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题赵晋臣积翠岩的。《铅山县志》卷一说：“观音石又名积翠岩，即古之杨梅山，在县西三里。”《方舆志》说：“积翠岩房蓄烟霭，五峰相对。”庆元六年（1200年），赵晋臣于其上建佛堂，自下望之，如在缥缈五云间。作者曾为赋《归朝欢》（我笑共工缘底怒），此词为再题之作，较之前词具有更多的悲壮苍凉气势。
这首词是把叙事、写景和抒情揉和在一块来写的。开头三句叙事。作者在《归朝欢》词中说：“先生拄杖来看汝。倚苍苔，摩挲试问，千古几风雨。”因为过去来过，故本词起句说：“柱杖重来约”，即重来践约之意。《庄子·天运篇》：“（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咸池，黄帝乐名（一说尧乐名）。《庄子集释》［疏］云：“洞庭之野，天地之间，非太湖之洞庭。”因此“洞庭张乐，满空萧勺”，是说东风荡漾，积翠岩上空古乐缭绕，充满典雅气氛，真可－谓“结亭三四五。会向暖热携歌舞”（《归朝欢·题赵晋臣敷文积是岩》）了。“巨海”三句写景，写积翠岩之千姿百态。《南越志》说：“高州巨海有大犀，出入有光。”前两句化用其意，言积翠岩犹如巨海大犀，拔地而起，其角伸向此山高阁，突兀峥嵘，蔚为壮观。而后一句则说，五峰不一，三三两两，有的前仰，有的后合，姿态各异。在这里，作者使用“拔”“出”“尚”“前”和“却”诸字，化静为动，把积翠岩的神态和气势写了出来。“老我”四句抒情。言其年老力衰，登临伤怀，哀乐异常，只有借酒消愁而已。“劝君”三句寓情于景，写其欲假积翠岩之手，行铲除社会腐败之实，把贪官污吏、盗贼匪徒，全部消灭。“便休论、人间腥腐，纷纷乌攫”，其描写之生动，感情之强烈，真可以说是已发挥到极致。“九万里”三句以大鹏喻积翠岩，写其高洁。《庄子·逍遥游》说：“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风之积也不厚，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此处化用其意，言积翠岩犹如神鸟大鹏，高矗云天，俯视岩下，风雷激荡，云翻雨覆。但岩中少水（《广信府志》说：后得柱杖泉，亦足用），须直上昆仑，洗濯其发，自然引出以下几句。“好卧”四句再次写景，写“当筑陂于其前”。此处运用《汉书·翟方进传》：“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鹤）”的典故，并以鹤自喻，谓赵晋臣应当听取他的建议，于积翠岩前筑十里长陂，拦洪蓄水，让翠色之影倒映陂中，让陂水浸润云覆之深谷，有山有水，积翠岩将变得更加美丽。
此词以叙事起，以写景终，中间穿插以写景、抒情、议论，形象鲜明生动，感情充沛强烈，纵横开阖，挥洒自如，于悲愤中见雄壮，具有浪漫气息和雄放风格。
魏国地处北方，“其地陋隘而民贫俗俭”（朱熹语）。然而，华夏先民是勤劳而乐观的，《魏风·十亩之间）即勾画出一派清新恬淡的田园风光，抒写了采桑女轻松愉快的劳动心情。
夕阳西下，暮色欲上，牛羊归栏，炊烟渐起。夕阳斜晖，透过碧绿的桑叶照进一片宽大的桑园。忙碌了一天的采桑女，准备回家了。顿时，桑园里响起一片呼伴唤友的声音。人渐渐走远了，她们的说笑声和歌声却仿佛仍袅袅不绝地在桑园里回旋。这就是《十亩之间》展现的一幅桑园晚归图。
