边的岸边杨柳依依，那乱飞的柳絮，愁坏了渡江的游子。
前两句即景抒情，点醒别离，写得潇洒不着力，读来别具一种天然的风韵。画面很疏朗：扬子江头的渡口，杨柳青青；晚风中，柳丝轻拂，杨花飘荡。岸边停泊着待发的小船，友人即将渡江难去。淡淡几笔，像一幅清新秀丽的水墨画，景中寓情，富于含蕴。依依袅袅的柳丝牵曳着依依惜别的深情，唤起一种伤离意绪；蒙蒙飘荡的杨花惹动着双方缭乱不宁的离绪，所以说“愁杀渡江人”。诗人用淡墨点染景色，用重笔抒写愁绪，初看似不甚协调，细味方感到两者和谐统一。两句中“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等词语同音字（扬、杨）的有意重复，构成了一种既轻爽流利，又回环往复，富于情韵美的风调，使人读来既感到感情的深永，又不显得过于沉重和伤感。次句虽单提“渡江人”，但彼此羁旅漂泊，南北乖离，君愁我亦愁，原是不言自明的。
“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三、四两句，从江头景色收转到离亭别宴，正面抒写握别时情景。驿亭宴别，酒酣情浓，席间吹奏起了凄清怨慕的笛曲。即景抒情，所奏的也许正是象征着别离的《折杨柳》。这笛声正倾诉出彼此的离衷，使两位即将分手的友人耳接神驰，默默相对，思绪萦绕，随风远扬。离笛声中，天色仿佛不知不觉地暗了下来，握别的时间到了。两位朋友在沉沉暮霭中互道珍重，各奔前程——“君向潇湘我向秦”。诗到这里，突然停止，富有韵味。
这首诗的成功，和有这样一个别开生面，富于情韵的结尾有密切关系。末句只是交代各自行程的叙述语，既缺乏寓情于景的描写，也无一唱三叹的抒情；实际上，这首诗的深长韵味钧蕴含在这朴质的不结之结中。由于前面已经通过江头春色、杨花柳丝、离亭宴饯、风笛暮霭等一系列的物象情景进行反复渲染，结句的截然而止，更显示出分手握别的黯然神伤，天各一方的无限愁绪，南北异途的深长思念，乃至在这漫长旅程中的无边寂寞，都在不言中得到充分表达。“君”、“我”对举，“向”字重出，更使得这句诗增添了咏叹的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