以轻松的旋律，表达愉悦的心情，这是《魏风·十亩之间》最鲜明的审美特点。首先，这与语气词的恰当运用有关。全诗六句，重章复唱。每句后面都用了语气词“兮”字，这就很自然地拖长了语调，表现出一种舒缓而轻松的心情。其次，更主要的是它与诗境表现的内容相关。诗章表现的是劳动结束后，姑娘们呼伴唤友相偕回家时的情景。因此，这“兮”字里，包含了紧张的劳动结束后轻松而舒缓的喘息；也包含了面对一天的劳动成果满意而愉快的感叹。诗句与诗境、语调与心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所谓动乎天机，不费雕刻。《诗经》的另一篇《周南·芣苢》，也主要写劳动的场景和感受。但由于它刻画的劳动场景不同，诗歌的旋律节奏和审美情调也不同。《周南·芣苢》写的是一群女子采摘车前子的劳动过程，它通过采摘动作的不断变化和收获成果的迅速增加，表现了姑娘们娴熟的采摘技能和欢快的劳动心情。在结构上，四字一句，隔句缀一“之”字，短促而有力，从而使全诗的节奏明快而紧凑。《魏风·十亩之间》与《周南·芣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成为《诗经》中在艺术风格上最具可比性的两首劳动歌谣。前人评《魏风·十亩之间》“雅淡似陶”（陈继揆《读风臆补》）。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确写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但前者充满了姑娘的轻松欢乐，后者则蕴含着陶公的闲适超然；前者明快，后者沉郁，貌似而神异。
这是一首别开生面的饯行词。郑厚卿要到衡州赴任，作者设宴饯别，席间先作了一首《水调歌头》，然而意犹未尽，于是又作了这首《满江红》，所以题目中有“再赋”二字。
上片开头以劝阻的口气写道： “莫折荼蘼！”好像有谁要折。而且一折就会立刻产生严重的后果似的，起笔惊人。荼蘼是在春末开的花，故珍惜春天的人。往往发出“开到荼蘼花事了”的慨叹，作者一开口便劝人“莫折荼蘼”，其目的正是要“留住”最后“一分春色”。企图以“莫折荼蘼”留住“春色”，自然是痴心妄想。然而心愈痴情愈真，也愈具有感人肺腑的艺术魅力。这一句未明写送人，实则点出送人的季节已是暮春，接着又以“还记得”领起，追溯“青梅如豆，共伊同摘”的往事。 “青梅如豆”乃是“春半”之时的景物。再写“看花”，以“少日”的“醉梦”，对比“而今”的“醒眼”。“而今”以“醒眼”看花，花却“笑我头如雪”，让人可“恨”。
下片写物换星移，“榆荚阵，菖蒲叶。时节换，繁华歇”。“花”与“柳”也都“老”了，自然不再“笑我”，但不用说“我”也更加老了，那又该“恨”谁，“算怎禁风雨，怎禁鹈鸠！”在同摘青梅的往事之后，是榆钱纷落、菖蒲吐叶，时节不断变换，繁华都歇，只剩下几朵“荼蘼”的今时！即使“莫折”，但风雨阵阵，鹈鸠声声，那“一分春色”也是留不住的。 “鹈鸠”在初夏鸣。鹈鸠一叫，说明春天已经归去，百花的芬芳也就停止了。因此这种鸟在诗词中就常被用来表现岁月蹉跎、年华虚度、众芳衰歇、青春迟暮的悲哀。作者在这里于“时节换。繁华歇”之后继之以“算怎禁风雨，怎禁鹈鸠！”表现了对那仅存的“一分春色”的无限担忧。在章法上，与开头遥相呼应。
“老冉冉兮花共柳，是栖栖者蜂和蝶”两句，是工对，命意新警。“花”败“柳”老，“蜂”与“蝶”还忙忙碌碌，不肯安闲，有什么用处呢？春秋末期，孔丘为兴复周室奔走忙碌，有个叫微生亩的很不理解，问道： “丘何为是栖栖者与？”作者在这里把描述孔子的词儿用到“蜂”“蝶”上，是寓有深意的。
上述描写都没有涉及饯别，到了结尾时，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写了“也不因春去有闲愁，因离别”即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一系列的悬念和疑问。
全词句句惊心动魄，其奥秘在于句句意兼比兴。例如“莫折荼蘼，且留取、一分春色”，写得是如此郑重，如此情深意切，令人想到除它本身的意义外，必另有所指。其他如“醒眼看风月”、 “怎禁风雨，怎禁鹈鸩”以及“是栖栖者蜂和蝶”等等，也都是这样的。随着“时节换，繁华歇”，人的头发也已似雪一样的白。洋溢在字里行间的似海深愁，分明是由“春去”引起的，却偏偏说与“春去”无关；都只是“因离别”，却又偏偏在“愁”前着一“闲”字，显得无关紧要。这就不能不发人深省。联系作者生平，他生于乱世，力主抗金，由于投降派把持朝政，遭到百般打击。这首词把“春去”与“离别”绾合起来，触景生情，比兴并用，国家的现状与前途，个人的希望与失望，俱见于言外。 “闲愁”云云，实际是说此“愁”无人理解，尽管“愁”也是徒然。愤激之情，出以平淡，却内涵深广，远远超出了送别的范围。
这是一篇理意深刻、情趣盎然的咏物寄志散文。作者从山多髯松和结庐在此的原因，写到烟云万顷亭、唯天在上亭、清高亭、环中亭的历历景物。文章篇幅不长，由于紧扣了髯松这一特点，所以能把看松庵雄伟壮丽、幽美宜人的景色一一呈现在读者眼前，读了令人有飘然忘返之感。
第一段状写匡山的美景，第二段叙写章三益在匡山建造庵庐及亭，第三段交代“看松庵”的命名缘由，第四段以问答的方式为章三益明志。此文主要对龙泉人士对章三益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作者认为章三益无论隐居还是出来做官，都能像松树一样坚持操守。
第一段写章三益在庐筐山结庐的原因，紧扣“乐松”两字。筐山髯松弥望，新翠如濯，上有为隐者所尚服的薜荔、女萝，下有能安神和气的茯苓之属，环境特宜养生养性，蓄志律身，因而结庐其间。
第二段写“看松庵”命名原由，全段围绕着“看松”两个字，先写庵的四周建有四亭，点明这个地方既有能生万顷烟云的深潭，又有高入云霄、视野广阔的峰峦，既有清寒空碧的林荫，又有众峰环翠、宛如仙人所居的静谧之处，庵庐就是结在这高、远、清、空的环境之中；继写“看松”的乐趣，从忘我入神而“看”到“行歌松间”的自乐，再到髯松解意“相娱”，层次分明。在章三益的眼里，松树根深叶劲，寒暑不惊，是“元夫巨人”以及“古豪杰”品格的像征，因此敬慕不已，久视不舍，以致主观精神与客体之形凝合为一，“物我两忘”；而章君行歌松间，髯松奉笙箫之音以“相娱”，则是以拟人手法点出髯松对章君之知遇。
第三段是议论，就松树的“正刚之气”结合章三益生平实际行为进行阐发，笔端饱含抒情。由于议论是针对“龙泉之人士”以为章三益已经“忘世”而发，显得顺理成章。
第四段是写作者邀请章三益一同游览青萝山，表示自己也有与章君相同志趣，也愿意以松为友以自律。文末以“虽然”一词转折，以“筐山之灵，其亦迟君久矣”一语呼应前文，戛然结束全篇。
松树的“正刚之气”，历来是仁人志士自厉自立的榜样。撰作文章时，作者已经四十多岁了，在这样的年纪面对着不堪的世道，他不但不嗟老叹悲，反而能以髯松的正刚气质自厉自期，想要以此与章君共律共勉，积极的人生太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正二十年庚子（公元1360年），章三益与宋濂、刘基、叶琛四人同应朱元璋之召，为明初政权效力。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三益与刘基同拜御史中丞之职，证实了宋濂认为三益结庐筐山并非“忘世”的正确判断。
文中提到章君久视髯松，“精神凝合，物我两忘”，是指主体对髯松正刚之气的神会与融合，即客体特征向主体的入化。这也是儒家所一贯倡导的“养志待时”的涵养过程，在某种特定境况下，它确有助于主体精神的扩充与升华。庄子所主的“物我两忘”是“无我”，是消极弃世；而这里所说是要将自己扩展成“大我”、“新我”，两者是不同的，这一点要加以区别。